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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 團長蠻幹 一場大火燒死了四十個女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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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知青被文革毀了一生。(圖片來源:網路)

1970年5月17日,我們在M市火車站興沖沖登上列車,奔赴遙遠的北大荒。車站上一片連哭帶叫,知青從車窗里伸出手,死死抓著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親人的手臂,直到車輪啟動也不撒手,維持秩序的人手執小木棍,使勁打才把他們的手打開,真像生離死別一樣!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個樣子,我特別興奮,起勁地敲鑼打鼓,拚命喊口號。那時我剛十七歲,渾身帶著在紅衛兵運動中激發出的熱情,腦袋裡只有「在廣闊的天地里大有作為」這幾個字,其他什麼具體的東西也沒有,只是一團火熱的、膨脹的、閃閃發光的感覺。再加上人在少年時那種離家出走闖一闖的傻乎乎的願望。一路上興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車走了兩天兩夜,沒到站嗓子就沒有聲音了。

列車在深夜到達農場車站。一開門,漆黑一片,「嘩嘩」下雨,極冷。我們是從炎熱的M市來的,身上還穿著襯衫呢!趕緊從行李包抻出軍大衣穿上。下了車,在站台昏暗的燈光里,只見大家一片綠,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卻「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們是給大卡車運往農場的。農場似乎很大,好像沒有邊兒。他們按照軍隊的方式,一個連隊一個地方。我們的卡車每到一個連隊,便下來一些人。我在第×連下車,一同來到這個連隊的知青大約有六十人。我們被領到一個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於天黑,什麼也沒有看見,只覺得滿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著,連夢也沒做。

第二天醒來一看,傻了!我們全傻了!

哪裡是房子?原來是個極大的老式帳篷,縫縫補補,撒氣漏風;帳篷裡邊也滿是爛泥,長長的野草居然從床底下長起來。這就是我們長久的住處了。吃飯要天天踩著爛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這才明白為什麼臨來時學校再三叫我們準備高筒靴。一看這情況,幾個年歲小的學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麼可能回去呢!這大帳篷有兩個,每個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當天夜裡,大家躺下,誰也不說話,漸漸就有了哭聲。先是女知青哭,後來男知青也哭,最後兩個帳篷的哭聲連成一片。在這荒涼的野地里,哭聲和風聲水聲一樣,誰理你?那時我們才十六七歲呀!

我們大多被分配在「農業連隊」干農活兒。這兒的農活兒可不好乾。沒有排水系統,到了收割時,趕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機器下不去,割麥子就得用「小鐮刀」解決問題。幹活兒也是突擊式的,天亮時露水一干,馬上下去割,因為麥子沾露水不好割,這樣一來要干到天黑露水下來時才收工,一天干下來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時就更難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水,夜裡結上冰,一腳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氈襪、皮靴、絨褲全得穿上。但干起活兒來,太陽一曬,上邊反而熱得穿單褂。上熱下涼,那難受勁兒就甭提了。後來許多知青的關節炎、腎炎、風濕病都是這麼得的。可那時沒人退縮,輿論強有力,懶漢是可恥的!我們的口號是:「小鐮刀萬歲!」「磨斷骨頭連著筋!」有時完全可以用機器也偏不用,因為用「小鐮刀」才可以「顆粒歸倉」,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們更不容易。農場的老職工大多是轉業兵和從山東、四川來的重勞力,根本不懂得照顧女孩子們。女知青們來了例假,不好意思說,照樣把雙腿插在刺骨的冰水裡,默默地忍著幹活兒。現在想起來都心疼她們。

至於生活的艱苦,你根本無法想像

舉個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資格享受一次「病號飯」。這「病號飯」不過是用豆油、蔥花和大鹽粒子熗鍋,再倒進去開水煮一碗湯麵。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號飯」了,兩個知青為了爭這碗面,一個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這辦法獨吞這碗面,另一個知青馬上也啐一口,說:「我不嫌你,咱們就一人一半吧!」這一碗破麵湯,不過是讓肚子舒服一點吧。

那兒人的飯食一向很粗。一個饅頭半斤重,一個包子三兩重,一兩個月吃一次豬肉;吃豬肉那天——我那時沒有照相機,真應該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張張心花怒放的臉兒!那臉兒才叫漂亮好看呢!沒肉吃怎麼辦?貓肉、兔肉、鳥肉、老鼠肉……有一次,我們的拖拉機壓死一條蛇,大伙兒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段段的。我在地上找到一個破罐頭盒,裡邊放點水,點著樹枝,把蛇肉一塊塊煮了,那滋味真是鮮美極了。回去講給夥伴們,人人聽了都咽口水。

這兒的自然環境還不錯,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非常開闊,絕對沒有污染。如果你做旅遊者看一看,當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這樣生活八年,恐怕——別說不好聽的話——恐怕你早跑回來了吧!

