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者，是賢於貴生。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老子》
誰說王朝去不還，遺風依舊襲人間。
可憐一紙陳情表，謫貶西南路八千。
——張愷帆《彭總罷官》
安徽官場本來不值得作為一個專題來記述研究的。因為在執政黨決定一切的極權體制下，一級地方政府是沒有什麼自主權的，都在按中央的統一部署辦事。很難想像安徽官場是一個樣，江蘇浙江等又是一個樣，說到底安徽官場其實也就是全國官場的一個縮影，所以不問是大躍進時期也好，文革時期也好，安徽或是其他省發生什麼事，都不能從一個省的角度去看，那是看不清道不明的，不是有一個比喻至今還在說嗎，就是全國一盤棋！
但是，儘管如此，作為一個幾千萬人的大省，畢竟還有相當的獨立自主權，各省之間面臨的實際問題也是千變萬化的。平常時期這些問題可能不會表現出重大差異，或者也就是先進一點落後一點；問題多一點少一點；領導幹部水平高一點低一點；百姓生活富一點窮一點之間的事。可是一旦遇到特殊時期，就說大躍進餓死人的事，省與省之間，就可能表現出巨大的差異。安徽1958～1962年，災前人口為3446萬人，非正常死亡633萬人，百分比為18.37%（據2007香港書作坊出版社出版的辛子陵著《紅太陽的隕落》一書，而據200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愷帆回憶錄》第369頁的注釋記載，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應該是406.3萬＋141.7萬＝548萬人。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及失蹤人數等，張愷帆所說「安徽餓死約500萬人」，是接近事實的）。而鄰近的江蘇省，災前人口為5296.3萬人，非正常死亡152.7萬人，百分比為2.88%。另一鄰省浙江省，災前人口為2570.3萬人，非正常死亡14.1萬人（尚不及安徽無為縣一縣餓死人的一半），百分比只占0.55%，和安徽省相差近二十倍！當然，即使是按比例全國餓死人倒數第二位的浙江省，也餓死了十四萬多人，每一個人生命價值都是等同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富饒的浙江，居然會餓死十幾萬人！除了中央的決策失誤之外，浙江省的主要領導也罪不可赦！但是鄰近浙江的安徽，雖說窮一點，自然條件差一點，大躍進之前，兩省百姓的生活，並無太大的差異，為何大躍進一來，在自然條件大體相同的情況下，安徽災難如此深重？餓死人的比例竟超過浙江近二十倍？！主要問題應該出在安徽官場！所以安徽人有權利追究這場空前大劫難罪魁禍首的責任，也如全體中國人有權追究由於執政者的倒行逆施，施行竭澤求魚的掠奪政策，導致全國被餓死三千七百多萬人禍首的責任一樣！
我們先說說安徽的官場。安徽那些年，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特大變故，竟然會有餓死五、六百萬人，按比例居全國之首的大災難發生呢？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和安徽省長黃岩為首的安徽省委省政府，究竟幹了哪些狠事、惡事、傻事、蠢事，異想天開的事，勞而無功、有害無益，甚至自毀家園和殘害百姓草菅人命的種種壞事，才造成如此嚴重的惡果呢？我作為一個普通安徽人，也作為那場亘古未有大災難的經歷者和倖存者，一直想弄清這些事的真相，給那些枉死的亡靈一個交待。雖說當年枉死的幾百萬幽靈，已在地下沉睡了半個世紀了，但我相信這些幽靈一直在用我們聽不到的聲音，在呼喊著控訴著！他們櫛風沐雨胼手胝足，長年辛勞，養活這個國家和社會，都是善良的順民，為何不容於當世，大批大批地被搜刮剝奪乾淨，而悲慘地死去！直至今天不但冤情無處申訴，連一個說法也沒有！天理何在？
本來對於記述評論這樣重大題材，我是信心不足的，但近年有兩件事敦促我也幫助我可以做一點多年來想做又未做成的事。一是有幸讀到了安徽人民出版社經中央認可正式出版的《張愷帆回憶錄》，首次對半個世紀之前曾沸沸揚揚渲騰過的什麼張老愷無為放糧，案驚中央，毛澤東嚴詞批示的所謂「無為事件」，有了官方版本的確認。此事非同小可，因為中國58-62年餓死三千七百多萬人的大慘案，雖說開始於58年的大躍進大辦鋼鐵大折騰，但據己知材料，迄至59年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為五百二十二萬人，雖說數量巨大，也還不足三千七百多萬的零頭。如果59年秋的廬山會議能及時糾左，以後的人就可以少死或不死！可是鐵石心腸視人命如草芥的毛澤東，居然加大反右傾和大躍進的步伐，除了打倒敢於直言的彭德懷等人之外，對張愷帆無為放糧解散食堂等解民生於倒懸的救命措施，作了極嚴厲的視為反動的長篇批語，並下達全國，這就阻死了任何一級政府和每一個官員的憐憫之心和緩衝手段，也阻死了農民們最後一點的自救之路，這才有60年餓死一千一百五十五萬；61年餓死一千三百二十七萬；62年餓死七百五十一萬，總數達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被餓死的人類歷史上的空前大劫難。雖說這場大災難形成的因素很多，相關責任人從中央到地方，涉案的是一批龎大的人群，不能簡單的只追究一個人或幾個人，但從發動大躍進乃至反右等政治運動的全過程分析，這場大災難的第一責任人，非毛澤東莫屬！白紙黑字寫在那裡，豈能抵賴得了！從這一點看，弄清安徽大躍進中發生的事，其實也是解讀全國當時形勢的一把鑰匙，可以說《張愷帆回憶錄》的正式出版，是研究大躍進中的中國，一份極其珍貴的資料。
此外還有一份也應稱得上有很高歷史價值的資料，就是安徽無為縣農村工作者．炎黃文化研究會特約作家丁人卜先生的遺著《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錄》一書的被披露。使我們知道在共產風肆虐期間，一個瀕臨長江的魚米之鄉，為何在沒有大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主要是人禍，導致58～60三年（61年未統計），全縣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餓死了320422人，百分比為30.6。無論在絕對人數和按人口比例上，都可能是一縣全國之最的重要史實。丁人卜先生本著對歷史負責和對枉死百姓的悲憫情懷，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論證了資料的真實性，並用可貴的細部一一解讀，在這魚米之鄉，如何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和公社食堂化之中，是怎樣從烏托邦走向人間地獄的。特別是書中詳盡描述了農村怎樣在漂亮的言詞欺騙，和兇狠的行政措施配合下，掠奪了農村的幾乎全部財產的！最不堪的是通過所謂反瞞產私分，一步步把農民逼到死的絕境！
