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些"文革"歷史的中國人往往認為，1966年8月發生在北京市的"紅色恐怖"只是由中共高幹子女組織的第一批"老紅衛兵"的過激行為。這些"老紅衛兵"在校園裡以"批鬥"為名殺戮教師；在社會上以"抄家"為名搶掠市民的財產，以"階級鬥爭"為名殘殺所謂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為名，把近10萬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僅據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統計材料，當時至少有33,6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搶掠，有85,196人被驅趕出城。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都市蔓延，多達40萬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或邊遠地區。
然而，後來披露的一些歷史檔案表明，這類的"遣返"行動其實是中共早在1962年就開始安排的大規模政治迫害運動。"文革"前擔任市長的彭真就公開講過，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分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謂"成分不好"的居民全部趕出北京。
1966年5月15日，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5.16通知"發布前夕，毛澤東發出了"保衛首都"的指示。周恩來和葉劍英立刻上書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付組長，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里、蘇謙益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
5月16日宣布打倒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後，這個工作組採取了一系列"保衛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調63軍的189師和65軍的193師進駐北京各要害部門及所有的宣傳機關之外，工作組還有一個長期計劃，即通過警局大規模遣返驅逐所謂的"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便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紅八月"當中"老紅衛兵"任意對北京市約占居民2％的人抄家、殺戮、遣返，不但未被中共當局阻止，相反還得到了警局的大力支持。上述"首都工作組"的副組長、公安部長謝富治當時曾公開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那些事"（指"紅衛兵"的亂打亂殺），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
下面通過兩個案例，說明中共國家機器和周恩來，謝富治當時是如何指導或參與"文革"中的暴力與屠殺事件的。
案例之一：在北京市1966年"紅八月"期間大紅羅廠南巷20號發生的一件駭人聽聞的血案中，韓模寧一家五口被與其素不相識的"紅衛兵"殘殺身亡，據國內學者調查，將這些"紅衛兵"引到韓家行兇的是當地派出所的民警羅某。[6]負責當地治安的片警敢於領人行兇殺人，且血案發生後聽任兇手揚長而去，這肯定不是民警個人的自行決定，他顯然是奉有上級指令的，否則絕不敢如此膽大妄為。那麼羅某背後是誰呢？答案不言自明。
案例之二：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廣渠門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分）處抄家，這些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准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於是被當場活活打死。據一位大陸學者的調查，又是當地的片警和居委會把那些女"紅衛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兇的。
該血案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指為"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接著周恩來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1966年9月12日以"行兇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之妻劉文秀判處死刑。其實，就連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都沒有說劉文秀本人有"行兇殺人"行為。此後，周恩來還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直接派解放軍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這樣，"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行為就得到了國家機器的直接指導、支持和保護。得到政府鼓勵與支持的"老紅衛兵"們更加肆無忌憚了，他們竟然把迫害、兇殺案件譽為反抗"階級敵人的報復"的"灑碧血"事件。接著，"老紅衛兵"們以打擊"階級敵人的報復"為名，掀起了新一輪更瘋狂的殺人高潮。李文波夫婦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經被平反，但無論是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還是公開動用國家機器為"紅色恐怖"助威的周恩來，謝富治都未承擔任何責任。
