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15日，北京舉行北京軍區、濟南軍區訓練尖子匯報表演，毛澤東舉槍瞄準，劉少奇、羅瑞卿等人在旁觀看。
第三篇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底，也就是我到江西三個月之後，北京打電話來叫汪東興回去開緊急會議。我們誰也不知道是什麼事這麼急。我們在農村中幾乎全無外界的消息，汪估計用不了幾天就可以回來。
幾個星期轉眼飛逝。入冬後，極冷，幾乎天天下著細雨。我們無法下田，幾乎無事可做。我的日子越形無聊，憂慮和疏離感加深。
汪在十二月底回來了。
他見到我後，眨眨眼睛說「沒有想到我去這麼久吧？」他其實沒去北京，而是去了杭州，會毛。
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陸定一都出了問題。現在還沒有公開，只是中央在開會。最後決定楊尚昆撤職，調去廣東（原因是黑旗事件和錄音事件）。汪接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並仍任握有實權的中央警衛局局長。汪從未被撤掉公安部副部長的職位，但也未曾復職。三者比較起來，中央辦公廳主任官階最高。
汪告訴我「我說我不行，可以讓陳伯達做。主席說他不行。我又提出讓胡喬木做主任，我做副的。主席說胡喬木有書呆子氣，仍叫我做。」
我說「這麼說，你升官了。」
我隨即想到，我到一組工作的主要審查批人是羅瑞卿和楊尚昆。現在這兩個人都出了問題，對我的影響太大，會不會因此受到牽連呢？但是又想到，第一個審查我，推薦我到一組工作的是汪東興，汪沒有倒，而且還升了官，我不會因羅、楊發生問題而受到牽連。
但我仍惶惶不安。這是共產黨得權後，又一次大規模、最高層的政治動盪，一定會波及到中國社會的許多層面。汪東興也鬱鬱寡歡，他回江西不只是因為四清工作還未做完，也是為了躲避這場政治風暴。他覺得只要大家都待在鄉下，就不會鬧到頭上來。
我一向不願意涉入政治。我學會躲過政治風暴最安全的法子就是掌握政治變向的訊息。目前待在鄉下是很安全，但我想弄清楚中央的動態，以及毛的想法和計劃。在江西鄉下，無法觀測到北京的風起雲湧。
這四位領導同志遭到攻擊，並不完全令我意外。錄音事件後，毛對楊尚昆的信任便大打折扣，毛自然清楚這是更高的領導作的主，鄧小平和劉少奇等，但他採用的策略是順藤摸瓜。
毛一向就不信任彭真。毛幾年前跟我說過，康生告彭有「反毛傾向」。彭為人我清楚，他對毛忠心耿耿，很關心毛的健康。但康生告訴毛，彭真曾說過「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紅旗還是灰旗，還是白旗（指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有待證明。」
陸定一是宣傳部部長，負責全國文藝。在毛的授意下，江青和柯慶施對文藝界展開點名批判，陸自是首當其衝。
我跟羅瑞卿一起工作最久，認識最深。羅非常重視毛的安全工作，對毛絕無二心。但他在建軍問題上反對林彪，於是被說成反對毛。
我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便感到羅的政治地位堪慮。那時在北京西郊明十三陵，毛及其他領導人檢閱了由楊勇率領的北京部隊和楊得志率領的濟南部隊的軍事訓練匯報表演，但林彪沒有出席，以示他反對羅的這種軍事訓練（羅當時推行群眾性練兵運動）。
在這次的檢閱中，有些表演項目很驚人，例如攀援四五層高樓，沒有任何裝備，只用手足攀登上去，並且不是少數的人，而是一個排的徒手士兵，相繼攀上去。毛當時就講「我們目前還沒有現代化裝備，這種訓練很實用。」
毛認為這次訓練表演足以證明，落後未開發的中國，有能力戰勝科技先進的北方大敵。毛說「可見大並不可怕。世界上任何的龐然大物，都不可怕。蘇聯那麼大，碰他一下，他也沒有辦法。只要知道對付的辦法，貌似強大的事物都沒有什麼可怕的。這話我同羅瑞卿說過的。」
羅汲汲於推行中國軍備現代化，對林彪提倡的「小米加步槍」理論也就是毛的革命理論公開予以鄙視，認為不合現代的戰略。毛自然很不高興。毛有次對我批判羅說「羅瑞卿那麼大的個子（羅身材高大魁梧，素有『羅長子』之稱），白浪費衣服料子。」