49年之後，安徽在幹什麼？中國在幹什麼？歸納起來，主要是兩件事，就是一切為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經濟體制一體化忙碌著。政治思想要實現一元化，就得以階級鬥爭為綱，施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掃除一切執政者認為是異己的觀念和言論，貫徹到各個領域和城鄉每一個角落，目的就是用毛的思想或曰統率或曰鉗制幾億人的思想！為此不惜製造假想敵，預設鬥爭對象，打倒批臭殺關管一批又一批執政者認為是階級敵人的中國公民。從此中國再沒有敢說真話的人了，一切壞事惡事可以通行無阻了。所以有人說，反右是因，大躍進是果。
另一件大事，就是為實現經濟體制一元化，以消滅私有制為目的三大改造運動。把全國的資產都掌控或曰掠奪在執政者手中！當時中國的私營工業，商業、手工業力量都很薄弱，在集體化或曰收歸國有過程中，固然遇到過抵制和反對，但在強大的國家專政的機器面前，都不堪－擊，很快被壓碎了，甚至沒有掀起過像樣的風浪。
中國的問題在農村。和對農村的嚴密控制相比，前幾項改造措施，只能是前奏曲。而在農村廣袤的大地和數億農民中，如何實現執政者的既定目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最高執政者，確實傾注了大量心血，用盡了一切手段的。動用了強大的宣傳攻勢，配合以深入到每村每戶的嚴密組織形式，支部建到村，又培育了一大批效命於極權體制，時時揮舞專政大棒的各級管理幹部。再藉助於歷次政治運動的威懾力，終於完成了對農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其標誌就是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從此執政者可以對農村對農民為所欲為了。
以上就是大躍進前後中國的現實，當然也是安徽省的現實。在全國一盤棋的中國，是不允許也不可能有一個地方，不按中央的部署辦事。如果說當時的左傾之風，或曰共產風籠罩中國之際，各地還有些差異，也只能是誰很左，誰更左，誰極左而已。
當時的安徽應該是極左的典型！
極左的安徽，當時是什麼樣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整人最凶，餓死人最多！就整人而言，安徽的肅反反右反右傾都是成就巨大碩果纍纍的。反右抓了以省委書記李世農為首的高中級幹部右派之外，有人言安徽抓的青年右派按比例占全國之冠之說。反右傾則出了個毛澤東親自批示的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愷帆，全國聞名。這一切厥功至偉的當然是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要不然怎能是曾霸王呢？曾希聖的兇狠，不僅表現在搞－言堂，整肅異己方面，更重要的是對安徽幾千萬百姓的戕害！安徽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曾希聖當然是最大的惡主！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高徵購，反瞞產私分，瘋狂逼糧，這些全國都有的惡事，安徽做得更兇狠已是不爭的事實。曾希聖等為了邀功請賞，毫無體恤百姓之心，無限量地役使安徽勞力，使百姓們尤其是農民體力耗盡，物質資源也耗盡，也是餓死人的主要原因。
可以舉兩個當時曾沸沸揚揚很熱鬧過一陣子，至今人們還不能忘卻的例子：
一是土法上馬大辦鋼鐵；當然全國都在辦，但安徽為此事引起毛澤東的特別關注，不能不說。1958年9月，毛曾來安徽視察，當毛從安慶乘汽車到合肥後，9月16日曾給曾希聖寫了一封信，信里說「沿途一望，生機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驕傲……」毛澤東看到了什麼，使他這麼高興呢？當時省內報紙紛紛報導，原來毛澤東沿途看到的，各地都在大煉鋼鐵，密密麻麻的全是爐火沖天地在用土高爐煉鐵！現在看來這種看起來熱鬧，實質是多麼荒唐野蠻毫無人性！試想一想，到處夜以繼日的燃燒，不僅燒光了山上幾乎全部的樹木，甚至燒光了農民家裡的門窗床板，而煉鐵的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賴以生存活命的鍋盆等用具。結果煉出什麼來呢？只是毫無用處的廢渣，又燒焦了的農田，也耗盡百姓的體力。上有好者，下必甚之。毛澤東對曾希聖這麼一誇獎，曾希聖在安徽更加有恃無恐，大片大片森林被砍伐，大量資源被消耗浪費掉，老百姓在繁重的勞役中一天天被拖垮！
第二個例子是盲目興修水利；安徽省委一班人，曾經津津樂道過的，什麼八億八億再八億，也是得到了毛澤東關注的。1958年12月9日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曾在會上說；「學習曾希聖的機會主義：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開始計劃搞8億土石方，曾變成16億，8億是機會主義，16億是馬克思主義。可是沒幾天，又到了32億了，16億就有點『機會主義』了。最後到了64億，我們把改變全國面貌的時間說長一點無非是當『機會主義者』，這樣的機會主義，我願意當，當了有味道……」八億什麼？八億八億再八億什麼？64億又是什麼？原來指的都是大躍進中興修水利所挑土石方的總量。記得發表於59年初某期紅旗雜誌上的數字，還是八億八億再八億。報刊上曾大吹大擂過一陣子，說是這些土石方，如果要鋪成多寬多厚的路，可以從地球一直鋪到月球！說是天文數字真是名至實歸。就說24億吧，這是個什麼概念呢？為什麼能把安徽幾百萬農民累死餓死？需要算算細帳的。1958年安徽人口是3446萬，農村人口應是三千萬左右，青壯年總數也就六七百萬人吧，總不能全上挑水庫工地吧，還有大辦鋼鐵那一檔子事哩。