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疫情給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強有力的理由，讓中共進一步深入到14億人民的生活之中。
警方曾警告人權律師謝陽不要去上海看望一位異見人士的母親。他還是去了機場。
他手機上的健康碼是綠色的，意味著可以出行。他所在的城市長沙目前沒有確診病例，他也數周沒離開過長沙。
然而他的健康碼變成了紅色，將其標示為高風險。機場保全試圖將他隔離，他進行了反抗。謝陽指責當局為禁止他出行擅自改變了他的健康碼。
「中共找到了一個管控人們一個最好的模式，」謝陽去年12月接受電話採訪時說。警方已於本月將其刑事拘留，並指控這名政府的批評者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尋釁滋事罪」。
新冠病毒疫情給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強有力的理由，讓中共進一步深入到14億人民的生活之中，以實現他的國家願景——讓與「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對照的中國制度成為安全秩序的典範。自從官員們在疫情暴發後將武漢對外隔絕，使其成為第一個被封城市以來，中國政府已靠技術升級、動用大批社區工作人員，以及廣泛的公眾支持，練就了一手對人民進行追蹤和集中管理的能力。
北京一根電線桿上的監控攝影頭。批評人士稱，中國政府已經升級了追蹤民眾的能力，為習近平提供了一個有力工具來實現他的目的。
受成功撲滅疫情的鼓舞，中國官員正在動用這些得到增強的監控手段來管控其他風險，包括犯罪、污染以及「敵對」政治力量。習近平加強反腐和壓制異見之際，這相當於他手裡一個有力的技術威權主義工具。
監控手段的基礎是健康碼。地方當局與科技公司合作，根據地理位置、旅行史、核酸檢測結果和其他健康數據生成用戶的檔案。健康碼的顏色包括綠色、黃色或紅色，它決定了持有者是否可以進入建築物或公共場所。健康碼由大批地方官員強制推行，他們擁有對民眾採取隔離措施，或是限制其行動的權力。
這些控制措施是中國在境內徹底消滅病毒目標的關鍵，中共將自己的信譽押在這個戰略上，儘管已出現了高傳染性的變異株。中國在最初控制新冠病毒傳播方面失誤後，「清零」政策幫助將感染人數維持在極低水平，而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死亡人數仍在不斷增加。但中國官員採取的措施有時過於嚴厲，比如將年幼的兒童單獨進行隔離，或將被認為違反防疫規定的人關進監獄。
長沙市政府官員沒有回覆記者有關謝陽律師指控的問題。雖然很難了解個案的具體情況，但政府本身已發出了要在其他領域使用這些技術的信號。
官員們已經在使用疫情健康監測系統逼出逃犯。一些逃犯因為健康碼被成功追捕。另一些人試圖避免使用這些應用程式，卻發現難以為繼，最終選擇自首。
1月，在北京做新冠檢測的人。當局對在冬奧會開始前遏制新冠病毒的傳播保持著高度警惕。
雖然中國的監控系統表面上很先進，但仍是勞力密集型的。儘管在疫情期間公眾總體上支持政府的侵擾，但人們對隱私的擔憂也在增長。
「中國對疫情的這種管控，確實是有非常好的效果，因為他們可以監督到每個人，」梅浩宇說，他在杭州一家口腔醫院工作，曾在疫情早期擔任志願者。
「但如果疫情結束之後，政府的手段還是存在，這對普通人來說，也是很大的風險，」他補充說。
「出現惡性循環」
去年年底，中國浙江省曾出現始於一場葬禮的小規模社區感染事件。一名從事衛生工作的出席者日常檢測結果呈陽性後，100名流調人員立刻行動起來。
幾個小時內，官員就通知了70多公里外的杭州當局，稱當地有一名可能攜帶新冠病毒人員，該男子曾在幾天前開車參加葬禮。政府工作人員找到他，對其進行了病毒檢測，結果也是陽性。
