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網絡數字世界讓未經批准的伊斯蘭教信息得以流傳，政府官員便下令用人工智慧技術來偵察和根除這些邪惡信息。早在2015年，習近平就宣布網絡安全是國家首要任務，現在黨內高層給中國科技公司更多激勵來研發技術，幫助政府控制和改造維吾爾社會。政府招標了數十億元的合同來獎勵科技公司在整個新疆建立「智能」安防技術系統。
推行「轉化」政策的時間點，剛好和2017年公安部門研發的人工智慧「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同時。美亞柏科(Meiya Pico)開始向地方和自治區政府出售可以偵測圖片中維吾爾文字和宗教符號的技術，這項技術就是由國家資金贊助的。該公司還開發了自動轉寫和翻譯維吾爾語語音信息的軟體。
海康威視(Hikvision)推出了能夠自動識別維吾爾面部特徵的軟體。具備人工智慧的程序已系統學習了眾多不同種族的人臉圖像資料庫，再加上可以在弱光條件下工作的高清攝影頭，當一個人走在街上，這些技術就足以從面部形狀和膚色來判斷其的民族身份。立昂技術(Leon)的發言人對中國領先的一家科技出版物說，這些攝影頭整合了立昂研發的人工智慧系統，可以在「幾秒鐘」之內識別可疑的行為和個人。其他程序包括自動搜索維吾爾人的網絡活動，跟學校、工作單位、銀行、醫療和生物識別資料庫相對照，可以預測和尋找異常行為者。
這些新技術的部署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技術培訓。新疆招聘了超過十萬名新警察，他們的一項工作就是實施Alim所經歷的「體檢」，給全自治區幾乎所有人建立生物識別檔案，然後從各個角度掃描他們面部的不同表情，創建面部簽名，於是就有了高清的個人表情檔案。所有的維吾爾人必須安裝淨網衛士應用程式，他們在手機上說了什麼、讀了什麼、寫了什麼，以及他們聯繫的所有人都在監控之下。
高級別的警察大多是漢族。他們負責對整個穆斯林人口做出定性評估，為「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的深度學習系統提供基於訪談調研的更複雜的數據。面對面訪談之後，片區警察對新疆超過一千四百萬穆斯林少數民族人口做出評估，決定他們的屬於「放心人員」，「一般人員」，還是「不放心人員」。他們評估的依據包括這些類別：是否維吾爾族、年齡段、是否無業、是否每日禮拜、有無未經許可的宗教學識、是否持有護照、去過26個穆斯林為主的國家、曾簽證逾期、有境外關係人、曾在家教過孩子伊斯蘭教知識等等。被判定為「不放心人員」的會被送到看守所，經過審問、認罪、和指認其他「不放心人員」等程序。通過這種方式，警察會決定一個人是否應該送去稱為「教育轉化中心」的集中營。
這些評估不是一次性的。很多穆斯林通過了第一次評估，但後來又被拘押，原因是被別人指認為「不放心人員」。數萬名維吾爾人被捕的案例都是由於多年前的微信聊天記錄被當作證據，來證明他們需要被「轉化」。國家另外安排了110萬名漢族和維族「大哥大姐」到維吾爾家庭進行為其一周的長期評估，成為不請而來的「客人」。在這段時間內，這些人會評價這些在集中營之外的維吾爾人的「安全」程度，強迫他們參加某些伊斯蘭教派認為不虔誠的行為，比如喝酒、抽菸和跳舞。作為測試，他們會給維吾爾家庭的主人帶來食物，但不說裡面的肉是否清真。這些「大哥大姐」尤其關注的是，過去十年裡有家人被警察擊斃或帶走的維吾爾家庭。他們會尋找任何反感或對中國愛國主義教育不積極的跡象和態度。他們會給孩子們糖果，來讓他們報告自己父母的真實想法。所有的這些信息都會被輸入到「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里。
「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永遠在維吾爾人生活的背景里運行著，學習著。政府的希望是它最終需要越來越少的人力資源。最終的目標是在自治區加強安全控制的同時，解放安防勞動力，並將其轉移到「教育轉化中心」的工作上去。
量化的自我
我第一次面對人臉掃描器是2018年，在烏魯木齊南城維吾爾聚居區的一家酒店裡。前台的男人用維語告訴我不用掃描人臉註冊，因為我有外國護照。但當我坐高鐵離開烏魯木齊時，漢族警官指導我該如何掃描護照照片，並讓我站好，好讓攝影頭清晰地拍到我的臉。一個小時後，我在吐魯番出站時，必須在當地派出所再次人工核對我的臉。負責的是一個漢族女警官，她讓一個維族警察用她的手機掃描了我的護照照片，並將掃描結果和她對我的臉拍的幾張照片進行比對。我問這有什麼必要，她說「這是為了你的安全」。