汪從杭州帶回了一份由海軍轉交軍事委員會，再呈給毛的文件給我看，我終於清楚羅政治危機的來龍去脈。林彪妻子葉群策劃反羅的活動。毛在杭州時，十一月底，葉群由蘇州乘飛機到杭州，向毛報告羅瑞卿反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即搞「思想」，不搞「軍事」）。
毛同意葉的說法。毛在報告上批「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自己另外搞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此後葉群又指使空軍政委吳法憲「揭發」羅瑞卿說「羅原本就不贊成林彪接任彭德懷，現在又想逼林交權退位。有一次，羅到林總這匯報工作，林總身體不太好，沒聽羅講完，讓羅走了。羅在走廊大吵大嚷『病號嘛，還管什麼事！病號，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路。』
「原空軍司令劉亞樓病重的時候，向我揭發了羅瑞卿一件大事。羅讓劉亞樓向葉群轉達四條意見，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總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葉群照顧好林總的身體，勸林總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三、部隊的事情多讓他羅瑞卿負責。四、這件事辦好了，羅瑞卿不會虧待葉群。」
羅在十二月中旬被撤銷了軍隊方面的領導職務。
我很擔憂。羅被撤職絕對是個惡兆。
汪說的一些話也透露出周恩來的憂國憂民之心。周要汪早點回北京去。周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早在一九六四年，便跟汪抱怨過「現在辦事情太困難了。黨的事只有彭真在管，軍隊全靠羅瑞卿，政府只有我。這麼大的國家，就這麼三個人管具體的事，別的人都只是說說，不做事。」現在彭和羅雙雙遭受批判，周自然寢食難安，辦事情更難了。所以周希望汪趕快回北京就任辦公廳主任。
但汪想跟一組的人在鄉下繼續四清工作，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清工作結束後再回去。我也情願留在江西。現在政治局勢正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革，誰知道回北京時，會是什麼局面呢？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因為元旦放假，大家想慶祝一下。早上我同吳旭君冒著細雨，走過泥濘不堪的田埂小路，到汪所在的生產隊後田村去。到時已全身潮濕。只有四清工作隊的人慶祝元旦，農民們不講究過陽曆年。
我們走進廚房時，大家正在和面、剁肉準備包餃子。我們也參加進去忙起來。就在餃子全包好時，上饒專區公安處張鎮和處長坐著一輛吉普車來了。進到房，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大家開玩笑說「趕著來吃餃子，也用不著這麼急啊。」
老張對著汪東興、吳旭君和我說，「長途電話線路接不通，叫了兩個多小時也叫不到後田大隊。今天早上三點多鐘，省委辦公廳打電話到鉛山縣，說毛主席在南昌生病了，要李大夫和吳護士長立刻去。你們還是馬上走吧，這開車去南昌，最快也要十一、二個小時。」
我說「那麼先回石溪大隊，我取一下行李。」
汪說「取什麼行李，東西到南昌再買吧。再去石溪大隊來不及了，而且要保密。去一趟石溪，太招搖了。你們直接走吧。」汪決定和我們一起走，他一方面擔心毛的病情，另外一方面也想了解北京最近的政局演變。如果毛的病不嚴重，他就馬上回後田。
汪堅持立刻出發，我們一口餃子也沒吃就匆匆上路。
車在小雨中行駛。都是土路，非常滑。濺起的泥漿，將玻璃窗都沾滿了。到上饒以後，停到了專區招待所。因為是元旦，都放假回家了。老張臨時叫了一些人來，做了飯。吃過以後，又繼續上路。車子已經洗乾淨。此後一路都是碎石子路，車速快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