流調人員調出他的健康碼記錄，根據其所到之處——餐館、麻將館、打牌室，確定了需要做檢測的人群。不到幾周，他們就阻斷了杭州的感染鏈，共計發現29名感染者。
在類似的暴發中，中國追蹤密切接觸者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健康碼。居民通過向一系列應用程式中的某一款提交個人信息註冊在案。基本上到處都需要健康碼，因為如果沒有它，人們就無法進入樓宇、餐館甚至是公園。在大流行之前，中國已經擁有了大量使用手機位置數據來追蹤他人的能力，如今，這種監控更加廣泛。
去年在武漢，人們用健康碼程序掃描二維碼通過檢查點。這些健康碼程序可以決定一個人是否能進入樓宇，或是需要接受隔離。
最近幾個月里，多個城市的政府已擴大了密切接觸的定義，將手機信號記錄出現在距離感染者將近一公里以內的人也包括在內。
中共利用數據控制人群流動的實驗，已幫助遏制了新冠病毒的傳播。現在，同樣的工具有可能給官方更大權力，來應對其他挑戰。
2020年3月，習近平在杭州參觀「城市大腦」。
習近平對杭州將交通數據、經濟活動、醫院利用和公眾投訴匯集起來的「城市大腦」稱讚不已，認為它是中國使用技術解決社會問題的智慧治理典範。
自2020年起，杭州還在道路上安裝了檢查居民是否戴口罩的攝影頭。杭州餘杭區通過監控家庭用電來檢查居民是否遵守居家隔離的命令。河南洛陽在居家隔離者的大門上安裝了傳感器，門一開官員就會接到通知。
2020年，杭州「城市大腦」的辦公室內部
在技術解決方案上投入了如此之多的金錢和政治資本，如果失敗可能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在最近的封城期間，有1300萬人口的西安市的健康碼系統兩周內崩潰了兩次，擾亂了民眾的生活，人們為證明自己做了新冠病毒檢測，必須每天更新應用程式。
上海復旦大學學者陳雲最近在一篇評估中國應對新冠病毒做法的報告中寫道，通過將注意力集中在技術和監視方面，中國官員可能忽略了其他能保護人民生命的方式，例如提高對公共衛生項目的參與。
他指出，其風險是「最後就出現惡性循環：人越來越被動，技術和權力越來越無孔不入」。
「『秒進』戰時狀態」
中共十多年來一直在加強基層幹部隊伍的建設，靠他們對居民進行入戶監控。中共的新數字機器已大大提高了這種老式監控做法的效率。
據官媒報導，中國在抗擊疫情中動員了450萬名所謂的網格員，大約每25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名。網格化管理下的城市、村莊和小鎮被劃分為網格狀單元，有的只有幾個街區大小，每個網格分配一名網格員。
平時，這些人的職責包括除雜草、調解糾紛和留意潛在的麻煩製造者。
疫情期間，他們的責任範圍迅速擴大。
12月，西安的一處檢查點。這座城市的封鎖措施殘酷而草率，有時甚至致命。
他們的任務包括在居民小區看門，記錄下所有進入者的身份。網格員打電話給居民，確保他們已做了病毒檢測、接種了疫苗，還幫助那些被限制在家的人扔垃圾。
他們還獲得了強大的新工具。
中央政府已指示警方、網際網路和電信企業與社區工作人員分享居民出行的歷史信息，以便讓他們確定居民是否屬於高風險人群。
26歲的潘希羽（音）就是新入職的網格員之一，她表示，在西南地區四川省的一個縣，疫情期間網格員隊伍人數增加了兩倍，達到300多人。潘希羽負責管理大約2000名居民，她大部分時間都在分發傳單和放置擴音喇叭，向居民講解新措施，鼓勵他們接種疫苗。
1月，在西安一處被封鎖的住宅區理髮的人
這樣的工作可能很累人。「我要隨時待命，」潘希羽說。
遏制疫情暴發的壓力可能會讓官員過度積極，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優先遵守規則。