就說天氣吧!冬天最冷的時候,耳朵和鼻子凍得「梆硬」。有時老職工搞個惡作劇,拿起洋鎬對知青說:「這鎬刃上怎麼有點甜呢,你舔舔!」如果這知青傻帽兒,一舔,舌頭就粘上了。再一拉,舌頭准掉一塊。這時必須趕快到屋裡去,叫別人哈氣,幫助「哈」開。逢到「刮煙泡」——那種雪後的大風,常常在風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攪得周天寒徹,漫空迷霧,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結果大半是把人凍僵凍死。

我說艱苦,你別以為我們就會喊爹喊媽,叫苦連天。一次,我們從山裡幹活兒回來,車壞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兒就嚼樹葉,我忽然看見地上車轍溝里積著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揮手轟走水面上的一層小飛蟲,去喝雨水。我這個創造發明得到大家一致稱讚,大家便都這樣喝個痛快。嗓子得到滋潤,便又唱歌又呼口號又念語錄,一鼓作氣回到農場,情緒依然十分高漲。

可以說從「文革」初期到這時,我還沒有絲毫的反省意識

「文革」初,我們批鬥一個老教師。她原先是個老校長,反右時被劃為「右派」,在學校做清潔工。在逼她交代問題時,有些頑皮的同學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說受不了,便叫她攪和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葉子塞進她嘴裡。那時我們決不會認為是在迫害人,相反覺得我們很英雄,很正義,立場堅定,這便是當時學生們的自我感覺。

在我來支邊之前,還參加過動員別人插隊支邊。記得我們到一個不肯放子女走的「釘子戶」家中做工作。所用的辦法是「熬鷹」,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動員,軟說硬說,不讓他們睡覺,直到把他們熬垮,點頭同意了,馬上給他們辦理戶口遷移手續,這法子真有點缺德!記得這家該走的是個女孩子,母女倆住一間平房。我們七八個人都擠在他們家,連水缸邊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這母女倆就是不說話,我實在熬不住,不知不覺睡著了,天蒙蒙亮時醒來一看,嗨!被動員的和動員的全睡著了,東倒西歪,一片鼾聲,大伙兒全垮了。當然,最終她們還是被我們征服了。但我哪裡會多想一想,毛主席的號召既然這麼偉大,為什麼又要用這強制的手段呢?

那時,沒有思想也就沒有痛苦,所以我一直是快樂的,意氣風發。

那時我們的業餘生活主要是批判會,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幹了一天活兒後,晚上就被連部集中起來,搞大批判。對於我們來說,寫大字報是練書法,寫批判稿是做文章,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們也寫詩,當然都是按要求寫的了,絕對沒有個人的詩句。儘管這種文化生活充滿政治氣息,但也可以人盡其才,一樣幹得有聲有色。我們是絕對不準看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書籍的。偶然有人從別的連隊偷偷借來一本小說,大家都搶著看,但千萬不能叫連隊領導知道。記得有一本外國小說《俊友》,莫泊桑寫的吧,傳到我手裡是吃晚飯的時候,我瞪著眼一直看到夜裡兩點,兩點半另一個知青就起來接著看,書的利用率可是極高的。

要說到看電影,那簡直是我們的節日!一部電影從師部借來,就一個個團部傳著放映。多是到一個集中的地方,各連隊的知青都來了,好像一個大聚會。老朋友見見面,也可以認識些新朋友。記得一次聽說要放映香港片子《雜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廣場上,從天擦黑直等到夜裡三點。片子一送到,廣場上歡聲雷動,那聲音撼山動地,不知是表達一種滿足還是一種饑渴。還有一次看朝鮮電影,電影里下大雪,廣場上也下大雪,但沒有一個人離開。電影里的人進了屋子,我們卻在大雪裡站著,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極了。

我們有大塊大塊空白的時間,又寂寞又孤獨,愛情便出現了。連長像個封建時代的管家,常常在晚上到橋頭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時還躲在解放牌卡車的車樓子里,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但我們有一條由帳篷後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們戀愛的幽徑。知青們都愛稱它為「胡志明小道」。這小道彎彎曲曲穿過一片開花的草地,還有許多小白樺樹遮遮掩掩,又美又靜又神秘,許多知青把伴隨著心靈戰慄的足跡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這個細節,這很重要——從連隊的大院子里遠望,有一棵楓樹。它長在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圍沒有任何別的樹,只它一棵,也許因為它所處的地勢好,單獨地生存下來。它又矮又大,由於太遠,平時看起來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紅極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時心情孤獨,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種寄託,一種期望。有的人心裡有苦難言,就跑到那樹下待一會兒,靜一會兒,哭一會兒,便會好些。於是人們都說它能消解痛苦,非常靈驗。我嗎?我——今天我特別不愛說我自己。我只想說,近來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間想起這棵樹來。說不定哪一天我專為這棵樹跑回去一趟呢!什麼?你說我的眼圈有點紅?我昨晚又睡晚了。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一百個人的十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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