我經過了很多維吾爾族城鎮和人臉識別檢查站，很驚訝居然沒有發現有人跟蹤我。但每次檢查站的警官們似乎已經預計了我的到來。我才意識到，攝影頭現在幾乎可以像臥底警察一樣精確地了解我的行蹤了。我的運動軌跡也被人工智慧的深度學習系統記錄分析了，我也參與了「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系統的訓練工作。
為了躲避攝影頭，我坐了維吾爾人開的黑車，躲進了維吾爾語書店，和維吾爾小販一起抽了手捲菸，問他們教育轉化系統的問題。我盼望著躲進這些「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的盲點可以保護和我談話的人們。行程結束幾周後我聽說，警察長時間審問了另一個曾長期居住在新疆的美國人，打聽我的活動。
美國的科技圈對中國人工智慧科技仍然存在懷疑。我見過的人工智慧政策領域的很多專家，都談到Jathan Sadowski寫的一篇文章「徒有虛名的人工智慧」，文中著重提到中國安防技術未能達到承諾的效果。他們頻繁提到，深圳的一個系統本應該識別闖紅燈路人的面部，然後將他們的身份投射到一個繁忙路口的超大屏幕上，結果系統無法跟上所有亂穿馬路的人，還需要手動搜集數據，達到公共羞辱闖紅燈路人的目的。他們指出中國科技公司和政府部門其實聘用了大量低收入的警察，來監控網絡流量、查看攝影頭拍攝的大量視頻。就像美國的機場安檢程序一樣，很多專家認為，與其說是監控本身，不如說是監控的威脅成分，導致人們調整自己的行為。
儘管有很多證據可以支持這種質疑，但是人工智慧監控系統卻能越來越多地自動識別網絡上的伊斯蘭教活動，造成百萬穆斯林被拘押，這足以說明人工智慧協助的監控和警務系統在新疆部署之後，造成了怎樣的實際效果。就連在谷歌和其他企業工作的西方技術專家都坦言，中國科技公司現在已在計算機視覺技術方面領先世界，這都歸功於中國直接資助科技公司在全國搜集、監控、利用、匯報數億人口的個人隱私數據。
在烏魯木齊以西1500公里的喀什，我碰到了幾十個自稱是「親戚」的漢族公務員。這些「大哥大姐」當中的幾位，用溢美之詞講述著他們在維吾爾農村地區感到多麼「安全」。現在，維吾爾人生活的社區，對漢族人似乎安全了。「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也跟蹤漢族人的軌跡，但他們對這種監控的體驗卻是順滑的。比如說在火車站，他們走的是預先許可的「綠色通道」，限制維吾爾人的科技卻讓漢族居民更自由了。
「去過喀什的人都會知道，那邊的氣氛真的是很凝重」，立昂技術的發言人在2017年的中國–亞歐安防博覽會上對記者說。他的意思是說，那時候喀什感覺太過維吾爾了。是他們開發的一個人工智慧項目改變了原本「凝重」的氣氛，讓漢族遷入者和官員們更能自由地呼吸了。他說，」通過這個項目的不斷推進，我們在農村地區的視頻接入就有一萬多部，如此多的圖像，會『束縛』住很多看視頻的人。我們急需優秀的技術，尤其是像人工智慧和人臉識別這類技術，來解放我們大量的警力、人力「。
事實上，「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和立昂技術幫助中國政府用種種方式「束縛」了維吾爾人——束縛他們的政治和文化表達，把他們困在檢查站和勞改營里。這些限制措施，以及維吾爾人受到壓迫的景象所造成的結果，是漢族遷入者和國家政府感到了不斷放大的自由和權力。
我在新疆遇到的漢族官員，常常拒絕承認，可能是年輕維吾爾男子失蹤、時常被警察槍殺，國家霸占維吾爾人的土地資源，激發了維吾爾人之前一輪輪的抵抗。他們看不到國家禁止宗教教育，限制維吾爾人出國，廣泛的就業歧視，與維吾爾人愈發渴望自由、公正、尋求宗教慰藉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因為嚴打，漢族官員覺得維吾爾社會的伊斯蘭教信仰和政治抵抗明顯減少了，也很驕傲地看到維吾爾人開始熱情地學習「通用語言」，拋棄宗教節日，擁抱漢族文化價值觀了。從他們的角度看，這套新的安全系統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成功。
一位和田的維吾爾生意人Dawut對我說，檢查站和新安保系統的背後，是一個被掏空的維吾爾社會。來建立實行這套系統的政府官員、公務員和技術員似乎完全無視維吾爾的人性。國家看到的維吾爾生活只是計算機眼中所看到的那種。這讓Dawut這樣的維吾爾人感覺，他們的生命只是作為數據而存在著——屏幕上的編碼，或是集中營里的人數。漸漸地，他們適應著這套系統，先是行為，然後是思想。
「維吾爾人還活著，但是他們的整個生活都在牆裡，」Dawut輕聲說，「就好像活在另一個世界的幽靈一樣。」
（作家是華盛頓大學的人類學家，研究維吾爾人受到的剝奪、文化呈現，以及中國西北的「恐怖資本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