就算他有四百萬人去挑水庫，那二十四億土石方，攤到每個人頭上就是每個人要負擔六十立方土石方，我上過挑土方的工地，那是很累很累的活，差一步也到不了位的，不像干農活，還能磨磨洋工。一立方土一般勞力大約要挑七八十擔，濕土要挑上百擔，隨著水庫挖的愈深，挑土的路也愈長，行走更艱難。當時修水庫施行機械化作業的地區，安徽除了國家投資的佛子岺水庫梅山水庫等之外，農村人民公社興修水庫，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馬，是人挖人挑的。挑水庫一般在農閒水位低的季節，就算三個月吧，除去陰雨天，和各種雜事，實際挑土方的日子也就兩個來月。不能都去挑土，要有人挖土，有人開山，有人修路，有人做後勤，生病的乃至死亡的，尤其是到後期愈來愈多。實際挑土人至多也就一半左右，那每人負擔的土石方就在一百立方之上。兩個月一個人總量要挑一百立方土石，按每立方八十擔計算，就是八、九千近萬擔，那每天就得挑上近二百擔土石，這是個什麼概念，即使是一天幹上12個小時，也干不完！不要忘了，當時農民手中早已家無餘糧，靠公社食堂清湯寡水，都在半飢餓之中，大批人患了營養不良的浮腫病和乾瘦症，把這樣的饑民和病號，趕到如此繁重體力活的水庫工地上，無異於催促農民們早死，事實也是很多社員，特別是擔負重體力活的青壯年，受害最深，很多人猝死在水庫工地上。我劃右後被送到皖南廣德縣門口塘農場監督勞動，常去當地的新杭水庫工地挑肥，就親眼見到一些飢餓力竭的社員，倒斃在工地和路邊。更值得一說的是，這些耗盡農民體力乃至生命的水庫工程，由於是土法上馬，既無科學設計，又無鋼筋水泥支撐，大部分皆毀於第二年春汛，形成次生災害。
當年執政者，為了自身獲得最大利益，在搜颳了百姓的幾乎全體物質財富之後，又無限度的役使百姓的勞力，終於釀成亘古未有的大災難，也喪盡了民心。使人不能不想起兩千多年前老子所說過的幾句話：「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官府盤剝太多，百姓能不挨餓嗎？官府把百姓當牲口一樣驅使，百姓能那麼聽話嗎？官員們一個個盡情享受，老百姓還有活路嗎？胡適先生曾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老子》一節中說到：「讀者試把〈伐檀〉、〈碩鼠〉兩篇詩記在心裡，便知老子所說『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和『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的話，乃是當時社會的實在情形。」（大綱37頁）原來千古暴政，都是－個樣子。
那些年安徽百姓過的是幾乎豬狗都不如的日子，那麼，以曾希聖黃岩們為代表的省級領導們在幹嘛呢？與百姓同甘共苦嗎？說心裡話，儘管安徽省委一班人，49年後在安徽未做過什麼好事，搞政治運動倒是行家裡手，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害得多少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可是在對待幾千萬農民方面，還是希望他們能發一點善心的。因為你們整知識分子也好，整大大小小私營工商業者也好，整右傾幹部也好，你們都可以打一張牌，說你們整倒資產階級和代理人，是為廣大工農群眾謀福利，是要「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可是你們對農民出那麼狠的毒招，做最徹底的剝奪，你們又能如何自圓其說呢？你們儘管想的做的都只能是一切都為了執政者自身的最高利益，那麼就是為了能夠更長遠的剝奪，你們也應該有一點憐憫之心，不能見死不救吧，要是安徽的百姓都大批大批餓死了，你們的省委書記省長還怎麼當？
可惜，我想的太天真了，所有我希望能看到的東西，除了張愷帆無為放糧解散食堂，曾呈現過一線曙光，又被迅速撲滅之外，看到的聽到的依然是躍進再躍進，逼糧再逼糧，死人再死人！更惡劣的是省委曾希聖等一班人，整倒張愷帆之後，更加躊躇滿志，一意孤行，盡皆食民而肥。真正的一邊是大批百姓在苛政下累餓而死，一邊是貪婪無度荒淫無恥，連極左派大將，竭力鼓吹大躍進的柯慶施都看不下去了，說他們是像豬－樣在往前拱，終於集體出局，拱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其實這麼說對他們也多少有點不「公」，安徽省委一班人胡作非為，像豬一樣往前拱，害死了幾百萬老百姓，別的省頭頭們，都施政有方，廉潔自律，百姓們都安居樂業了嗎？真要是那樣，安徽的頭頭全拉出去斃了也不冤。可惜事實不是這樣，原來在全國一盤棋的格局下，各省市之間並無大的差異，只多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既然大家彼此彼此，幹嘛他們能平安度過，連餓死人最多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不但未受處分，反而升了官，成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儼然乎國家領導人了。那為什麼偏偏安徽省委要倒那麼大霉，常委們集體出局呢？！想想也是呀，都一樣幹了壞事，結局咋的就這麼不－樣呢？
都是張愷帆惹的禍！本來張愷帆作為安徽省委主要領導之一，安徽省委那些年幹了那麼多壞事，他都不可能獨善其身。雖說張愷帆在安徽一貫心慈面軟，在政治運動連年時，保護了許多人，是出了名的大「黑」傘。但他也得按官場規則辦事，不可能－切了無干係。正如省長黃岩批判他時所說的，你揭安徽省委的蓋子，不是在揭自己嗎？深諳官場潛規則，又有長期從政經驗的張愷帆，焉能不懂這一點淺顯的道理。他當然知道如果隨大流，按既定方針辦，結果當然是平安無事，安徽再死多少人，上有毛澤東下有曾希聖頂著，帳是算不到他頭上的，即使是渾渾噩噩，也能平安到老。省里乃至全國官員，大家都在按當時的規則出牌，你居然敢擅越雷池，想到過嚴重後果嗎？
是的，張愷帆越軌了，他從省委集團里剝離出去了，也從當時的大躍進的主流輿論的浪潮中跳出來了，他成了一隻涅磐的鳳凰，而鳳凰涅磐是要受火刑的！而張愷帆涅磐的過程，也確是歷受煎熬，差一點粉身碎骨。
張愷帆的覺醒或曰涅磐過程，有一個思想認識的轉變過程，並非是一時的衝動，更不是什麼匹夫之勇，而是揉合了多種因素，包括張愷帆的人文素養和做人的品格，這也是歷史選擇了張愷帆的重要原因。
而促使張愷帆毅然轉身的則是安徽農村大饑荒嚴峻的現實，安徽作為大躍進重災區，災難是全方位的。宣城、亳縣、鳳陽、定遠、和我的故鄉全椒等縣，當時都處在被逼糧而飢餓難熬的水深火熱之中，這些張愷帆都是知情的。而迫使張愷帆奮然一跳的直接原因，則是家鄉無為縣農村饑民的哀號和餓殍的屍臭！
