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百萬革命群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接受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獻上的紅衛兵袖章。從此，全國大串連和紅衛兵運動迅速興起。
聶元梓那時對大串連不積極，曾派人到北京火車站勸阻外出的北大學生回校參加選舉校文革的工作。在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的指導下，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召開，隨後選舉產生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校文革），聶元梓任主任。校文革成立後，大部分學生很快外出串連了（選舉前已經走了一部分人），留在學校的人已經很少。這些留下來的師生，除參與辯論本校運動的有關問題、轉抄外面的一些大字報外，主要是接待外地來京串連的學生。
1966年10月6日，物理系二年級學生路遠、周闖貼出題為《搬開聶元梓，北大才能亂》的大字報。大字報批評校文革籌委會組織的鬥陸平大會是「文鬥變成了溫鬥」，批評聶元梓不支持紅五類單獨組織協會等。大字報還寫到：
「選舉，選舉，選不出好班子來。此處浪費青春，外地正好革命。走了！那麼多人發了緊急呼籲，要聶元梓等注意。可是她們卻置之不理，不抓事物苗頭，忙於事務。三千人跑了，陶鑄同志的信才來。聶元梓同志何其迂也！」
「何其迂也」的聶元梓，是否接受了路遠、周闖等人的批評，我們不得而知。但到了11月中旬，聶元梓和孫蓬一等人也要赴上海串連去了。對於聶元梓等人去上海串連一事，當時不少人曾猜測是否有什麼背景。就連時任上海市第一書記的陳丕顯等上海市委領導人，亦感到聶元梓突然出現在上海並與當地造反派聯合行動，來頭實在不小。
據筆者了解，並有可靠的根據證明，聶元梓此次行動確實是奉命行事。做出這一決定的不是中央文革的某個頭頭或某些成員，而是最高領袖。
1966年11月12日上午10時左右，李訥即肖力（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兒）在北大校文革組織組某成員的陪同下來到北大五院二層校文革組織組辦公室。當時在校文革組織組辦公室的有孫蓬一等5、6人，筆者亦在其中。李訥身著軍服，一見面就衝著孫蓬一說：「孫大炮，怎麼聽不見你放炮了？」原來文革初期孫蓬一曾借調到中央文革工作了約兩個月，與李訥認識。孫為烈士子弟，14歲參加革命，16歲入黨，是一直性之人，為人耿直，脾氣火爆，敢於直言，人稱「孫大炮」，故李訥也稱他為「孫大炮」。接著，李訥便同孫及在場的人一一握手。落座後，李訥問孫：聶元梓呢，到哪裡去了？孫答曰：大概到市里開會去了。隨後李訥便詢問北大的運動情況。孫蓬一作了較為詳細匯報，大意是說：眼下北大有人反聶，反校文革，說聶執行了一條隱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聶元梓下台。其他人也七嘴八舌補充了一些情況。李訥聽罷沉默了片刻，接著便發表了一通意見。大意是說：北大是有點亂，但是北大的造反派不要只著眼於北大的運動，目前全國許多地方群眾還未發動起來，造反派受壓，尤其上海造反派壓力很大，希望北大的造反派去支持他們。李訥說，今天來找聶元梓就是要同她談這個問題，這是主席的意思。「這是主席的意思」，此話給筆者的印象最為深刻。談話到此時，已接近午飯時間，孫蓬一要李訥留飯，李說好啊，我可未帶糧票。於是眾人便拿著飯盒、飯盆到大飯廳打飯，菜是普通的大鍋菜，主食有饅頭、大餅之類。那時李訥較為樸素，平易近人，在辦公室同眾人進餐時有說有笑，給大家留下了好印象。
當天下午，李訥與聶元梓單獨長談。她們究竟談了些什麼，聶未作詳細傳達，只是說毛主席要她帶人去上海串連，支持上海的造反派。還說李訥告訴她如果毛主席批准，她也與聶同去上海。聽了聶的傳達後，校文革的常委們很興奮，認為這是偉大領袖交給的任務，是對聶元梓和北大造反派的最大信任。經研究決定，由聶元梓、孫蓬一帶隊，另有校文革組織組的陳某和傅某參加，此二人均為女性，兼有照顧聶元梓的任務。聶隨將此名單報告李訥。不幾日中央文革辦事組送來了北京至上海的4張軟臥車票（系一個軟臥包廂）。聶孫一行隨即趕往上海。至於他們在上海進行了什麼活動，筆者只有耳聞，不知其詳。
