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要不要回小城辦一場婚禮？怎麼辦？接受辦一場「爹味」婚禮嗎？這也是現在很多年輕人的普遍困境。在北上廣工作、生活的他們，即便是已經在這裡辦過一場草坪婚禮，或是簡單宴請了同事，也免不了回到老家再辦一場，這似乎是父母們約定俗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年輕人們，必須要辦一場爸媽需要的婚禮。
「我不打算回老家辦婚禮」
「我不打算回老家辦婚禮。」穆言在電話里向父母發起反抗時，她感覺到氣氛已經掉到了冰點。
29歲的穆言來自山西的一個小縣城，她和男朋友都在上海工作，兩人達成結婚意願後的第一個月里，她需要每天在下班回家之後，花費三四個小時和自己遠在縣城的父母電話溝通，試圖說服他們接受自己不在老家辦婚禮的決定。一通操作下來，掛掉電話時，通常已經是過了午夜12點。
穆言之所以對小城婚禮極為抗拒，是因為在那個地方，她親身經歷過太多的怪誕現場。
縣城的小路總是很窄，婚車會停在大馬路邊，新娘抬腳離開家走向婚車時，她的父母會潑上一盆水，意味著「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等新娘走後，母親又必須大哭一場，因為「從此女兒就是別人家的人」。
每次看到這樣的場景，穆言總會有一種從頭傳導到腳的不適感。她並不知道這些儀式的由來、具體名稱，但那些場面深深刺激了她。後來，她讀大學，在上海找到一份工作，有了更多的女性意識，開始能準確地了解到自己不適的原因：不管是婚禮上的潑水還是哭泣，都充滿了一種女性被圍觀、被凝視的感覺。
穆言將這些類似的婚禮瞬間，命名為小城婚禮上的「爹味」時刻。
她總結過，一個小城婚禮，仿佛就是昭告天下，女性已經離開自己的原生家庭，從此歸屬於另一個，所有人都在慶賀，但沒有人在意女性自己的感受。更多的時候，她們被精心打扮，在這樣喜結良緣的儀式上，走馬燈一樣地配合別人。
正是這種婚禮上的「爹味」時刻，讓穆言下定決心逃離，不再配合別人的表演。
在中國，要不要回小城辦一場婚禮？怎麼辦？接受辦一場「爹味」婚禮嗎？這也是現在很多年輕人的普遍困境。在北上廣工作、生活的他們，即便是已經在這裡辦過一場草坪婚禮，或是簡單宴請了同事，也免不了回到老家再辦一場，這似乎是父母們約定俗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年輕人們，必須要辦一場爸媽需要的婚禮。
穆言生活在老家山西的母親，就格外看重小城婚禮。她的母親是當地老年舞蹈隊隊長，能歌善舞，經常出現在各種的婚禮現場，圍繞著新人們跳舞，將他們簇擁在中間，沿途的街坊領居也會聞聲擠到小路上來湊熱鬧，這種喜慶而和諧的氛圍讓母親覺得「這場婚姻在當地擁有了合法性」，她需要女兒婚禮的儀式感，來給周圍的親戚朋友一個交代。
「因為她生活在那個環境當中，可能會面對很多人情的壓力，所以她自然需要來自周圍人的認可。」穆言理解母親的想法，但又很難去遵守她的意志。
不尊重，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
小城「爹味」婚禮，能一路從接親延宕到婚禮現場，甚至綿延到婚房。