在西安封城期間，由於新冠檢測結果在幾小時前過期，醫院工作人員拒絕為一名懷孕八個月的女性提供醫療服務。她失去了孩子，此事引發公憤。但一些人將此事歸咎於基層員工撲滅感染的防疫壓力過於沉重。
「在他們的觀點，總是寧肯走了過了頭，也不要手太軟了，但這個壓力就是現在這個大環境形成的，」西安退休職工李乃棠在談到地方官員時表示。
儘管如此，對支持中國強硬措施的人來說，成果是無可否認的。中國每百萬居民中只有3.3人死於新冠，相較之下美國約為每百萬人中有2600人死於新冠。1月中旬，西安官員宣布實現單日零新增感染；本周該市徹底解封。
「走到哪兒都不會丟」
政府在限制感染病例方面的成功，意味著其策略已經贏得了某些經過事實證明在其他國家難以實現的東西：廣泛支持。
網格員潘希羽說，她現在的工作比疫情剛開始時更輕鬆一些。那時候，居民在被告知需要掃描健康碼或佩戴口罩時，往往爭論不休。現在，她說人們已經開始接受這些衛生措施了。
人們使用健康碼在北京的一條頗具人氣的胡同內通過安檢
「大家都越來越重視，也非常配合，」她說。
確實，許多中國人都擔心放鬆管制可能會讓新冠疫情有機會捲土重來，上海博主沈茂華說道。他以筆名「維舟」撰寫過關於疫情和隱私問題的文章。
「我覺得其實對很多人來講，他其實在心目當中這是一種交換，」他在一次採訪中表示。「他是讓渡自己的某些權利來獲得絕對安全。」
問題在於，民眾認為這種交換值得的期限還剩多久。已經有社交媒體用戶抱怨這種粗暴的一刀切做法，由於軟體故障或各城市不同的政策，他們的出行都可能受阻。
就連官員們也承認存在這些問題。本月，一家官媒分析了各省健康碼從綠變黃的標準。該文章總結稱，在大部分地方，標準都是不明確的。
「你永遠不知道定好的行程會不會取消，出遊的計劃能不能實現，」該文章寫道。
去年，在武漢機場接受健康碼檢查的乘客
一些政府批評人士警告稱，代價將遠遠不止於不便。
著名維權律師王宇表示，她認為當局已經將健康碼變成了試圖阻礙她工作的工具。11月，在她結束出差返回北京時，曾嘗試按要求在健康碼程序上記錄她的行程。但當她選擇江蘇省一項時，下拉菜單只列出了一座城市——常州，她並未去過，而那裡剛剛報告了多例感染。如果她選了常州，那很可能就會被拒絕進入北京。
以往，安全人員必須親自跟蹤她，干擾她的工作。現在，她擔心這些人可以遠程限制她的活動了。
「走到哪兒都不會丟，」王宇說。她一直住在天津的親戚那裡，直到一個月後她的健康碼程序突然恢復正常。
沒那麼知名的批評人士也同樣易受打擊。一些地方政府已經保證要對上訪人員——即前往北京或其他城市投訴官員的人——提高警惕，因為他們據稱有可能違反旅行限制。
健康碼「很容易變成一個維穩手腳」，來自中國東南部城市福州、已經上訪多年的林應強說。他表示，在11月的一場黨內領導人會議召開前，他被警察從火車上帶走。他的健康碼變成黃色，要求他返回福州接受隔離，儘管他從未接近任何確診病例。
11月，一名男子在北京火車站外展示自己的健康碼
官員們公開提倡在與疫情無關的問題上使用病毒防控措施。在中國南部的廣西地區，一名法官發現網格員對當地居民的統計「比人口普查還要全面」。這讓他想到了一個主意。
「何不利用這次機會將我們之前找不到人、難以送達的案件通過各地的疫情排查網格員了解情況，再進行送達？」據當地媒體報導，他這樣說道。結果，18張傳票被成功送達。
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向民眾保證，他們的健康碼數據不會被濫用。中央政府也發布了承諾保護數據隱私的法規。但許多中國人認為，無論有何種規定，當局都能獲取他們想要的任何信息。
曾在杭州做過記者的昝愛宗表示，如果監控擴大，可能會使當局更容易粉碎異見人士的活動。他拒絕使用健康碼，但在出行的時候，他發現很難向安保解釋自己的立場。
「我不能如實說，這健康碼是監控人的，所以我抵制，」他說。「因為我說我抵制，他們就覺得很可笑。」
去年，上海街頭的監控攝影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