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隊最先逃跑的是張先痴（南充市文聯幹部，1980年「改正」後曾出任《嘉陵江》文藝編輯）、周茂其（巴中市人行幹部），他們從天津取道準備偷渡香港，後被逮捕歸案分別判處10年、15年有期徒刑。我於1961年春末夏初砸銬逃跑，走到廣元即被抓捕，關在「415」支隊集訓隊小監。
何謂「集訓隊」？這是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蔑視人權的又一「重大發明」。他們發現即使把這些異類關進監獄，也不能得到「改造思想」的理想效果，於是便採取分化瓦解、以人治人和隊中設隊、監內設監的毒辣手段。他們把勞教分子分為「左、中、右」三個大類。所謂積極接受改造的（即那些失去人格與尊嚴，專門檢舉揭發打小報告，企圖用別人的痛苦換取提前「摘帽解教」的人）；一般接受改造的（指那些既不反抗也不賣命，在勞動與生活上隨大流的所謂中間派）；反改造的（指那些不向政府靠攏，不打小報告，堅持個性與人格尊嚴的反對派）。在反改造分子中又分為三類，即經過批鬥願意悔改認錯的；雖未悔改認錯但仍能爭取轉變的；「堅持反立場」死不改的死硬派。
第一、二類在嚴格的監督下作為「反面教員」留中隊繼續改造，以警示其它「教民」。第三類送到支隊集訓隊直管。集訓隊出工有武警押著，晚上睡覺有武警看著，大小便有武警跟著。這樣他們還嫌不能折磨人和侮辱人，又專門設置小監。顧名思義就是單獨牢房。被關押的人不勞動，月定量為22斤，每日八兩，吃住拉撒在一個屋子裡。人是群居動物，把你單獨隔離關押，既不能吃飽又不見陽光，其殘酷程度可想而知。
所謂「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
我在小監關押了近兩個月，一天突然把我放了出來，叫我回薛家橋新建的二中隊報到，奇怪的是竟然無人押送。這時才得知毛澤東因發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不得人心，導致反右傾運動中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幾百萬幹部得到「平反」。於是黨內一些有良知的領導幹部也提出應該為右派平反。此時正值蘇共召開21次黨代表大會，在會上除繼續揭露清算史達林殘暴專橫的罪惡外，還肯定狄托和南斯拉夫馬列主義聯盟的功績。大家一時間借題發揮，認為「中共太殘暴」，「毛澤東是史達林第二」，「社會主義社會沒有民主自由」，「無產階級專政沒有人性」，「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升虛火發高燒」，全國「根本沒有什麼自然災害，全是人為因素造成」，「共產黨要向全國人民清罪，毛澤東應引咎辭職」，「中國共產黨應學習南斯拉夫狄托，把一黨專政的共產黨更改為馬列主義聯盟」等等。
毛澤東是個要個人威信不要全國人民死活的暴君，他不但不認錯，反而變本加厲地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所謂「最高指示」：「右派不存在甄別問題。」於是，一線回歸的春光化為烏有，不滿、憤怒、仇恨在大家胸中燃燒！時有難友周居正提出中國共產黨應學習南斯拉夫，更名為「馬列主義者聯盟」！此語一出贊同者眾，想不到竟釀成「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的政治冤案，使不少人或血灑刑場，或瘐死獄中。
周居正早在就讀師範學堂的1945年便參加中共地下黨，1947年在重慶領導「反飢餓、反內戰，爭民主、要自由」的學生運動並且發動「民變武裝」，被國民黨逮捕，與《紅岩》作者羅廣斌一同囚於白公館的渣滓洞監獄。1949年9月，當所謂「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來時，他和羅廣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繡制五星紅旗。到了羅廣斌的《紅岩》小說及電影作品中，這一情節被移植到了女共黨江姐即江竹筠身上。
打右派的痛苦經歷，加上他早年追求的理想，促使周居正重新開始思索，他在日記上寫道：「毛澤東以流氓無產階級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而是封建專制獨裁的社會主義。在中國要實行的社會主義，要領先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先覺分子，高舉三面大旗：反對帝國主義，實現國家和民族獨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權利和國家制度；發展經濟建設，實現國強民富，建設民主、富強、獨立、社會主義的中國。」案發之後，這段話便成了所謂「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的「綱領」，也是周居正被殺的重要罪證。難友王景（原一機部重慶供應站科員，大學生）在作了一番研究後提出：「中國應該運用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南斯拉夫的方法，美國的科學制度。」
我同隊同鋪的難友楊應森，一個少年時代就追求進步、獻身革命的中尉軍官，因在整風中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建言，便被劃為極右，開除軍籍送來勞教。現在又提出「應趕快建立馬列主義聯盟，以挽救中國，解人民於倒懸」的觀點，並開玩笑說「願自任書記長」。
我當時認為「檢驗一個黨一個領袖，不是紙上寫的東西或嘴巴上的大話，要看他是否給人民帶來生活的改善和社會的繁榮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