就在李訥同聶元梓單獨談話的當天，井岡山紅衛兵和紅色造反聯軍的少數學生砸了由毛澤東題寫報頭的《新北大》校刊編輯部。聶元梓陪同李訥看了現場。據《聶元梓回憶錄》記載：「李訥到窗前看了情況，表示很氣憤。她對我說，你太軟弱了，這是反革命行動（當晚，李訥派中央文革辦事組人員調查現場，指示我們要抓人）。」（《聶元梓回憶錄》第173頁）次日，王力、關鋒在政協禮堂小會議室接見了聶元梓、孫蓬一等人（筆者也在場），了解砸校刊編輯部情況。會議開始時王力說：「昨天晚上聽了肖力講北大砸校刊的情況。中央文革聽了，很氣憤，也很關心，我們今天這裡開會，聽聽你們介紹情況。」會後，王力吩咐北大寫一份簡報。回校後由簡報組組長楊文嫻起草簡報，聶元梓等看過就上報了。
關於聶元梓奉命赴上海串連之事，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員王力在《王力反思錄》裡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其小標題為：「聶元梓去上海的一段公案」——
「聶元梓的事是我經手的，我比較清楚。……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把北京的群眾組織、學生、工人、機關幹部的造反派連在一起，通過聶元梓等人到上海串連，把北京同上海連成一片。江青找我，說主席的設想，組織個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李訥（肖力）要去，聶元梓去，阮銘也去，搞個比較大的班子。聶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去負責籌備這個班子。李訥找到我，我介紹她見過聶元梓，陳伯達找到阮銘。這個北京和上海聯繫的組織，沒有牽扯到張春橋。江青說李訥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慮，因為她正在搞農村文革的指示。後來江青又轉達毛主席指示，李訥不去，阮銘也不去，班子不要那麼大。聶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的紅衛兵組織，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眾組織，用北大群眾組織的名義到上海。她不能打中央文革的旗號，完全作為北大聶元梓領導的群眾組織的身份到上海去做些觀察、聯絡工作，沒有說她的任務是把上海市委打倒。我給聶元梓說時再三叮囑這幾條，說是主席、中央文革的決定。她在上海的生活安排可由上海記者站照顧。」
王力還寫道：「現在歷史學家、紀實文學家說聶元梓和張春橋在上海秘密見面，搞什麼陰謀，聶元梓在上海的行動是張春橋策劃的，他倆怎麼說，作者都聽見了。這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張春橋對聶元梓非常反感，張春橋打電話給我，問怎麼回事？聶元梓為什麼打著中央文革旗號？為什麼有事不同我商量？我講了毛主席指示的幾條，我說沒有交代她有事去問張春橋，是因為張春橋要回來了。也沒有必要，因為她只是代表北大群眾組織去串聯。沒有叫她打著中央文革旗號。」
以上情況清楚地說明，文革初期聶元梓赴滬串連，確實大有來頭：奉毛澤東之旨行事。聶元梓等人自滬返京後，中央文革辦事組通知北大校文革辦公室：儘快將辦事組墊付的聶元梓等人赴滬的四張軟臥車票款送還他們，以便結帳。校文革辦公室負責人回答說：這四張軟臥車票是你們給買的，北大無法報銷，理應由你們負責。對方很快回話，說聶元梓等四人的編制不在中央文革而在北大，只能歸北大報銷，並連連催促北大報銷後儘快還錢。北大校文革辦公室要他們寫一個證明：四張軟臥車票系中央文革辦事組給買的，可以報銷。但對方予以拒絕。此事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最高領袖和江青等中央文革要人，既要派聶元梓以北大群眾組織的名義去上海支持當地的造反派，希圖「通過聶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聯，把北京同上海連成一片」（見《王力反思錄》第758頁），又要掩蓋聶元梓等人此行是奉旨行事，真可謂費盡心機。
根據當時的財務制度，只有行政13級以上的幹部方能乘坐軟臥。聶元梓是12級，報銷不成問題。但其他三人皆為一般教師和幹部，只能按硬臥報銷。差額如何處理就成了問題。彼時中央文革辦事組又頻頻催促還款，無奈，聶元梓只好自掏腰包補齊差額，還錢了事。
《記憶》2016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