張愷帆在大躍進中的安徽農村，尤其是他的家鄉無為縣，究竟看到了什麼呢？先摘抄一段《張愷帆回憶錄》裡的有關記載；1959年，糧荒十分嚴重，群眾叫苦不迭，省委負責同志還以為這是「假象」，是群眾把糧食藏起來了，命令下面把糧食搜出來。張愷帆因為還兼著巢縣縣委書記，常在下面走，知道實情，可當時浮誇嚴重，不敢講真話，就在省委常委會上提議，都下到基層和農民一起過人民公社化後第一個春節，曾希聖聽了很高興。到農村一看，群眾缺糧叫苦不迭。我們的幹部卻到處搜糧食，甚至把農民草堆拆了找，群眾家裡十室九空。到公共食堂看，鍋里全是青菜蘿蔔葉子，很少見到糧食。（《張愷帆回憶錄》第341頁，以下只注頁數）鑑於有人說農民們晚上偷著燒吃的，我和縣農工部長陳建章同志一起坐車下鄉察看。出了城，四周－片漆黑，許多群眾當時連燈也點不起的。好不容易見到一家有亮光，我和陳建章同志商量，以借火抽菸為藉口去察看。敲開了門，那家農民果然在燒鍋，我揭開鍋蓋一看，全是青菜、蘿蔔葉子，沒有一點糧食！那個農民說，白天要幹活，晚上不弄點吃吃就餓得睡不著覺。
（59年）二三月份，合肥市委書記劉征田、市長趙凱到巢縣找我，要求調糧到合肥。他們說：「合肥幾十萬人口，糧食只夠吃幾天的了，情況很急。」我說：「巢縣只剩千把萬斤，幾十萬人都指望它，好多人在餓飯，糧食沒法調。」劉征田同志說：「剛才曾政委（希聖）在廣播上說群眾有糧食，藏起來了，白天一片青，晚上－片紅（指晚上偷著燒吃的）」我說：「豈有此理，這完全是聽信了造謠！」劉征田說：「那現在怎麼辦呢？」我說：「我兼巢縣書記，不能不管巢縣人民疾苦，我可以不當省委書記，糧食不能調。」劉征田說：「有人說你受騙了，桂書記在桐城搞出了幾億斤，巢縣能例外嗎？」我說：「省委可以派人來查。」沒幾天，李凡夫、高鴻來了，他們傳達省委負責同志對我的批評：「工作不深入，受欺騙。」我無話好說，就領著他們到好多人家去查，除了一點種子外，根本查不出糧食來，他們也無話可說。
以後張愷帆和他們又去了鄰縣含山，並去了鄰省江蘇的江浦縣橋林鎮考察。安徽還儘是要飯的，江蘇情況已好得多，江蘇農民說，他們早就不吃食堂了。造成安徽這種局面，高徵購、浮誇風是主要原因，但辦食堂，層層剋扣，也是重要原因之－。與各省比較，安徽食堂持續的時間太久了！後果是慘痛的……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
從江浦回來後，我要求向常委匯報情況，一提匯報，曾希聖同志說；「你的書面報告我已經看了，你不要匯報了。老張，你為什麼總看陰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點右，要注意。」其他書記、常委在旁邊，也學會了看風使舵．報喜不報憂，投曾希聖之所好了。結果，下面來的同志都講好的，致使情況越來越嚴重。（340-344頁）
……我們進入無為，第一鎮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裡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無為許多人認識我，都向我下跪：張省長，救命！我們還不如雞，雞一天還有兩把米。聽說上頭規定每人每天二兩原糧（稻、麥而非米、面），能發到我們手裡也好。發給食堂，層層剋扣，我們就一點見不到了。「張省長，把自留地還給我們，我們也度度命。」我到石澗區沿河梢村，全村十幾戶人家就有九個孤兒！農民家裡，第一個餓死的，家裡人還給他弄幾塊板，釘個棺材。第二第三個餓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門板抬出去。第四第五個就更慘了！慘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沒有勁挖，天又熱，沿途常聞到腐屍的臭味……（346頁）
……情況太緊急了，晩上，我們到了無為縣城，立即找縣委書記來匯報。姚奎甲書記來了，仍然是報喜不報憂。我問他「五八年收了多少糧食？」他說：「十三億斤。上交七億斤」我問：「現在口糧每人每天多少？」他說：「四兩原糧。」我又問：「全縣有多少浮腫病人？」他說：「不過萬把人。」我說：「收了這麼多糧食，為什麼還有浮腫病人？」他說：「浮腫的人都是好吃懶做，不做事當然沒有飯吃。」我明知他是扯謊，沒有駁斥他，只把我們在石澗區看到的告訴他，我說：「我不多談，你親自下去看看，如果你看到的跟我們看到的一樣，那你必須立即採取緊急措施，進行搶救。」
第二天，糧食局長找我反映；他們有兩本帳，一本收七億斤，另一本十三億斤，其實只七億斤。（347頁）
安徽是農業大省，58～59兩年，雖有部分地區有水旱之災，都是局部的，和鄰近的江蘇浙江沒有什麼大的差異，更不能和54年淮河決堤，淮北七縣頓時成水鄉澤國的特大水災相比（筆者時年17歲，正在淮河決堤口，以實習醫士身份參加防汛搶險，出生入死，榮獲災區鳳台縣政府一等功）。54年未大刮共產風，也未放糧食衛星，糧食收成也沒兩本帳，更沒有搞什麼反瞞產私分鬥爭，所以那麼大的水災，很少餓死人。而這兩年在無大的自然災害情況下，農民居然這麼苦，一個省居然幾百萬人被餓死，究竟是天災為主，還是人禍為主，還需要辨白嗎？天災難道只災安徽不災江浙嗎？
再說到無為縣，無為瀕臨長江，境內水網縱橫，是魚米之鄉，僅靠農產也能衣食無憂。1958年大辦鋼鐵，農村勞力調走了，農田管理不到位，該收的未收上來，又受了一些旱災，糧食減了，但也還有7億斤，無為當時全縣人口九十餘萬，人均原糧還有七百餘斤，還不算農民自留地部分。如果當年不刮共產風浮誇風，不放糧食衛星，不收回農民自留地，不辦農村食堂層層剝削，或是像鄰省江蘇那樣，早早把食堂解散了。特別是不搞糧食產量兩本帳，實話實說就報七億斤，還可能上調七億斤嗎？如果這些事都沒有發生，無為縣和安徽省還能發生如《張愷帆回憶錄》中記述的慘象嗎？那造成如此惡果的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呢？
搞清楚當時張愷帆面臨的農村現實，他和省委曾希聖等的矛盾，特別是糧食問題，究竟安徽當時是如曾希聖所說的，農民們家裡真的藏有很多糧食，必須繼續開展所謂反瞞產私分的鬥爭，把農民家中僅有的一點度命的口糧都搜刮上來，任憑農民大批的餓死；還是承認農村確實已經十室九空，因共產風肆虐和無限量的征糧，已經發生了亘古未有的大饑荒，正大批餓死人，要扭轉這一切，當務之急就是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逼死農民的罪惡勾當，立即還糧於民，放億萬農民一條生路呢？張愷帆深知，在第－書記一言九鼎的極權體制下，在曾霸王的專橫面前，一切爭論都是徒勞的。曾希聖是不會聽他的，只會批評他右了。但當時他身在無為，畢竟還是省級高官，還有一點救贖的權力。怎能睜著眼睛說瞎話，見死不救呢？他不能不出手了。
