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最近十年在國際舞台放棄韜光養晦，改為以積極作為的姿態，越來越大膽直接挑戰美國利益和既有的國際秩序和法規，甚至開展戰狼外交。根據現任美國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osh Doshi）的分析，這一轉變，不是源自習近平的個人風格，而是中共精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判斷美國已經衰落完蛋，現在是中國取代美國最佳時機的集體認知。
中共現在強調要有制度自信，不要照搬西方的理論與模式。諷刺的是，中共在金融危機十年、美國經濟早已強勢反彈、中國反而陷入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時候，還盲信這種「東升西降」論，除了是自己被自己的謊言欺騙之外，還因為中共骨子裡，仍迷信在西方已經被拋棄的過時新自由主義經濟觀。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在美國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帶領下成為學術霸權後，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是政府和貿易的赤字都是壞東西，都要致力消除。這一學派以微觀的經濟行為與原則理解宏觀經濟現象。例如在個人、在家庭財務的層次，入不敷支負債纍纍很糟糕，節儉存款是美德。他們由此引申在國民經濟和國際經濟的層次，赤字也是糟糕的東西，豐裕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存底，才是國家應該追求的。
過去三十年，中國對世界，特別是對美國的貿易盈餘，一直在增長。相反，美國對世界，特別是對中國的逆差，則不斷飆升。在新自由主義經濟觀之下，很多財經分析員甚至經濟學家都將中國與美國的這兩個趨勢，看作中國崛起和美國沒落的證據。
但美國貿易赤字雖然在金融危機後繼續大幅增加，卻沒有阻止美國經濟在2010年之後恢復強勁增長。反而中國在貿易盈餘持續擴張的情況下，在2011年之後開始進入長期的滑坡。這兩年的疫情，也沒有改變這個趨勢。這些發展，都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矛盾。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歐美政府嘗試以加大政府開支，通過舉債和增加赤字預算來刺激經濟，引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大力反對。他們鼓吹在經濟危機中，政府也應該實行緊縮政策，減少開支減少債務。
美國雖是金融風暴的發源地，結果經濟卻能在政府的巨大赤字預算和負債下迅速復甦。歐洲則在政府財政緊縮風之下恢復遲緩。這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觀無法解釋的。
理論與現實的落差，已令新自由主義觀點的影響力被大大削弱。近年，不少不滿這種教條的經濟學者，已經逐漸成為新的主流，被歸類在「新凱恩斯主義」或「後凱恩斯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旗下。他們包括現任美國財政部長、經濟學家耶倫（Janet Yellen）和她的丈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爾洛夫（George Akerlof）和另一位諾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凱恩斯經濟學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國家和國際宏觀層次的經濟運作原則，跟個人和家庭的微觀層次經濟運作原則，是兩碼事，我們絕不能將前者還原為後者。例如在微觀的個人層次，節儉存款是好事。但如果在一個宏觀經濟體系，人人都節儉存款，便會出現消費不足生產過剩，經濟便會崩潰。所以若個人消費率太低，國家便要以赤字預算和負債代人民消費，避免經濟崩塌。同理，如每個國家都追求貿易順差和向外放貸而沒有國家願意維持逆差和借貸，國際經濟也會崩潰。順差國不一定強大，逆差國不一定衰弱。日本在龐大順差之下迷失幾十年，是很好的先例。
中共權貴撿到美國已經過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觀當寶，說服自己「東升西降」，可以不再跟著西方走，真是極可悲，又可笑，也十分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