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難忘下鄉前的八月-送行的雹子
我們這一代人是伴隨著共和國一起成長起來的。共和國的一切風風雨雨我們都是經歷者。
共和國建國初那幾個大的政治運動，我們還太小，只有一些淺顯的記憶。除四害時我們拿著小棍子追麻雀。大煉鋼鐵時到處找鏍絲帽。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自然災害，家家吃不飽飯，那才是真的記憶深刻。
好不容易熬過了那個痛苦的年代，我們在小學裡開始了無憂無慮的生活。可正當我們面臨小學畢業的時候，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一號，突然間時光就停滯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初高中的哥哥姐姐們，義無反顧的投身到了那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風潮里，雖然後來證明他們的所做所為都是錯誤的，但當時的他們可是熱血沸騰的。
我們這些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大部分都游離在運動之外，只有極少數人參與了串聯，批鬥等活動。也有一些參加了小學的紅衛兵，也不過是在胡同里刷刷標語，在公共汽車上唱唱紅歌，或者跟著初高中生後面湊湊熱鬧而已。
六七年底六八年初，開始恢復秩序，老三屆開始上山下鄉，我們也按照就近原則上了中學，史稱「複課鬧革命」。
經歷了一個沒有課本，沒有作業，也沒有考試，只有批判和鬥爭，學工學農的初中生活後，我們也成為了中國教育史上最沒有文化的一屆中學畢業生，迎來了陪伴終生的「小六九」的美稱。
1969年的夏天，已經進入文革中期，激烈的鬥爭已經趨向平緩。雖然並沒有學到什麼知識，但畢業分配的日子卻來臨了。七月底，經過動員、報名等一系列活動，我們的去向就定下來了。由於老三屆基本上都是插隊，而我們的分配方向主要是兵團，生活條件相對要好一些，所以大多數人選擇了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收拾東西，遷戶口，就等通知出發了。
8月下旬，通知到了，8月29日交行李，31日乘車出發。接著就是一通忙活，購置各種生活用品，和親戚們告別，和同學們聚會，你來我往忙個不停。到28日，一個後來伴隨我們很多年的大箱子裝好了，該上路了。
29日上午，我和一位姓李的同學相伴去他母親的廠子借三輪車運行李。我們家住珠市口，他住在陶然亭游泳池南邊的玻璃四廠宿舍內，學校（現在的北緯路中學，那時叫北京七十中）正好在我們中間。他母親在玻璃五廠上班，在陶然亭公園北門附近。我們一早出發，借完三輪車，又分頭把兩家的行李送到學校，再把三輪車還回廠子，就已經是下午了。又回到他們家，他媽媽那天不知是休息還是請假了，反正是在家。看到我們回來，就馬上給我們做飯，我記得還炒了一大盤雞蛋，我倆正飢腸轆轆，毫不推辭就大吃起來，吃的那叫一個香，要知道那時候雞蛋可不是隨便就能吃到的。
吃完飯，又在他們家玩兒了一會兒，就到了四五點鐘了，天黑上來了，要下雨的樣子，匆匆忙忙的告辭後就從他們家出來了。剛剛拐過陶然亭游泳池的西南角，一陣雷聲響過，雨就來了。頂著雨忙往車站跑，希望能有一輛車過來解救。可是車沒來，雹子倒來了，而且是雞蛋大的雹子。當時所待的地方，東邊是陶然亭游泳池，西邊是陶然亭公園，任何建築都沒有，不像現在兩邊都是商店。汽車站也只是一塊牌子，毫無避雨之處。慌亂的人們跑到了游泳池的牆邊，緊緊的擠在了一起，使勁把腦袋往別人的身上扎。我當時擠在人群里，雙手抱著腦袋，竟然被雹子把手砸破了。正在這危急時刻，一輛無軌電車行駛過來，慌亂的人們盼來了救星，爭先恐後的擠上了車。這時的雹子仍然沒有停下的意思，還在不停的向地面砸著。無軌電車開著車門向前挪動著，還有人在向車上跑。可開出不長距離，車就趴窩了，原來電線被雹子打折了。又過了一會兒，冰雹變成了暴雨，地面上的下水道被凍在了一起，失去了排水功能，積水越來越深，馬上就要漫進車裡了，萬幸的是，雨水終於停了。
踏著齊膝蓋的積水，匆匆忙忙趕回家中，眼前的景色又使我吃了一驚，東屋和南屋的玻璃全部沒有了，只剩下一個個窗框，似乎在向人們訴說著那場冰雹的肆虐。我家雖然是北屋，但後窗戶的玻璃也未能僥倖。劫後餘生的鄰居們開始談論剛剛過去經歷。特別是東屋的桂英家，雹子從窗戶一直傾瀉到東牆，全家人坐在床上，用被子阻擋著雹子的進攻，真可謂驚心動魄啊。
第二天，街上到處是賣蘋果的，非常便宜，一問才知道，原來都是昨天被雹子打下來的。走到天安門廣場一看，工人們正在忙著安裝燈具，原來天安門廣場上為慶祝20周年國慶安裝的燈具全部被雹子毀滅了。