對剛滿26歲的瑾夏來說，婚禮是一項還離得很遠的日程。去年6月，她才研究生畢業，計劃是這兩年想先把工作弄好，在濟南穩定下來，等29歲之後再考慮辦婚禮這件事。但最近一次的經歷，讓她覺得自己有了婚禮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
那一次是瑾夏去參加別人的婚禮，婚車行駛到一半時，整個迎親車隊毫無徵兆地停了下來。
瑾夏打開車窗探頭張望，只見新郎上半身穿著紅色內衣，下半身套著紅色絲襪，在大馬路上狂奔，後面緊跟著一群伴郎，手裡拿著麵粉、醬油和醋，試圖往新郎身上澆。雙方大約拉扯了三四百米，新郎被紅色絲襪絆倒在路邊，伴郎們仿佛看見獵物的野獸，猛地蜂擁而上，幾分鐘之後，麵粉與醬油的混合物糊在了新郎身上，連一根頭髮絲都沒能倖免。
「我當時都有點嚇傻了，這到底算習俗還是陋習？」這是成年後的瑾夏第一次參加婚禮，身為一個北方人，她原本對南方的婚禮習俗懷有天然的好奇，但那天，在四川成都周邊的一個縣城裡，同學侄子的這場婚禮讓她大開眼界，「原來討一個好彩頭，能鬧成這樣？」
穆言也有類似的經歷，在山西小城，新郎、新娘走向婚車的那段小路，他們的父母會頭戴紅冠，臉上塗著紅白油彩，看起來像是小丑的模樣，更誇張的，還會有人在脖子上掛上粉氣球和青辣椒。而周圍的鄰里朋友，則會紛紛往他們身上抹一些類似鞋油的東西來湊熱鬧，抹得越多，意味著越喜慶。
雖然婚鬧並沒有直接波及到瑾夏，但紅色絲襪、紅色內衣，這種極富女性色彩的物件，還是通過視覺刺激到了她的神經，「還是覺得不尊重人，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
瑾夏不知道的是，兩千多公里外的吉林省伊通滿族自治縣，一個北方小城，相似的情節也在上演。
19歲的皮桃看見表姐坐在婚床中間，周圍散落的是棗子、花生、桂圓和蓮子，寓意很明顯，早生貴子。一輪又一輪無厘頭的捉弄遊戲後，她以為接親環節終於告一段落，這時，一位女性長輩突然端出了一盆透明的液體，一股辛辣而刺鼻的氣味頓時湧入皮桃的鼻腔，嗅覺告訴她，這是「大蔥水」。
「大蔥水洗手，生孩子聰明。」這位長輩一邊說，一邊示意新人該怎麼做，那股小心翼翼的勁兒，讓皮桃覺得「長輩們是真的相信這些」。她有些震驚，上一次眼前出現這樣的場面還是在父母婚禮的照片上，頓時她產生了一種時空穿越的感覺，「怎麼過去了近二十年，這種儀式還保留著？」
對著攝影師架起的鏡頭，表姐笑得很燦爛，可鏡頭一轉，皮桃還是發現了她表情中的疲憊。在這段感情之前，皮桃28歲的表姐剛因為異地而結束了一段長達十年的戀情。在皮桃看來，長輩們的「花式催婚」，是推動表姐和她的先生快速進入人生新階段的「主導因素」。
活躍的司儀，隱身的媽媽
在小城，一場「爹味」婚禮的承接者，往往是當地婚慶公司里的「金牌」司儀。
司儀的受歡迎程度，決定了他們的檔期和價格。「金牌」司儀能說會道，又深諳各種婚俗，在操辦婚宴這件事上，深受長輩們信任。皮桃表姐的這場婚禮，就是由小城最好的婚慶公司全程負責，總共花費了5萬元，包括場地、策劃等，其中司儀的價格近4千元，占了8%。
「司儀也是分檔位的，有高、中、低三個檔次。」據皮桃了解，當地司儀的價格在1000元到6000元不等，一般高檔的價格為3000元到5000元左右，如果有錢人家想要辦得更風光一些，就會邀請本地小有名氣的主持，一場下來單司儀的費用就會過萬。
作為婚禮上實實在在的局外人，司儀卻總在不斷怒刷存在感。「新郎家的飯好不好吃？」「新郎家的床軟不軟？」看著司儀在台上打趣新娘、活躍氣氛，站在一側的阿湯「尷尬到可以用腳摳出三室一廳」，她是00後，接受的教育從來是尊重和平等，她不明白這樣的司儀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難道就是讓新娘難堪嗎？」