"紅八月"期間在北京主持殺戮行動以及驅逐近10萬城市居民的臭名昭著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是由周恩來的親信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許明（國務院付秘書長）、李夢夫等人修定後公布的。不難看出，中共上層和周恩來早已決定了所謂的"淨化北京"的大規模政治迫害計劃，而1966年8月"老紅衛兵"不過是打頭陣的法西斯式"衝鋒隊"而已。
由於被強行抄家、毆打和驅逐的近10萬居民不斷上訴，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警局軍管會公布了"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中共中央1967年101號文件將北京市警局軍管會的這一文件轉發全國。這一"通告"仍然聲稱，所謂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佑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後表現不好的）"、"查有證據漏劃的地富反壞份子"、"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等不得返回北京。由此可見，對北京市居民的抄家驅逐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決策和預謀，並非"紅衛兵"的一時過激行為。
有一種說法不加分析地把文革時期的社會成員說成是"人人有罪"、"人人有錯"，這是十分荒唐的。"文革"中至少有一個社會群體，可以說是根本無罪，甚至沒有一點錯，卻無端地遭到殘殺，他們就是政治上的弱勢群體──"政治賤民""黑五類"或"黑七類"。如果按照中共的習慣表達，以總人口的5％來估計其人數，"政治賤民"的總數達3,000至4,000萬人。從1949年以後直到80年代初，這些"政治賤民"一向被視為所謂的"階級敵人"，從來就是中共的國家機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絞殺對象，在"文革"中則處於更加悲慘的境地。無論是"保守派"群眾團體還是軍隊及其指揮下的武裝民兵，在對"黑五類"大開殺戒時都從不手軟。儘管中共的軍隊、公安、武裝民兵及黨團骨幹（保守派的主要成分）明明知道，"文革"時期的"法律"（如"公安六條"）嚴格禁止任何"黑五類"分子參加群眾組織，而這些"政治賤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從不參加"派性鬥爭"，但軍隊、公安、武裝民兵及黨團骨幹仍然不遺餘力地殺戮"階級敵人"。這種屠殺行動不僅是為了表現殺人的政治"優越地位"和"正統性"，也是為了向上級邀功請賞。對"政治賤民"的迫害屠殺是中共長期以來製造"階級鬥爭"以維持"紅色恐怖"政策的延續，在中共建立的"血統論"政治意識影響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類"看作是政治對手（如某些"造反派"組織）的"社會基礎"，借屠殺"政治賤民"來鞏固其權力和地位。
"文革"中發生了這麼多慘絕人寰的屠殺案件，中共的最高領導者、"文革"發起人毛澤東是否知情，他對這些暴力和殺戮行動的態度究竟是什麼？由於"文革"檔案至今仍被嚴密封存，現代史研究者至今無法看到毛本人對這些大屠殺事件的具體批示。而不少中共的官方回憶錄都說：毛一直反對武鬥和暴力。事實上，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自60年代就開始準備把北京市近10萬"黑五類"強行驅趕出北京，毛顯然不可能不知情；而周恩來1966年建立"首都工作組"的計劃是經毛批示同意的。在北京和全國的"紅八月"恐怖中，毛雖然也講過"要文鬥，不要武鬥"，但同時他也表示："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17]毛的這一講話當年在施虐一時的"紅衛兵"中曾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暴力和殺戮如"星星之火"般地在中國"遍地燎原"，自然就毫不奇怪了。
雖然10年"文革"中的許多類似案例仍被官方掩蓋著，僅憑上述案例仍可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文革"中的許多著名的暴力屠殺案件完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有些甚至是當局的決策。無論是毛澤東、林彪還是周恩來、葉劍英，在領導這一國家機器吞噬無辜公民時是完全一致的；儘管他們的看法會有差異，對某些高級幹部或平民遭到打擊會有不同態度，但在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和殘殺"政治賤民"上，他們並沒有分歧。其次，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大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他們中的許多人至今仍因當年"表現積極"而受益。由此可見，把"文革"中暴力殺戮事件的責任一概推給"四人幫"或符號式的所謂"造反派"，既非史實，也嚴重地扭曲了國民的集體記憶。
2001年7月在紐約召開的"紀念『文革'發生三十五周年"討論會上，一位在美國長大的年約14歲的華裔中學生聽了北京1966年秋天的"紅八月血案"後提問："當時的北京有沒有政府？是誰允許這些『老紅衛兵'殺人的？"問題的答案很明顯，讓這些『老紅衛兵'殺人的，是中共當局、是毛澤東、是周恩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