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愷帆遭批鬥後，無為縣的情況越來越糟。作家丁人卜在《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錄》中披露，1958年至1960年，全縣98萬多人，餓死32萬多。安徽省農村1961年較1958年減少449萬人，加上1961年、1962年的死亡人數，安徽至少餓死500多萬。

一九六一年二月，我第一次聽到鄧小平發言表示支持曾希聖的責任田制，他說了一句「名言」：「管他黑貓白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在青年團一次台上講的。原是黃貓黑貓，不知怎麼改成白貓黑貓了。鄧小平首要的目標是提高農產和結束饑荒。至於鄧小平，仍在重複「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名言。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者，是賢於貴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誰說王朝去不還，遺風依舊襲人間。可憐一紙陳情表，謫貶西南路八千。...

一是體制上的原因。「中國的一黨制消滅了社會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沒有言論、遷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聽命令，按黨的指示去做，錯了完全沒有辦法去糾正，連幹部也是不自由，一點辦法也沒有，全國像一個軍營一樣，農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條。」二是毛澤東的責任。正是毛髮動的「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才讓全國各地浮誇風盛行，並將農民的口糧徵購。而沒有了口糧和遷徙權的農民只好在原地等死。

這些當時把革命口號叫的最響的中共省一級的幹部沒有一個人出身於農民家庭。他們的個人背景和農民，農村生活更是沾不上邊。他們雖然在農村待過，但不但不願意過農村生活，甚至連在城裡當教師都不願意，一心想著通過投身政治來出人頭地。他們的所謂革命造反就是冒險和賭博，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一旦成了氣候，當上一方諸侯，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頭上那頂烏紗帽，為此竭力逢迎最高領袖，唯恐跟得不緊。

當時在安徽寫這樣的人民來信，被發現都作為反革命信件查處，寫信者是要冒坐班房風險的。他為了不被查出，在書寫時，不按筆畫順序，他是用左手，每個字都是從下到上，從右到左寫，中央和省公安廳的筆跡專家都找不出來寫信的人。 萬里執政安徽後，深入農村調查，得知安徽窮到十幾歲的大姑娘沒褲子穿，起不了床，觸目驚心！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餓死數千萬人的歷史悲劇，當然也是多種因素長期積累之惡果。在編撰《中國大躍進-大饑荒資料庫，1958-1962》的四年中，我有幸認真地閱讀了中共的內部資料和檔案，發現1959-1962年的大饑荒有一個發展過程：從19...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決定組建高規格的，以朱德、董必武為首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與中央組織部在北京西單北大街198號合署辦公。當時中組部已經在這個院裡面了，兩個部門的行政後勤管理合成一套。當時中央組織部大約有300人，中監委大約有120人，在五層的大樓里中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者，是賢於貴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誰說王朝去不還，遺風依舊襲人間。可憐一紙陳情表，謫貶西南路八千。...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決定組建高規格的，以朱德、董必武為首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與中央組織部在北京西單北大街198號合署辦公。當時中組部已經在這個院裡面了，兩個部門的行政後勤管理合成一套。當時中央組織部大約有300人，中監委大約有120人，在五層的大樓里中監...

「大煉鋼鐵」時曾希聖在安徽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煉鋼爐」：將一條山溝的兩頭用土石封口堵死，將山上的樹砍一些，推下山溝，然後把鐵礦石、收來的鐵器推下山溝。再砍一些樹推下去，再堆一些鐵礦石、鐵器，這樣堆上三、四層，直到把山上的樹砍光。然後放火將樹木點燃，燒上幾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處是燒出來的鐵疙瘩、還有沒燒完的樹木，沒燒到的鐵礦石、鐵器。於是調動人馬，將鐵疙、鐵器選出來，敲鑼打鼓，運到縣委去報喜：煉出了多少多少噸「好鋼」。

筆者生來有幸，趕上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使我能親身體會到半個多世紀的風雲變幻，明白很多道理。儘管在這些政治運動中，我也曾險象環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過。比起那些遭到滅頂之災的無辜同時代人，我是很幸運的。1950年暑假，我還是一個上中學的少年，作為學生代表之一，...

從全國範圍來說，餓死人的責任在中央、主要在老毛。中央其他負責人當然也有責任，但是，老毛的惡劣之處在於：當其他多數人都對錯誤有了認識的時候，老毛卻文過飾非。並且在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對糾正錯誤的人加以殘酷的打擊。 除了中央的責任以外，餓死人最多的幾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應該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他們的個人責任使該省的死亡率大大高於全國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們理應受到更多的清算。

多謝唐夫此篇雄文，客觀揭示「真實的餓死人的數據是9600萬在毛治下的三年」史實，與張英三十年前文章公布，毛皇治下的三年人禍災害時期(1959~1961)，中國大陸，因飢餓而非正常死亡六千多萬人的結論，基本相同，不謀而合。1989六四國殤之後，張英是唯一在逃...

除了中央的責任以外，餓死人最多的幾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應該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他們的個人責任使該省的死亡率大大高於全國的平均死亡率。這五個省委第一書記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這幾個人，都是在「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的猛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