除了尷尬，皮桃也感受到了這些儀式里過時的氣息。「感謝新娘父母多年來的辛苦培養，把自己至親的女兒親手託付給他。」「新娘遇到了她一生中的唯一。」「恭喜新娘在今天成為了X太太。」婚宴上，諸如此類的話，司儀說了一遍又一遍，他試圖營造溫馨氛圍，卻實實在在地刺激了皮桃的神經。「這些話的底層意思，讓人覺得新娘仿佛一個物品似的，還能這麼來回給，自己沒什麼能動性。」
而對於新娘本人的實際感受，司儀好像並不在意，他頻繁地詢問著男方結婚的心情、當下的體驗，似乎在他的經驗中，新娘在這一刻能感受到的除了幸福，還是幸福。
連父母也會配合這樣的「爹味」時刻，佟麗婭的父親就在《快樂大本營》上有過這樣一段發言：「我今天就把我的女兒，交給老陳家了，希望到了老陳家以後，多幹些活......」那是2014年年末，節目組為佟麗婭和陳思成補辦了一場中式婚禮，佟麗婭父親的這番話，也同樣引起過阿湯的不適。
在這樣的儀式中，隱身的除了新娘，還有新娘的母親。從小到大，阿湯頻繁出入各類婚禮現場，面對大人們習以為常的事情，她總會懷有好奇：「為什麼新娘一直是由爸爸牽著入場，交到新郎手中，那個時候媽媽在幹什麼？」
原本，阿湯以為新娘的母親在為更重要的事情忙碌，直到有一次，她托著表姐的婚紗，跟在後面走上T型舞台，在一堆舉起鏡頭的親戚朋友中，她注意到，姑媽看著女兒挽著父親的背影，自己躲到一旁，悄悄抹了眼淚。
後來，她聽說有一些新娘因為父親去世得早，無法牽著自己入場，而會請家中其他的男性長輩代為承擔父親的角色。她更加疑惑，「為什麼牽著新娘的手入場的人，不能是媽媽呢？她明明也是很重要的人啊！」而除了這個環節，在婚禮上作為家長代表發言的，也幾乎都是父親。成年以後，阿湯從花童晉級為伴娘，可對於「母親的隱身」卻始終沒人能解釋得清楚，她發現「大家都只是學著前人的樣子，繼續下去罷了」。
一場體面的婚禮，在許多長輩眼中是子女一生的大事，也是自己應盡的責任。
穆言記得，將近十年之前哥哥結婚，除了高規格的婚宴之外，還有嫂子的彩禮、婚房的裝修，是一筆巨額花銷。「這筆錢其實是超出了父母的承受能力，所以當時他們還去貸款、借錢，還了好多年才終於還上。」結婚之後，哥哥搬去了自己的新家，只剩穆言還和父母同處一個屋檐下，在生活的瑣碎中，她感受到了這件事情給父母帶來的壓力。
「為了這種面子工程，自己還要在家吃糠咽菜，我覺得這是一件完全不划算的事情。」明明是一家人，哥哥作為兒子，似乎很享受婚禮上的高光時刻，而作為女兒的穆言看到了父母更多的不易。可母親仍將「讓女兒風光出嫁」這件事情，當成她的為人母的「任務」她老年生活的重要支點。
得知穆言和男朋友有結婚的打算之後，母親常會念叨「一想到你要出嫁，我就要掉眼淚了」。好像從此她將不再屬於這個家，每次聽到這句話，穆言都會聯想起婚禮上司儀刻意編織的「煽情陷阱」。女方家長泣不成聲，男方家長紅光滿面，耳邊傳來司儀事先準備好的尷尬台詞，這樣的場景如果換上自己的母親會怎樣？她無法想像，只想極力逃避。
誰會勝利？
2022年一開年，穆言和戀愛多年的男友在上海領了結婚證，母親暫時沒有再進一步逼迫她辦婚禮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她的反抗有了結果，她將這個方法總結為：「用魔法打敗魔法。」因為領證的日子，還是母親來定的。
