從法國大革命，列寧的十月革命，到毛澤東的中國革命，這一路以建造「新社會」為目標的烏托邦，究竟給人類帶來了什麼？
探討大革命的理論書很多，但文學家通過講故事和塑造人物，往往能把作家對革命的理解表達得更生動、更準確。十九世紀的四位最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雖然他們的經歷大相逕庭，所寫的故事各有千秋，但他們不約而同都對無視生命本身、踐踏人道情懷的「革命」持負面看法。
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明顯表現出對法國大革命的厭惡和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則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到來之前，就有預感和恐懼。他們之所以能對「革命」有更準確的把握，是因為他們衡量對錯的標準是人、人性、人道；而不是政治家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必須讓位於人道情懷，人道主義的光芒高於一切。雨果的《九三年》就是把人道主義精神推向極致的精品。
人道情懷高於一切
《九三年》的主角有三個∶忠於國王、要挽救君主制的老伯爵，殘忍的革命軍政委，有人道情懷的青年將領。但關鍵的角色，卻是三個不諳世事的孩子。這三個孩子開篇就出現，結尾時更被矚目。三個弱小的生命，支撐起幾個高大的、閃爍著人道主義情懷的形象。最後人道主義戰勝一切，贏得最後的勝利。
《九三年》開篇最精彩的部分是一個革命軍和一個村婦的對話。軍人問∶「你是什麼政見？你是和藍軍在一起？還是和白軍在一起？」回答∶「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村婦告訴軍人她丈夫三天前被殺害了。「誰殺了他？是藍軍還是白軍？」「是子彈殺了他。」
《九三年》裡最高大英雄的最偉大壯舉，是救了這個什麼政治也不懂的村婦的三個孩子。在書的結尾，這三個孩子被大火包圍，本已逃脫革命軍包圍的老伯爵毅然返回，救了那三個孩子，寧可自己被捕、上斷頭台；那個有人道情懷的青年將領認為，老伯爵的行為代表人道，代表無辜，所以把他放了，結果他自己被革命政委（也是養育他成長的老師）送上了斷頭台；而為了遵守自己的理念把自己最心愛的弟子送上斷頭台之後，革命政委自己舉槍自盡。
衡量「革命」的尺子
這本書實在是非常地「雨果」，他在把人道主義的旗幟高揚到高於一切意識形態之上的同時，把人性的潛能提高到近乎耶穌才能企及的高度。其人道情懷和理想主義的光芒，使幾百年來任何國家為了種種意識形態——均貧富、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等等——而踐踏具體生命的革命者們，卑微到無法理喻的程度。
雨果提出了至今仍是人類嚴肅而重大的問題∶孩子和革命哪個重要？生命和政治哪個寶貴？雨果的結論是∶人道高於革命，仁慈重於意識形態。人，人性，人道，這些價值是至高無上的，它是衡量一切「革命」的尺子。在三個無辜的生命面前，沒有藍軍、白軍，沒有保皇和革命。
《九三年》思考醞釀了十年，也是雨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可謂他一生思想的結晶。書名《九三年》是指大革命進入第四個年頭、也是紅色恐怖進入高潮的一七九三年。這是革命關鍵的一年，因路易十六國王手下的將軍「老伯爵」在法國旺代地區率眾起義，羅伯斯庇爾的革命黨派共和軍去「平亂」。
把整個過去集體屠殺
圍繞描寫起義與平亂，雨果提出對革命的總體看法。首先，他認為，大革命是對國王制度的反抗。路易國王和老伯爵莊園的「塔樓」代表法國十幾個世紀的君主政治，是君權，特權，神權的結合。這種土地上，灑過太多的鮮血和眼淚，埋有太多的屍骨和罪惡；於是「兇險的樹在這不祥的土地上萌芽」，復仇者最後冒出來，暴怒地對「塔樓」說，「我是你的女兒」——它就是「斷頭台」！
其次，在雨果看來，君主制雖有嚴重問題，甚至罪惡，但是，羅伯斯庇爾的大革命更可怕，因為它更暴烈、更兇殘、更血腥。如果說國王政治是「一個令人厭惡的瘤」，那麼大革命就是「一把斧頭」，它亂殺亂砍，濺出一片血腥和恐怖。雨果蓋棺論定說，「大革命就是斷頭台」，對其痛恨至極！
雨果在書中用老伯爵的口痛斥革命的罪惡∶「你們殺掉國王，殺掉貴族，殺掉教士，踢倒聖壇，粉碎上帝；你們只會破壞、粉碎、摧殘、毀滅，心安理得地充當殘暴的野獸。┅┅你們把整個過去集體屠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