張愷帆是個活菩薩，更是個務實的人。他如何處理無為縣農村大批農民已被餓死，和將有更多的農民被餓死的危急狀況，《張愷帆回憶錄》裡有詳細記錄，不一一複述了。無非就是很多文章中提到的：立即停止糧食上調，解散公社食堂，把農民應得的口糧，發到農民手中，發還農民的自留地，開放農村集市貿易，抓緊晚秋農作物和蔬菜的種植管理，懲治迫害虐待農民和食民而肥的農村幹部，愛護醫治生病挨餓的窮苦百姓。未說一句空話，未提階級敵人破壞，不說階級鬥爭，只說災難，只說怎樣千方百計如何度過難關，條條都是務實的辦法，條條都是救命的措施。經過張愷帆親自坐陣，一條一條的落實，眼看著罪惡的食堂解散了，農村家家鍋台開始冒煙了，農民們開始在屬於自己的自留地里忙活了，也能到生產隊的大田裡幹活了，還能到水塘里弄點小魚小蝦，小市場也熱鬧起來了。一句話，農民們開始有點像人一樣活著了，他們能不高興嗎，能不喊張愷帆張青天嗎？要是就這樣下去，無為還會餓死人嗎？全國都這樣，還會有那場亘古未有的大災難嗎？
有人高興就有人不高興，老百姓們高興了，能有吃的了，不再被餓死還不應該高興嗎？但無為縣委第一書記姚奎甲不高興了，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省長黃岩不高興了，接著知道這裡情況的毛澤東不高興了，豈止是不高興，是龍顏大怒了！姚奎甲不高興，是有人抄了他的土圩子，把他的罪行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弄得不好坐牢殺頭都是可能的；曾希聖黃岩不高興是後院起火了，破壞了安徽「大好」形勢，妨礙了他們繼續過豬一樣的幸福生活，當然更重要的是關係到他們仕途的升遷；毛澤東不高興龍顏大怒，是給他親自樹起的三面紅旗抹黑，是對抗他施行政治思想－元化和經濟體制一元化的建國方針，是叫他自吹的當年全國糧食產量一萬億斤的牛皮露餡，是妨礙他去爭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地位。就你張愷帆抹黑毛澤東這一件事，還能有你好果子吃嗎？
姚奎甲不高興，儘管他就一個縣官，本不夠資格和省長叫板，再說了，如果他還有一點同情百姓之心，對張愷帆的救命措施，起碼可以不發言，那以後曾希聖責怪下來，有張愷帆頂著他也不會出什麼事，做的還是不賠本的買賣，那以後無為人還不會對他恨之入骨，他也就不會成為現在歷史上的姚奎甲了。其實所有的極左分子都是利慾薰心心狠手辣，政治嗅覺又極其靈敏的人，說的好聽點都是所謂路線覺悟極高的人。姚奎甲也不例外，他知道別看張愷帆在無為幹的事，深得民心確實做了好事，但他路線錯了，路線錯了就一切全錯了，天還是毛澤東的天，我姚奎甲在全國首先推行供給制，是受到過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肯定過的。（見丁人卜編著《無為天堂夢》繁本第75頁。未刊稿）你張愷帆算老幾！姚奎甲有恃無恐，馬上把張愷帆在無為的所作所為，整理成黑材料，秘密上報安徽省委，當時省委第一書記正在廬山開會，省長黃岩接到密報後，火速上報曾希聖。曾希聖正在廬山上充當批鬥彭德懷的急先鋒，接到黃岩報告又恨又喜，恨的是自家後院起火，破壞了安徽的所謂大好形勢；喜的是多了一份反右傾的炮彈，也多了份效忠毛澤東的機會，立即秉承偉大領袖。毛澤東果然大感興趣，立即作了措辭極為嚴厲的長篇批示，稱張是彭德懷和高饒餘黨，『可能是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作了政治上的宣判。（371頁）並下達全國各地。
毛澤東龍顏大怒了，張愷帆烈火燒身，痛苦的涅槃過程開始了：如張愷帆自己詩中所說的，先是「五十－天傷亂箭」，連續批鬥五十一天，真的亂箭穿心了，接著是「有口難吹『七字』塵。」說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就是，不是也是，百口難辯。縱然你還是忠心耿耿，「北望都門泥首拜，不難化骨見忠貞。」又有何用？還不是逮捕囚禁流放，不錯，命保住了，在關押了二百多天後，流放基層。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之後平反官復原職了。比起枉死的冤魂和餓殍，他還算是幸運的，那些人已不能復生了。
肉體的涅槃是痛苦的，一個省級髙官，沒有任何過錯，只是為已餓死和將要被餓死的農民們說了幾句實話，辦了幾件實事，頓時跌入政治陷阱，受亂箭傷身和牢獄之苦，－家人顛沛流離，到處受到白眼歧視和冷遇，這些都不算什麼，他深知政治鬥爭的殘酷無情，政治生命完了，一切都完了，區區皮肉之苦不值一談。
張愷帆經受最大的痛苦，應該還是精神上的覺醒。他畢竟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入黨的老黨員，是在白色恐怖時期入黨的，幾十年的艱苦奮鬥，為的是中國能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憲政之路，為的是工農大眾能免受剝削，過上幸福生活。可是眼下建國己經十年了，他看到的竟然是政治運動連年，冤獄遍地，竟是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如他自己詩中所記述的：「建國十年長/黎元尚菜糠。五風吹不禁/慚愧吃公糧。」（381頁）這首小詩寫於1959年國慶節前幾天流放途中，雖然還不能說已經看清了時代悲劇的癥結所在，但已經看出了這場大災難的主要原因是人禍，是瘋狂的五風：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至於五風的風源在哪裡？張愷帆當時可能不敢想，或是想到了也不便說。但應該可以說，他己經開始認真思索了，或者說是精神上的涅槃已經發端了。聯想到他的那首流傳久遠的七律中的尾聯；「北望都城泥首拜，不難化骨見忠貞。」過去很多人也包括我，皆認為張的這兩句詩，足以表明他作為一名老黨員，對組織和領袖的無限忠誠，所謂敲開骨髄看看，也找不到所謂反黨的意識。今天重讀這首詩，我似乎讀出了一些新意，那就是他的化骨見忠貞，可能更重於蒼生黎民！張愷帆自幼熟讀經典，有極高的人文素養，又出身農村，百姓疾苦，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憂患安樂，是他心中永遠解不開的結，如果他投身這個組織是真正為百姓謀幸福，而不是借漂亮言詞掩飾自己貪婪的野心，他會為之奮鬥，可以不惜犧牲一切直至生命的，就像他在坐國民黨監牢時的堅貞不屈，國民黨給他下的結論：「梗頑不化，不可救藥」（383頁）。但是，如果他一旦知道，中華民族史上最嚴重的災難，竟然是他投身的這個組織，特別是這個組織的領袖，一言九鼎一意孤行的結果。領袖為自身的權力地位面子和私利，竟不惜剝奪最窮苦百姓的活命的口糧，忍心看幾千萬農民成為餓殍，和歷代皇權沒什麼兩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會怎麼想呢？本來我們無權猜度故人的，但是近日讀到了張愷帆的另一首詩，似乎有助於我們對他的深度理解。全詩很短就四句：