母親是一個特別傳統的人，在她的觀念里，結婚一定要挑個好日子。「當時她找人，根據我和男友的屬相，算了合適的結婚日期，但發現虎年一整年都不合適。最終快速促成我倆在過年之前領證。」
可穆言發現，就算是已經領了證，母親內心對於她不辦婚禮的芥蒂絲毫沒有消減。因為少了提親、雙方父母見面商議等流程，在母親看來，她們這小夫妻的婚姻過於草率了。「沒有一個女性是不想辦婚禮的，結婚這一天是女人最幸福、最美的一天。」這是一直以來存在於母親腦中的刻板印象，這個儀式於她而言，除了能給親戚朋友一個交代，履行為人父母的責任之外，還代表著一種承諾和保證，是安全感的來源。
但在穆言這裡，只剩下壓力。母親至今仍在刺探，她不敢相信這個決定是穆言發自內心做出的。「她總是各種旁敲側擊，問我是不是受什麼委屈了，是不是男方家不重視我，不願意大操大辦，我不敢跟她說，才找藉口說自己不想辦。」
事實上，穆言對婚禮的抗拒，很大程度上來自對母親命運的惋惜。她是一個要強又聰明的人，幾乎一個人主外又主大陸支撐起一個家，父親至今連衣服都不會買。他們被包辦婚姻綁定在一起，母親因此承受很多不幸，無數次想過離婚、離開家到外面做生意，有幾次都已經走出去了，又被親戚以兩個孩子沒人管、女人不能不顧家為由勸了回來。
穆言常常會想，以母親的能力，如果有機會讀書、外出闖蕩，一定會過著完全不同的一生。因此她更反感婚禮上那些包裝成祝福和習俗的、對女人就要生兒育女、相夫教子的規訓
然而當她把這些想法告訴母親，鼓勵母親不要再為女兒的嫁妝和買房錢發愁，也不用時刻準備著帶外孫，可以過跳跳舞、做做飯的輕鬆日子，坦然地享受生活，母親的反應卻是：「我知道我給你攢的那幾萬塊錢你已經看不上了」「你是不是嫌我沒文化、沒見識，怕我在婚禮上給你丟人了才不想辦」。
「我想解放她，但她卻認為我要革她的命。」穆言這樣總結她和母親之間由婚禮引發的分歧。
自從得知穆言計劃結婚的消息，母親的第一反應就是開始縫紅棉被，並裝在大紅行李箱裡給穆言寄到了上海。上海的冬天，空氣陰冷潮濕，7斤的棉花被子極易吸水，變得又重又濕，難以使用。雖然不合適，但穆言也不忍心拒絕母親一針一線縫製的心意。為此，她還需要特地整理出一半的衣櫃，來放置這些紅棉被和母親寄來的大紅色行李箱以及床上用品，本就狹小的空間一下變得更擁擠了。
每次看到父母的這些心意，穆言的腦中也閃現過一個折中方案，請親戚們吃一頓飯，把婚禮的流程儘量簡化，也算給他們一個交代。但剛開了這個口，母親就開始想盡辦法說服她：「這個環節不能省，那個環節也要留下，什麼都不能捨棄，最後又變成了那種傳統規格的婚宴。」這和穆言的想像完全不一樣，她立刻改口，回到了自己最初的想法。
最激烈的一次，電話那頭母親開始帶著哭腔大喊大叫：「我的女兒工作也很好，學歷也很高，也沒有比別人缺胳膊少腿，為什麼別人的女兒都能風風光光出嫁，我的女兒卻要偷偷摸摸地嫁人？」自此之後，穆言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這是一件很難調和的事情，因為「兩代人對於婚姻這件事的底層認知就不同」。
如今，疫情成了雙方的緩衝劑，母女兩人圍繞婚禮的對峙仍在持續，但穆言知道，短時間內達成相互理解，不太可能。「最後只能是通過一個暴力革命的方式，要不就是他們鎮壓了我，要不就是我鎮壓了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