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的跨年
這是一個偽問題，也是不太友好的問題，因為含有「你必須發聲」這樣的道德要求。每個人都只能要求自己發聲，而不能去要求一個作家。
但是，如果我們忽略掉具體的人名，這個問題仍然是有意義的：在這次疫情中，為什麼西安沒有像方方一樣寫日記的作家呢？
這不是說西安沒有人在記錄疫情，光是我知道的就有兩個朋友在記錄。只不過，西安沒有自己的「有名望的作家」，自己的「城市知識分子」。
把賈平凹和方方並列，是因為他們具有相似的地位：著名作家，地方作協主席（賈老師好像還是全國副主席），在市民中有著極高的認知度。他們寫日記記錄什麼，也不太容易被刪除。
賈平凹不會成為方方，不一定是「缺乏勇氣」。更深的原因可能是，他本質上是一個「農村作家」或者「陝西作家」，只是碰巧住在西安而已。他靠寫農村故事出名，很少寫城市裡的事。
八九十年代中國出了一大批「鄉土作家」，陝西就有賈平凹、路遙和陳忠實三位，稱得上是令人矚目的群體。如果路遙和陳忠實還活著，一定更「德高望重」了，但是他們多半也不會像方方那樣。
農村出來的著名作家，靠著一兩部作品獲得國家獎項，在省城立足，最高做到「省作協主席」。他們可能更靠近權力，因為這是獎項之外最能給人帶來滿足感和認同的東西。
但是，方方在本質上屬於不同的作家。她在武漢長大，讀中學並且從武漢大學畢業，紮根於這個城市。對她來說，從親友乃至市民中獲得的認同，比「全國讀者」那裡得到的認可更真實。曾經看到一張照片，方方和幾個本地朋友在一起，他們大多都和武大有關，都是這個城市的「知識精英」。
方方能夠感受到來自所在城市的支持，這給了她安全感和某種使命感。她也有足夠廣泛的關係網，讓她獲得一手信息。這個「關係網」不是成名之後才建立的「利益共同體」，而是從小就獲得的友情，其中既有醫生也有官員。或許正是這樣的「認可」，才讓有一種發言的使命感。
在西安，有哪個作家像方方那樣有「市民氣」？目力所及，沒有這樣的人。其實這是大多數北方省會城市的共同問題。北方城市大部分是「新城市」，其精英都是過去幾十年從全省各地的農村選拔出來的，他們普遍缺乏一種紮根於城市的「現代性」。
提到西安，所有人的反應都是「古都」，在古代它曾是一流城市，官方話語也是這麼定位。我們不知道「30年以來」的西安，是一個怎麼樣的城市。那位從咸陽機場出發步行翻越秦嶺討回家鄉的，代表一種「西安」，那是全省人民的西安；那個租住在城中村出來買埋頭被防疫人員毆打的男子，代表的是另一個「西安」——這個形象是模糊的，沒有根基的，隨時可能消散的。
相比之下，武漢的「過去一百年」則要豐盈得多。1949年之前，它曾被稱為「東方芝加哥」；不管是碼頭還是後來的工廠，以及江漢路上的商業傳統，都讓它擁有更強的「都市性」。九十年代文學繁盛，能夠代表武漢的是方方和池莉——女性的，市民氣的，而不是鄉村的。
疫情給我們重新打量城市的機會。一些人盛讚上海模式，有一個原因是上海人更有「市民傳統」，而不是只靠一個張文宏，反過來說，如果張醫生是在西安工作，又會怎樣呢？
還記得他第一次走向公共舞台，是在醫院開會要求「有危險黨員先上，而不是讓群眾頂在前面」，這讓他成為一個話題人物。上海媒體進行追蹤報導，每天採訪他，讓他成為一個「明星」。記得當時我和幾個媒體朋友討論這個話題，大家的共識是「這很敏感」。如果換一個城市，會是怎樣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