誰說王朝去不還，
遺風依舊襲人間。
可憐一紙陳情表，
謫貶西南路八千。
——張愷帆《彭總罷官》
啊！原來什麼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原來不過是又一位封建皇帝而己！如領袖自已所言，他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有人更正曰應為史達林加秦始皇。如果張愷帆當時就知道全國都在進行所謂的反瞞產私分的鬥爭，實際就是逼糧的罪惡行徑，就是毛澤東親自下的指示；如果他知道1959年國家糧食已經非常緊張，毛澤東為了爭什麼世界共產主義領袖地位，竟然親自決定出口四百一十九萬噸糧食，出口量相當於1959年6月底，全國糧食儲備量一千七百一十五萬噸的百分之二十四，全國糧食供應頓時緊張。為了實現出口目標，也為了緩解城市糧食供應的緊張，只有在全國農村加快逼糧步伐，又多餓死了很多農民？1960年全國缺少二千四百萬人的口糧，按每人每年320市斤作為維持生命的基線計算，也才合三百八十四萬噸，如果不出口四百多萬噸，1960年就不會發生大饑荒，可以一個人不會餓死！（有關資料引自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一書）那張愷帆又會怎麼想呢？又會有什麼詩作呢？我說毛澤東親自逼糧，可是言之有據的，不信請讀一讀辛子陵先生的大作。
辛子陵先生在《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天堂》一文中寫到；「1958年9月3日毛澤東躊躇滿志地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產一倍（糧食），即有可能從去年3700億斤，增加到7000億斤……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億斤糧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億斤，明年或許不能搞到這麼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馬餵之外，現在沒有找到用處，也許會發生問題。但是，明年總量是可以超過10000億斤。』這個牛雖然是在國內吹的，但外電紛紛報導，早已傳遍世界。春種秋收。突然各省說交不出預期的糧食來，這下毛澤東急了，因為這是一件非常丟瞼的事情，為了自己的面子，毛澤東親自擬稿，於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義通知全國，認定『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而且必須『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怎麼『堅決』他不明說，給下級幹部留下充分的想像發揮的空間，以『堅決的教育運動手段』反瞞產私分，把農民的口糧挖上來，是大規模餓死人的主要原因。」
毛澤東對1958到1959這兩年糧食產量的估計，是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的。他的關於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情況嚴重的估計，並由此要搞運動的指示是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全國的，都是白紙黑字寫在那裡，有案可查的，豈是當今一些毛派的辯護士們能掩蓋得了的。上有好者，下必甚之。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毛澤東要瞼面，餓死幾千萬人算什麼呢，不都是子民嗎？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幾千年的綱常倫理都是這麼說的，沒什麼奇怪的。再說，死幾千萬人算什麼？毛澤東在58年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就說過，歷史上經常幾千萬幾千萬人死，能死掉一半人呢。57年他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共產主義領袖會議上說：「中國準備犧牲三億人，支援世界革命。」我們今天在討論那四年中國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毛澤東睡在水晶棺里，－定在笑討論者的迂腐，連階級鬥爭是綱，綱舉才能目張都不懂！什麼是階級鬥爭？就是要鬥要死人，就是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餓死幾千萬人，算多大的事，鬥爭的需要嘛！如果不死人，孔夫子還和我們一齊開會哩。
上行下效，毛澤東在全國一言九鼎，曾希聖在安徽也是唯我獨尊！去年我的談無為事件的文章《從烏托邦到人間地獄》發表後，曾有讀者來函問，張愷帆和曾希聖個人之間，有沒有什麼隙怨？我想他是對權力高度集中的書記負責制不了解，不是有人說，一個生產大隊的大隊書記，就是大隊國的國王嘛！無為縣委第－書記姚奎甲，就在全縣公社第－書記的會上說過：「你們是第－把手，等於是一把刀子握在你們手裡，要怎樣砍就怎樣砍。其他書記、副書記提意見要頂回去，嚴重的要給他們處理。」姚奎甲在他治下的無為縣是這樣，那曾希聖治下的安徽省還不是－樣嗎？曾霸王之名，早已傳遍海內，誰敢在他的治下說三道四。那如史達林加秦始皇的毛澤東治下的中國，能會是什麼樣子呢？當然只能是－言九鼎口含天憲一句頂－萬句了！說句政治學名詞，就是領袖專政！它應該是一黨專政的最高形式，也是大躍進餓死人大災難的總禍根！茲事體大，下面還要細說。還是先說說安徽的事。和張愷帆同時受難的，在省級領導中，也只有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陸學斌等少數人，（株連之眾是另－筆帳）其餘的基本上是曾希聖的附庸！他們的命運只能是和曾希聖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中央七千人大會之後，曾希聖倒了，他們也集體出局了。怎麼出的局，各人在大躍進的大災難中，又都幹了些什麼，不妨摘其要者略說一二：
