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春天，北大校園裡發生了武鬥，隨後，歷史系又有幾個人被押送到太平莊來。按說，送來的本來只是武鬥的「戰利品」，現在進了「牛棚」，對不起，每人要加送一點「牛棚」里的政治「帽子」。
第一個送進來的是呂遵諤，考古教研室的講師。1953年我考入北大歷史系的前夕，他剛好畢業。裴文中先生和夏鼐先生給我們合開「考古學通論」一課，他當助教；林耀華先生開「古人類學」，他也當助教。他是我的老師。從那時直到現在，他一直從事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1984年，由他帶領的考古隊，在遼寧發現的「金牛山猿人化石」，被認為是中國人類考古學上的一大收穫。
「文革」之初，呂遵諤看不慣聶元梓的所作所為，張貼大字報反對她，稱她「老佛爺」。可在聶元梓得手、秋後算帳的時候，他一個不留神，竟讓「老佛爺」手下的人綁架了去，給狠狠收拾了一通。送到太平莊以後，他偶爾說幾句如何被打的事，我們個個用心去聽——這種事，說不定明天就會輪到自己頭上，該有點了解才是。但是，聽歸聽，並不能借鑑到手。
比如，呂遵諤說，同是挨打，蒙頭不蒙頭，大不一樣。不管是手掌還是木棒、鐵棒，打下來，你看得見，哪怕稍稍偏一下，承受打擊的力度都會有所減弱。頭被蒙上了，左邊打下來，你正往左轉，迎著撞上去，形成方向相反的兩個力的合力，像火車對撞，那就大不一樣了。聽過他的話，我知道他被蒙上頭打過。至於他說的「挨打比較學」，雖然言之成理，無奈蒙頭不蒙頭由不了自己，聽過他這一番話，我們倒是多懸起一份心。
天氣大熱之後，我們脫了上衣赤膊幹活，只有鄧廣銘、楊人楩、商鴻逵等幾位老先生，還多穿件單衣。等回到宿舍，鄧廣銘、周一良兩位，也同我們一樣赤誠相見。呂遵諤的衣服一脫，真是紅肉紅、白肉白，前胸的白肉還多，後背上的紅肉一條壓著一條，兩般顏色，紅白分明。他說，春天被打的時候，多虧有棉衣在身，否則幾根自行車鏈條和棍棒輪番抽下來，難保沒有內傷。剛送進太平莊的時候，他傷情還重。他後來說，當時只怕發炎感染，夜晚不敢去碰，翻身尤難，現在總算熬過來了。
聶元梓手下的人收拾他並送他到太平莊，找了一個由頭：「中統特務」。「文革」後期，「軍宣隊」入校，力圖消除兩派對立，搞「大聯合」，要人們反省的時候，常常要說一句話：「把螞蟻當成大象，把蚊子說成飛機」，意思是說當初把事情無限度誇大了。可是，直到1978年給呂遵諤平反的時候，誰也說不清他頭上當初的那隻「蚊子」或「螞蟻」究竟是個什麼，因此，只能幹巴巴的說一句「推倒一切誣衊不實之詞」作為了結。
隨後送進來的是羅榮渠和謝有實。羅榮渠，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教員，他長我七歲，高我八級，但我學生時代沒有聽過他的課，工作以後平日接觸也很少，因此並不熟悉。進得「牛棚」，聽見他有兩頂「帽子」，一頂是「歷史反革命分子」，借什麼緣由戴上的，我弄不清楚；同室為囚，也不便多問，就是監管學生，好像也很少提到這頂「帽子」。另一頂常常提起的，叫做「老保翻天急先鋒」。這頂「帽子」，如今讓人聽了，有點難明就裡；可在當年，它的分量重似千鈞，甚至重過「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真能把活人壓死。
話要說得遠一點。1967年春，「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旗幟鮮明反對「文革小組」，讓不少人感到振奮。而江青等「文革派」人物，個個都像泄了氣的皮球，很少出來說話，這就更加增加了人們對形勢迴轉的盼頭。不想，最高統帥定性「二月逆流」，立時乾坤逆轉，江河倒流，形勢急轉直下。江青等人頓時氣往上長，把「二月逆流」又稱做「老保翻天」，即「保守派」翻天。如此一來，二月以及二月之外，管它哪個時辰發生的事，凡屬不順耳者，不論上層、基層，凡想裝進來的，一律被「文革派」裝進「老保翻天」這個大籮筐里。他們乘機擴大戰果，一起「秋後算帳」。
話該說回來了。聶元梓與江青本屬同根，榮枯一體。江青隱忍之時，正是聶元梓狼狽之日。當時校內轟聶的炮聲隆隆。跟她走的學生當中，很多人另拉了山頭；周培源、季羨林、周一良等多位名教授受到軍政元老講話的鼓舞，情緒高漲，公然站出來反對聶老佛爺；她的左右親近，一時也紛紛倒戈。「紅色政權校文革」，岌岌乎處於危殆之中。就在這個時候，羅榮渠以他一支犀利的、飽含感情的筆，連續寫出幾份長篇大字報，矛頭直指聶元梓，弄得大字報前轂擊肩摩，站在前邊的要大聲朗讀，念給後邊看不見的人聽才行。