第三天，1969年8月31日十一點零六分，知青專列緩緩離開永定門火車站，我們走上了十年的知青之路。
難忘的八月，難忘的雹子。
二形形色色返城路
1966年，中國歷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波瀾壯闊之勢席捲全國，首先捲入這場洪流的就是在校學生。不管願意不願意，自覺不自覺，他們的命運從此被改變。
離京之前，從此天各一方
經歷了造反有理，大批判大斗爭大串聯之後的紅衛兵們終於把路走到了盡頭。城市裡已經無法再讓他們自由活動下去，於是，上山下鄉的大潮來了。
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一切可以容納他們的地方去。從北大荒到海南島，從大草原到黃土地，到處都有了知識青年的身影。
複課鬧革命
1968年12月22號，毛主席發布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更是將上山下鄉運動推向了高潮。首當其衝的六九屆，更是創造了「一片紅」，一個不留全下鄉的記錄。
1969年8月，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迎來了畢業分配。在一張志願表上，分別列出了四個地方：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嫩江農場。我們大多數同學選擇了東北兵團。很快，我們就被批准了，還發了一身棉衣服，一件棉大衣。
經過了遷戶口，準備行裝後，8月31日，我們一早就在學校集中，排著隊，在家長和親友的陪護下，浩浩蕩蕩的走向了永定門火車站，登上了知青專列，走向了遙遠的北大荒，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剛去時，根本意識不到未來會什麼樣，什麼紮根啊返城啊沒想過。一個全新的環境，剛剛獨立生存的探索，就夠這幫孩子忙活的了。
離京乘車證
實際上，那時已經開始有人在漸漸離開了。我認識的人里，第一個離開的是在下鄉後第一個冬天，一個後來非常有名的，西遊記里唐僧的扮演者，與亞洲女首富成親的那位——遲重瑞。他因為出身於京劇世家，本身也很有才華，被某軍區文工團特招走了。我至今還記得他在宿舍里放聲高歌的樣子。
緊接著走的就是我的老排長，一位天津老高中的知青，是一個真正呵護著我們這幫小知青的大哥。他是一位軍乾子弟。父親解放了，官復原職了。孩子就參軍了。那時這樣事很普遍。
國防施工營地
從1972年開始，大學恢復了招生。不過不是延續過去的高考，而是改為由工農兵中推薦。每個連隊分配幾個名額，由黨支部提出人選，再徵求貧下中農意見，報送上級審批。我們連隊每年大約三四個人。基本上都是老三屆居多，因為他們年齡大，明事理，又能吃苦耐勞，大多數連營的中層幹部都由他們擔任，所以頭幾年被推薦上大學而離開的多數是他們。直到後來，空位置多了，我們這些小六九才開始嶄露頭角。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七七年鄧公復出，恢復高考才結束。在剛開始的幾年，這也是返城的一條重要通道。不過受益者主要是知青中的精英人士。
當時，知青返城還有另外一條路，就是困退和病退。病退很好理解，就是患了疾病，不適合再在北大荒生活，退回原城市。不過這個病歷診斷不好拿到，而且還要原城市指定醫院覆核。初期控制比較嚴，除非真正的有大病的，否則沒戲。困退則是城市裡的家庭有困難，需要孩子回來承擔，這個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這需要上邊有關係，有人幫你，否則連想都別想。這也間接催生了走後門這一社會頑疾。
隨著時光流淌，中央關於上山下鄉的政策也開始調整。一是減少了跨省安置，如北京天津都是從六九屆之後改為了在郊區安置，不再往外省市安排。二是開始有計劃的對插隊知青招工，對插隊幾年後的知青逐步安排進工礦企業。雖然說沒能返回城市，但終歸解決了溫飽，有了出路，也減少了上山下鄉的阻力。除個別由於出身等原因外，大部分插隊知青走上了良性循環。
這個政策出台後，原本在生活條件等各方面都優於插隊知青的兵團，一下子變為了劣勢。兵團有過兩次招工，教師和鐵路系統，但都是定向招工，我們連只有一位姓尹的女知青被招回了北京豐臺火車站，沒有大多數人什麼事。在這種情況下，聰明的人們想出了一個曲線返城的路徑。一個新的名詞誕生了——轉插。
回京探親
「轉插」，從兵團或農場把戶口遷移到有關係的農村去，不改變知青的性質，享受當地知青招工的待遇，改變個人的命運。一時間成為了熱門話題。很多人在為之努力，也有很多人成功，我所知道的範圍內，轉插走的超過了用其它途徑返城的人，頗具影響力。
