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報導里，不難看出當時的宣傳，竭力有意突出「階級情感」與「血緣情感」之間的鬥爭。譬如：「在運動開始時，（北京大學的）很多同學對檢舉貪污是有顧慮的。但隨著運動的展開，同學們對這一次運動的認識漸漸提高，顧慮也逐漸打消。中文系二年級同學胡祥達在運動開始時，想起他的家裡有兩本帳簿，其中一本是專門對付收稅人員的假帳。他想動員他的父親坦白，但是怕他的父親說他『忘恩負義『，因此他把這事放在心裡沒有說。後來他記起『中國青年』雜誌上批評鄭輝人包庇地主家庭一事時，立刻恍然大悟，就一方面向天津工商業聯合會節約檢查委員會檢舉他的父親，另一方面動員他的父親坦白。到一月二十日止，北京大學檢舉的案件達一百九十三件，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檢舉自己家屬的。」「王世桓看出他父親心中有病，就對他解說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趕快坦白。但他依舊不肯低頭認罪。王世桓最後對他說：『你不坦白，我要向學校方面檢舉你。『他父親聽了非常氣憤地說：『我把你養大，你卻要檢舉我，你還有良心嗎？我要是特務，你也要檢舉？』王世桓堅決地回答他：『你要是特務，我更要檢舉你！』」
2、「文革」期間大量幹部子弟被逼加入到「大義滅親」式告密隊伍，這是一個特殊之處
「文革」期間的「大義滅親」式告密的特殊之處在於：在此之前，「大義滅親」式告密的主體，以「右派、」「地主」等「階級敵人家庭」為主；1965年毛澤東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1966年「文革」爆發後，幹部家庭子女遂大規模加入到「大義滅親」式告密的隊伍中來。如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回憶：
「我被『專政』了，他們還不放過那些比我小許多，正在上中學的小阿弟、小阿妹們。1968年2月，王少庸兩次給時任徐匯區『革委會』主任的黃克布置任務，要他把家住在徐匯區的華東局、市委負責幹部的子女『管一管』。於是，5月9日至6月中旬，由『徐匯區紅衛兵軍區』主辦的第一期『叛徒、特務、走資派子女學習班』在上海縣北橋公社黃二大隊一座孤房子裡開班，歷時35天，有『學員』46人。第二期班從7月初開始，歷時45天，有『學員』92人。這兩期『學習班』共集中『叛徒、特務、走資派』子女138名，全部是從14歲到20歲的初、高中學生。他們的117位父母全部是被關押、隔離、靠邊審查的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黃克等人對這些青少年學生用盡了威脅、恐嚇、欺騙等手段：不許回家，不許與家裡通信，搞『一幫一』監督；大會套小會，個個要表態，搞人人過關；揭發父母親的『問題』，搞『家庭鬥爭會』；要大義滅親，與『反動父母』劃清界限……在兩期『學習班』中，他們先後11次組織『學員』們參加對他們父母的批斗大會，逼迫42名『學員』在大庭廣眾之下，當面揭發父母的所謂罪行。這種卑劣的『學習班』，使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蠱惑和矇騙，造成了家庭分裂。這些『學員』中，先後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殺身亡，1人離家出走後下落不明。」
這種大規模的幹部子弟被逼入「大義滅親」式告密隊伍的情形，在「文革」之前未曾出現過。《紅衛兵懺悔「弒母」》這則新聞，就現有資料看來，大概也屬於幹部子弟「大義滅親」式告密——與兒子一起告發母親的父親，1940年參加新四軍，屢立戰功，文革前擔任本縣衛生局黨總支書記，文革爆發後被打成本縣衛生系統的頭號「走資派」，兒子曾寫過大字報揭發父親；在母親說出支持劉少奇的言論後，父子二人先後前往縣群眾專政指揮部告密。
3、政治高壓下，許多「大義滅親」其實是「大利滅親」
不可否認，建國後前30年發生的海量「大義滅親」式告密當中，確有不少案例，是告密者真的相信階級感情必須高於血緣感情，是很真誠地在告密。一如當時的宣傳語境所言：「在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中，兒子檢舉父母、妻子檢舉丈夫，這正是人民群眾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十分可貴的」。但並不是所有人的「覺悟」，都能像方志敏（殺死親五叔）那麼「高」，多數「大義滅親」，其實是「大利滅親」。《紅衛兵懺悔「弒母」》這則新聞中，告發母親的兒子面對媒體，即公開承認：「從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並非私利，志向純粹高遠，而實質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可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境遇」——如果注意到其父當日已被打成「走資派」，母親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外祖父則在土改、鎮反中被槍決，自不難理解其迫切想要「自保」的心態會有多麼強烈；其父在告髮妻子時的心態，大略也與兒子相似，作為一名現行「走資派」，其心態或許還會更為迫切。
李銳之女李南央在回憶母親對父親和自己的「大義滅親」式告密時，也認為母親告密的主要動機，是為了現實利益，「要保住物質的和精神的地位」。李南央說：「母親的『革命』變得越來越『真誠』，越來越『徹底』。她不但把父親的北大荒來信交給組織，還把夫妻間的枕邊話全部抖摟出來，用這種大義滅親的方式，證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黨的信任。……當我知道母親原來對『大躍進』持有與父親相同的看法；當母親一封封寄來對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單位領導揭發我的『反革命言行』；探親時領著我們早請示晚匯報；因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問題，讓我斷絕關係，在那以後，我心中殘存的一點親情徹底毀滅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個孩子的丈夫是反黨分子嗎？一定不是的，否則她怎麼會在20年後父親復出時動復婚的念頭？但是她被毛澤東所顯示出的絕對的威望、絕對的統治力震懾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階級』作為讓李銳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時她必須將自己與李銳劃分在兩個不同的陣營，才能夠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嚇壞了，她不能想像自己永遠和別人合住一個單元（母親在延安的信中，記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窯洞）；她不能想像自己永遠做一個爐前工（母親在東北糖廠的信中，記述了受不了代班的生活）；她不能想像自己經過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幹部的優越生活條件和特權，從此不復存在（母親信中屢屢流露出瞧不起工農幹部和『舊』知識分子的態度，她在東北的信中記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驕嬌品格，決定了她根本無法面對這樣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復從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質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後只有緊跟毛澤東，除此別無選擇。」
《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楊沫和他的丈夫馬建民，在當年的政治高壓下，也陷入了「大義滅親」式告密，互相揭發，並且招招險狠，直取對方政治生命。對此，楊沫之子的理解是：「在那種高壓之下，人首先要生存，為生存而奮鬥。別的如夫妻之間的感情、倫理、道德、親情等等全顧不上了。我父親揭發母親1936年沒有入黨這個事情其實不是啥重要問題，只是一個入黨手續不完備的問題。在巨大的壓力下，他為了表現自己聽黨的話，忠於革命路線，才把母親的這個事情交代出來了。」「母親也開始毫不留情地揭發父親。父親與武光的關係，父親與鄧拓的關係，這都是母親可以回擊的武器。」
結語
中國當代的「大義滅親」式告密悲劇，是整整兩代人不可迴避的迷惘、恐懼與巨痛，但並不是「文革」的特有之物。對它的反思，須跳出「文革」，放置到更大的時代背景之下。這反思中，個體的懺悔固不可少，政策層面的教訓也同樣亟需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