那個時候，人們表達言論的方式，無外乎以下幾種：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大標語，裝有高音喇叭的有線廣播，快速印刷的小報，以及用男女聲交替輪呼的口號，如此等等。學校里最多的本是教室，這個時候，教室卻是蠨蛸滿室，空置大半年了。偏偏羅榮渠這時候連講了幾堂課，也可能是學生們重回暌違已久的課堂，有新鮮感，興趣至高，居然聽眾爆滿，而且掌聲不斷。他講的題目是：「赫魯雪夫是怎樣上台的？」「希特勒是怎樣上台的？」「慈禧是怎樣上台的？」儘管他講的不離事實，也不算牽強，但在材料取捨之間下了功夫，學生們「聽話聽聲兒，鑼鼓聽音兒」，彼時彼地，自然另成一番效果。聽眾一陣鼓掌，一陣訕笑，都是衝著「老佛爺」聶元梓去的。
這樣一來，羅榮渠和他的戰鬥隊「長纓在手」，一時名滿校園。不想就在這個當口，江青在朝中得手，騰出身來給聶元梓助威。1967年9月16日，江青在一個規模頗大的群眾場合說：「北大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此言一出，「老保翻天」就成為繼「走資派」之後的另一頂政治「帽子」！當時的北大，「老保翻天」的不少，羅榮渠則要算「老保翻天」中的急先鋒。老羅的大字報寫的字字鏗鏘，手上勁卻不足以縛雞，三天兩天他就成了聶元梓手中的獵物，被送進「牛棚」里來。
與羅榮渠一同送到「牛棚」里來的還有謝有實，他是「長纓在手」里的一位干將，還是「戰鬥隊」隊長，論出身、論歷史，他都沒碴沒砟，找不出一點點縫隙。上個世紀50年代後半期，他在莫斯科大學留學5年，回國分配到北大歷史系之後，免不了同人談起蘇聯。「文革」之前，中蘇交惡已經有年。那個時候，昨是而今非的事，常見不鮮，於是就有人借這個題目，給他量身定做了一頂「企圖越境投蘇修」的「帽子」，這在當時只算順手一辦的小活兒。大字報貼出來，一個根紅苗正的人，就此被送進了「牛棚」。就是進了「牛棚」之後，監管學生有一陣子還讓他當我們的「匯報人」。所謂「匯報人」，就是飯前「請罪」的時候，他先單口一聲：「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牛鬼蛇神」一眾趕緊齊聲跟喊：「請罪！」並按例順序逐個報出自己的「帽子」和姓名，如我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郝斌」；周一良先生的「帽子」有五頂，要喊得一個不漏，喊的時候還要彎腰、低頭。
謝有實的腰最早彎下來，等到我們一個一個喊完，大家才一塊直起腰來，這樣一算，謝有實彎腰低頭的時間最長。這個「節目」，說來有點像京劇舞台上對待罪犯或是有意讓來見者受辱的「報門而進」，但我們一天要三喊三進，才能吃上三頓飯。後來出了「牛棚」，我們跟謝有實開玩笑也兼自嘲，戲稱他「牛頭兒」「牛組長」，喊了好一陣子。
江青得手之後，聶元梓趁著大局的變化，學著江青整元老們的伎倆，如法炮製了這一回。校內曾經造過聶元梓反的師生，凡是出了頭的，都被打為「老保翻天」，被整的又是一批人。若是看過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就會知道，他和此前已經整挨的周一良，1967年秋天以後所受的批鬥，更是變本加厲，前一年夏天的批鬥水平同此刻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最後送進來的是個學生，五年級的楊紹明。
楊紹明是楊尚昆的次子，人稱「楊小二」。楊尚昆曾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多年，1966年春夏之交，楊尚昆因「錄音事件」落馬，稍後被打入「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清理出局。當時，高層領導人的子女，在北大讀書的不少。他們的父母在「文革」之中大多被打倒，只是略分先後而已。這些血性青年，少不更事，父母被打倒了，好像與自己全無干係，爸爸媽媽有問題，那是爸爸媽媽的事情，我還是照樣要幹革命！因此，該說的照說，該做的照做。