先說省長黃岩，在安徽當行政首腦多年，未聽說有何建樹，只像是曾希聖的隨從，無為出問題後，張愷帆請他去看看，他是個聰明人，才不干張愷帆那樣的傻事，才不趟那會有礙政治前途的混水哩！他接到姚奎甲揭發張愷帆解散食堂的檢舉信後，馬上上報曾希聖，毛澤東對張的批示一公布，立即奉曾之命，趕回合肥批鬥張愷帆。頭一句話就是我不去無為是先見之明，第二句話是你張愷帆也是省委主要領導之一，揭露安徽問題不就是和自己過不去嗎？你怎麼這麼傻呢？張愷帆說，你先看看無為餓死人是不是事實。黃岩說：「不，無論無為有無問題，先批鬥你再說。」（372頁）死人要什麼緊，反正我家人未餓死，又不會影響我的官帽，開鬥爭會晚了可不得了，劃不清界線那可犯的是路線錯誤，是萬劫不復的！聽聽黃大省長的肺腑之言，該怎麼說呢？他是好官嗎？未聽說他為百姓辦過什麼好事；是壞官嗎？也不知道他幹過什麼壞事。應該是個典型的庸官吧！有點意思的是，安徽問題敗露了，曾希聖垮台了。二把手黃岩呢，說垮吧也未垮，省長還在當；說未垮也垮了，降為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了，就這麼一直候補到回家抱孫子。庸官黃岩是那時也是當今千千萬萬庸官的縮影。（372頁）
再說說安徽「曾桂派」副帥，省委書記處書記桂林棲，他在安徽也曾是倚仗曾希聖叱吒風雲一時的人物，本來他想在無為事件中，左右逢源在政治上賭一把的，未想到兩邊不討好，丟了官又丟了臉，弄得里外不是人。開始他對無為問題想繞道走的，但張愷帆堅請他也不能不來。張是眼見無為問題如此嚴重，請桂來，是想請桂分點擔子，也想到桂是曾希聖的紅人，桂參與了，曾可能會給點面子，對解決無為問題會有所幫助。桂來了，也看到無為悲慘現實了，也馬上義憤填膺地發言了：「確實嚴重，難道要讓老區人民死光麼？」面對王光宇張口要調無為幾千萬斤糧一事，聽說有二百萬斤已裝上船了，也曾大義凜然的把桌子一拍：「裝上船也不行！卸下來！糧食一點也不准調出去！」（365頁）一字一句都像是愛民惜農的大英雄，如果他以後再能堅持往前走一步，真的能為了無為農民的生死存亡，和張愷帆共擔風險，風雨同舟。那他也會受到無為人永遠尊敬和懷念的，他的墓穴也會和張愷帆一樣，安葬在無為城美麗的繡溪公園內，世世代代接受無為百姓的祭祀，他的子孫再去無為，也會受到重感情的無為人英雄一般的歡迎。可惜呀可惜，在關鍵時刻他倒戈了！對張愷帆的批鬥會還未開始，張在合肥見到了桂林棲說「無為的情景，你親眼所見，真像主席《送瘟神》詩所寫的『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桂林棲居然會說：「愷帆同志，這樣講過分了，也不是那種樣子，無為的情況還是可以的。」（368頁）張愷帆當時聽了，不禁愕然。什麼曾桂派副帥，曾希聖門下的一條哈巴狗而已！關鍵時刻他一個急轉身，緊跟曾希聖又作惡幾年，又風光幾年。62年安徽問題一敗露，他也隨著曾希聖倒台了，官帽丟了，人格也掃地了。有人說偉人和凡人有時只是一步之差，其實有時偉人和惡魔也只有一步之差。
《張愷帆回憶錄》是奉中央之命勉力為之，當然要忠於史實。但張省長宅心仁厚，涉及到具體人時，即使是像曾希聖黃岩桂林棲這樣的直接加害與他的人，看得出他都是筆下留情的。但是，他對另一省級大員卻未留情面，此人乃宋孟鄰，張愷帆書里說他是「人稱『送人命』」。凱公對他為何如此厭惡，決不是因為他對張愷帆做了什麼，而是他的惡行直接傷害了無為百姓。據書中（367頁）記載，他對無為發生的最嚴重餓死人的地方，都重新「調查」一遍，紅口白牙說不怎樣，為曾黃之流提供鬥張的炮彈，說我「大鬧無為二十天」，「擅自強迫解散食堂」，「宋還背著我找白梨平．夏雲談話，說『張某人不看全局，專看陰暗面』」（368頁）。千萬別看輕了這些炮彈，打倒張愷帆事小，更嚴重的是大大加快了無為百姓被餓死的速度，成了真正的「送人命」！所謂張老愷大鬧無為是1959年秋季之事，而無為大批餓死人是當年底直至1961年的事，大都是在批鬥關押張愷帆之後發生的，原因當然很多，毛澤東曾希聖姚奎甲都罪不容赦！其中也少不了送人命者宋孟鄰的那分所謂調查報告！如果他還有一點良心人性，說了一點實情嗎，啟動曾希聖一點良知，無為後來不會死更多人的，可惜他的一念之差，謊報災情，造成無為百姓更多的死亡！他宋孟鄰也被永遠的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雖然當時他充當了鬥張的急先鋒，分了一杯羹，爬上了省委書記處書記寶座。可惜眨眼的工夫又倒台了！何苦呢！官帽真的比千千萬萬百姓的生命，和一個人的良知品格名譽更重要！宋在地下聽到這些話，大概會笑我真是迂腐的書生之見，官場也許本來就是你死我活的！是只爭朝夕的，哪裡管得了身後之事。
至於其他大員的歸宿，我摘抄《張愷帆回憶錄》409頁可見一斑：楊明免去常委；書記處書記王光宇是分管農業的，也有責任；桂林棲到唐山鐵道學院當書記；曾慶梅到山東淄博當市長；宋孟鄰到西安市當副市長；張祚蔭副省長及其他副省長，都拿掉了常委；常委有一人被開除黨籍，下放當副縣長；高鴻秘書長常委也拿掉。一個未殺一個未抓，個個都還在做官，只是官小了點，都還是香噴噴的公務員。幾百萬老百姓死了就死了，一死百了！公平嗎？很公平了，這些還是曾希聖夸台後，中央派來了民主意識很強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主政安徽採取的果斷措施，才有的差強人意的結局。很多人禍也很重的省分，還達不到這一點呢。比如河南的吳芝圃，四川的李井泉，甘肅的張仲良，山東的舒同，還不是依舊風光嗎？