和其它返城途徑不同，轉插的努力方是家庭，即使是回老家，你也得打通大隊公社領導的關係。或者是企業和上級領導有人才能成功。用時下的新詞來說，就是「拼爹」。反正各家都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吧。
當年我父親由於工作的關係，結識了山西大同某企業的領導，相處挺好的。就求他出面欲把我轉到下邊的縣裡去插隊。該花的也打點了。終於給我辦出了同意接收的函。但我當時已經交了一位女朋友，相處很好，就要求同時辦理兩個人的，對方答應了，也給辦理了。我將有關手續報送團軍務股後，卻沒了下文。後托人去問了一下，才知因為我女朋友是上海人，而投親靠友的理由過於牽強，所以就扣下了。
其實這件事後來沒辦成也有我自己主觀上的原因。一是我要辦去的地方條件也不是特別好，離北京也不近，所以我興趣也不是很高。二是我是從一師調過來的，除了一塊過來的人，沒有什麼熟悉的可用得上的人幫忙，所以就無限期的拖下來了。當然，誤打誤撞，後來大返城潮流一來，直接回京了。而有些走的早，已經分配了的，因為喪失了知青這塊招牌，回京的路反而崎嶇了許多。
76年，毛主席逝世，華國鋒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第二年鄧小平復出，開始對文革遺留問題撥亂反正。知青上山下鄉也開始出現了各種聲音，特別是反對的聲音開始占據上風。出現了「國家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知青不滿意」的論調。在這種情況下，各地都不同程度的放寬了知青返城的條件，大批知青看到了希望。
七七年末，恢復了高考。各地方都有知青參加，有的上了大學，離開了。但對於我們這些小六九來說，太難了些，因為我們畢竟只有小學六年級的文化呀！在我認識的人中，後來參加正式高考而上大學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知識分子家庭的，還有一個是兩航起義家庭的，總歸不是我們這些普通的家庭。而且他們也是回城後放棄就業在家專心複習後才去考上的。當然，他們後來的路也和我們不同，一個是大學教授，一個是國家發改委的官員。
進入一九七八年，返城風越刮越烈。各城市對困退病退標準也越來越松。而且又出了一個新政策，父母退休可以讓異地的子女回來接班。有很多家長為了自己的孩子回來，紛紛要求提前退休。
在這種大形勢下，兵團也放開了閘門。一到五師的知青開始大規模返城。到七八年底，大部分知青都踏上了回家的路。六師由於是新建師，知青比重比較大，象我們連，知青占了百分之八十，中層幹部和技術崗位全是知青，如果都放走，連隊就癱瘓了。所以，上級領導採用了拖字訣。可知青們此時已經不可能再安心的待下去了。那年的麥收都搞不下去，大家整個心思都是怎麼裝病，怎麼去開病歷，甚至有人威脅大夫。在這種壓力下，醫院崩潰了。最後是讓知青自己開病歷，自己去蓋章，成了一場鬧劇。
病退北京批准函
病歷有了，申請表遞上去了，矛盾集中到場部和農墾局了。（這時兵團已經撤銷了）。由於長時間得不到消息，急火攻心的知青們開始了集體上訪，邊遠的農場也每天都有大批人開著車來鬧。各連隊事實上已經陷入困境。
這種情況發展到了七八年底，農場農墾局抗不住了，開始大規模放人，成捆的商調函開始發往各城市。
農場報到函
十二月中旬，連里通知我，我的病退申請表已經發往北京了。我在連隊裡也待不下去了。馬上買車票就返回了北京，準備得到返城的確切消息再回來。可當我到家後去一問，說我的批准函發回東北了。得，這是人生大事，不敢耽擱。在家待了兩天，就又匆匆返回了黑龍江。
當我風塵僕僕返回連隊，文書董明華告訴我，因為我不在，她怕耽誤事，就把我的戶口等都辦完了。這一下，我的心算徹底放到肚子裡去了。
得知我回來了，連長指導員還有老職工們都來看我。連長還告訴我，從第二天開始，每天三頓飯要上三家吃，他們已經排好了。只有都吃過後，才讓我走。面對大家的盛情，我實在不好駁回。而且戶口已經辦出，我已無後顧之憂，我對自己親自參與創建的連隊也感情頗深。此去能否再來也不好說，就答應下來了。
告別老連隊
從第二天開始，每天早上八點多，就有小孩子在門外喊李叔。一天三家，大家還很默契的不讓我多喝。不過這一個多星期，也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喝酒經歷了。
新建連，連成家的老知青算上，一共只有二十多家。都喝過聊過之後，連里用膠輪拖拉機把我送到了富錦。當年福前線鐵路剛剛開通到富錦，我也算是第一批乘客吧。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號，返回北京，一月十號，辦理了戶口，重新成為了北京人。
回到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