「文革」初起之時，有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是整治地富資本家子女的張本；可現在，物換星移，這話被另一些人接了過去，就變成整治「黑幫」幹部子女的天然理由。「楊紹明——楊尚昆的狗崽子！」只消這個血緣關係在，不要DNA鑑定，就足以隨便整治他。可楊紹明呢？像前面說過的，還以為自己也是「革命小將」，還要說三道四；這時候偏偏康生又出來說話，康生指名道姓，說楊尚昆的兒子楊小二「跳得很高」。一句話剛剛落地，楊紹明就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於是，楊紹明也升級為正品「黑幫」，父子落入同一命運。
楊紹明未到太平莊之前，我在歷史系「黑幫」之中，是年紀最輕的，重活、累活多是我干；他到來之後，接替了我。他小我十歲，那一年大約二十四歲。休整半天的時候，大家要洗衣服，他從山坡下面挑三四擔水上來，給大家不少方便。一個溽熱的中午，山下來了一輛吉普車，楊紹明被喊下山去，拉走了。過了一周左右送回來時，他完全換了個人，頭上纏著繃帶，露出的半張臉，活像一張白紙；從山腳到宿舍100多米，他是被擔架抬上來的。押送者與監管學生略說了幾句後就走了。後來，監管學生發牢騷被我們聽到：「人弄到半死，甩包袱送到我們這兒來！」
太平莊的監管學生無奈，只好准許楊紹明暫不出工，臥床休息，還搭上一個閆文儒日夜伺候他。輕活都不讓他幹了，憑這一點，或許能想像出此刻的楊紹明該是什麼樣子！他躺在床上，只說出來兩個字「頭痛」，除此之外，再沒有話。閆文儒給他打回飯來，「張嘴！張嘴！」連喊十幾聲，才能餵進一勺，哪一頓飯也得餵上一個小時。楊小二全憑年輕，大約過了20天左右，漸有好轉，又被喝令出工了。
這年，楊人楩先生63歲，是「牛鬼蛇神」當中年紀最大的。他素有哮喘的毛病，爬幾步山坡就氣喘吁吁，因此，所有工種中，勞動量最輕的火頭軍這個活兒，就派給了他：炊事員崔師傅在屋裡燒飯，楊先生在屋外的灶口添柴。幹這個活兒，全靠事前把粗細長短不一的樹杈、禾秸截短理齊，屋裡喊一聲「上氣兒！」楊先生就猛往灶里添柴；屋裡喊一聲「小火兒！」楊先生就停止添柴，再送進幾鏟濕煤末，壓住火苗。我們下工回來見到的楊先生，煙燻火燎，灰塵滿面，只有鼻涕、眼淚沖刷出幾條白道兒，顯得有點滑稽——這時候，講授法國大革命的那位楊先生，全然不見。
楊紹明重傷初愈，被命令出工幹活，楊人楩先生把火頭軍的差事讓給了他，自己請纓上山。不管怎麼說，添柴的時節，總還有個小板凳能讓他坐下。即便是這樣，崔師傅要大火的時候，楊紹明添柴不力，還是害得我們吃了幾頓夾生窩頭。
後來楊紹明能夠上山幹活了，只有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他給我講了那番經過，聽得我脊背發涼，說不出一句話來。原來，他一上吉普車，就被蒙上了雙眼，摘下眼布的時候，已在一個大房間裡。滿屋的人，手裡拿著什麼傢伙的都有，雖然叫不出姓名，但憑面孔，他能判定都是北大的人。不過，讓他納悶的是，人群當中有一位白衣、白帽還帶著藥箱的人，顯然是個醫生。
沒容他多想，帶頭的一個工人，上來三句、五句問過，劈頭就打。楊紹明單衣單褲，毫無遮擋，自行車鏈條掄到頭上，打出了口子，血流下來，糊住了眼睛，他倒下了。帶頭的人示意暫停，打手們坐下抽菸休息，大夫不慌不忙上來翻開眼皮看看，縫了七針，然後告訴帶頭的：「不礙事！」於是又是一通打——原來這是革命的分工：你——只管打，我——保他不死，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就是要給楊小二一個打而不死！
楊紹明說，當他恢復知覺的時候，感到身上涼涼的，又過了一陣兒，才睜開眼睛，好不容易判斷出，自己此刻原來躺在男廁所里長槽式的水泥小便池中！沖尿水不斷淋下來，疼痛也隨著漫到全身。但他頭重千斤，無力挪動分毫，只能聽憑沖尿水淋了又淋，澆了又澆！
前面說過的，聶玉海打周一良，那叫「一摑一掌血」；呂遵諤、夏應元挨打，那叫「一鞭一條痕」。這些手段，古已有之，算不得什麼新鮮創造，倒是在楊小二身上，人未見傷，醫生先到；打開了花，立刻縫上；待縫好了，接著再打，下手雖狠，但有節制，總以不出人命為限，真是殘忍之中不失「人道！」這種施刑者的從容和氣度，沒有職業訓練與修養的人，大概不能做到，或許武則天的寵臣來俊臣和周興，能與他們相比一二！
正是：
一鞭痕一掌血司空見慣，
打了醫醫了打人道用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