最後說一說毛主席的好學生，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書記柯慶施，對安徽官場大發脾氣之事，此事說來蹊蹺，本來柯慶施和曾希聖等一樣，都是三面紅旗的吹鼓手，大躍進的促進派，毛澤東曾把柯的一篇什麼鼓吹大躍進的雄文，擲在周恩來面前，說周離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大有逼周退位以柯代之之意，逼得周連連檢討。奇怪了，如此這般的左派大將，為何對安徽的也是左派們如此蔑視，直斥為一群豬？說來話長，簡單點說吧，在安徽面臨如此重大災難，幾百萬生靈已被餓死和正在餓死之際，這些省級大員、地市級官員、縣鄉基層官員們，他們那些年整天都在幹些什麼？即使按過去說法是什麼「三年自然災害」，那自然災害也是災害呀！既然如此空前的大災害來臨了，按照常識首先應該是調查災情了解災情，組織救災抗災，保護人民的生命健康呀。這些話現在來說是順理成章的，當時可是犯大忌的，人人都規避之唯恐不及！因為有災一說，是1961年下半年的事，實在是人禍滔天，民怨沸騰，才不得不找來的一塊遮羞布！這之前躍進形勢正好得很呢！你翻一翻當時的報刊，全部和當時的《人民日報》一個調子，從中央到地方，全國形勢一片大好！到處都在彈冠相慶！安徽形勢好上加好，曾希聖更是紅得發紫，身兼安徽山東兩省省委第－書記，叱吒風雲，正如日中天，正繼續浮誇。但是上上下下議論紛紛，劣跡也漸漸敗露了。此期間，鄧小平、彭真到河南、安徽視察，河南問題暴露較早，在河南招待得不怎麼樣，到了安徽招待特別豐盛，鄧小平同志說；「別處很困難，你們安徽不錯嘛，小康。」中央知道安徽餓死人，董必武曾到淮北視察，他們採取欺騙手法，把浮腫的人藏到草堆里；或者抬到船上運走，船翻了，淹死不少人；讓幹部穿上嶄新的衣服，在公路兩旁勞動，欺騙董老。最高法院的王維剛同志到鳳陽視察，也受到欺騙。（394頁）
「群眾在挨餓，農村在死人，曾希聖卻在兩三年中，大興土木，任黃岩當總指揮，大建別墅。在岳西縣石關，修建了一個龎大的別墅群，每個省委書記處書記都有一幢小樓，花費巨大……還專門為毛主席修了一幢房子，當然是很考究的。」（394頁）岳西何處？石關何處？告訴你你別不信，岳西本是大別山區一貧困縣，交通閉塞，安徽省委居然在十室九空餓殍遍地時，到處大興土木，這要耗費多少民脂民膏，又要有多少黎民百姓在這種奢侈的勞役中力竭而死！真正是一邊粒米如珠，饑民人相食；一邊是荒淫無恥，皆食民而肥！安徽官場竟是這一批城狐社鼠，安徽老百姓還有日子過嗎？
安徽問題開始敗露，華東局知道了，柯慶施派魏文伯來了解情況，沿途見到了許多餓倒在路邊的人。1961年6月，柯慶施來安徽，在岳西石關別墅群召開的省地縣三級幹部會上指出：「安徽竟被搞成這個樣子，病、餓、逃、荒、死。有些人到現在還不承認錯誤，就像豬一樣，還用嘴往前拱！」
為深山別墅群，張愷帆有詩：
畫棟深山裡，
哀鴻大路邊。
石關關不住，
民怨己沖天。
（395頁）
安徽省委一班人幾近集體出局了，當然是咎由自取。那究竟是罰不當罪呢，還是罪不當罰？這要看從哪個角度看，如果只說安徽的事，這班傢伙胡作非為，害死了幾百萬人，全斃了也不冤，應該是罰不當罪；如果從全國當時局勢看，都在執行最高的旨意，都在瘋狂大躍進，都在餓死人，雖說也有差異，也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而已。為什麼別的省沒有大換班，集體出局，獨獨安徽省委要倒這麼大的霉，是不是也有些不公？是呀，說的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我沒興趣關心官場的沉浮，我感興趣的是曾希聖等垮台後，李葆華主政安徽的新氣象，說到新也許有人不贊同，說全局未變，－個省怎可能有什麼出新！這話也對，但當時安徽的－些變化，尤其是政治上的一些寬鬆政策，還是使很多人受了惠，是值得一說的。
說到安徽那些年的變化，應該從曾希聖的功過是非說起，曾在安徽雖說作惡多端，但後來毅然在農村實行責任田，不能不說是有功的。但那些措施按現在說法只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改革的事可說原封未動，階級鬥爭的弦－天也未松過，我們這些錯劃右派的人還在原地監督勞動。李葆華來了後就大不一樣了，那些改造右派的農場全撤了，絕大部分右派都回到了工作崗位。李葆華的新省委指示：「凡屬冤、假、錯案，包括右派，有多少平反多少……依李葆華意見，右派全部平掉。」（411頁）據我所知，我們農場的難友們，幾乎全都做了平反結論，可惜在等批過程中，又是毛澤東雷霆一怒；「給右派平反，猖狂之極」。我們的平反結論全作廢了，又多戴了十七年摘帽右派的帽子。儘管如此，安徽那幾年，政治環境比起有些省，還是寬鬆些，我還能以摘帽右派身份，讀完了夜大中文系本科學業，並開始在報刊上發點文學和醫學文章。記得前幾年一位四川右派難友給我打電話說，我這個小右派真是幸運，頭上有帽子還能上大學，我們四川右派可是二十多年都在農場裡呆著，連子女是黑五類都進不了大學。我只有苦笑，說那得感謝李葆華，感謝他秉承乃父五四先賢李大釗先生的遺風！也感謝李葆華沒有按毛澤東說的，什麼大躍進的災難是階級敵人破壞，要實行民主革命補課，嚴厲打擊階級敵人，那我們就慘了！
何謂民主革命補課？且以河南省信陽地區為例。河南信陽在大躍進中執行了一條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的極左路線，事件轟動全國，案驚中央。豫東信陽地區由地委書記路憲文帶頭，大刮共產風，瘋狂逼糧。特別是路憲文親自下令的三不准，即家家戶戶不准鍋灶生火冒煙，不准逃荒要飯，不准上訪反映情況。各交通路口派民兵把守，見外出的人就抓，逼得善良的農民在家活活餓死。很多村莊死絕了戶，人吃人事時有發生。結果八百多萬的地區，竟餓死了一百多萬人，史稱「信陽事件」。案發後，雖說也採取了一些救贖措施，但毛澤東則定性為階級敵人破壞，要實行民主革命補課。誰是階級敵人呢？竟是地委書記路憲文和信陽地區所屬八個縣縣委書記－干人等，說他們是混進黨內的階級敵人，破壞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毛澤東真是文過飾非的高手，一切功勞歸自己，一切錯誤歸他人。路憲文和縣委書記們，害死了治下的百萬生靈，一個個死有餘辜，封建時代要下油鍋烹了的。其中唐河縣委書記畢可旦就全家跳井自殺了。但是，他們有一千條罪，就是沒有反毛澤東的罪！他們可都是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幹革命的好幹部，叫搞人民公社，就在遂平縣辦起了全國第一個嵖岈山人民公社，要辦食堂就立即把百姓的糧食全收起來辦食堂，叫反瞞產私分，立即刮地三尺搜刮糧食，條條都按最高層指示辦事。怎麼能出了大禍大批人餓死了，把責任都推給基層呢？主犯路憲文就是不服，當面和河南省委副書記趙文甫辯論。趙文甫問路憲文，你們地區餓死這麼多人，殺你冤不冤？路憲文說，不冤。趙文甫說，告訴你，河南餓死這麼多人，省委常委全拉出去殺了，一個也不冤！路憲文無話可說了。當然，河南省幹部一個也未殺，路憲文也就只坐了幾年牢。而餓死的幾百萬生靈死了也就死了！
2009年2月初稿
2009年5月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