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貢市文聯的王志傑，偷偷在紙上畫了一幅頭戴王冠、身穿長衫、坐在龍椅上的農民，一手拿著馬列主義盾牌，一手舉著法西斯屠刀，左腳踏民主，右腳踏自由的漫畫。就是這些私下的言行，想不到竟然成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企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嚴重罪行」，給不少右派難友惹來殺身之禍。
右派中的「王連舉」
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右派也不是鐵板一塊。人是有思維的動物，隨著外部環境的變異而變異。一些「教民」由於經受不住苦難的折磨，更經受不住「立功受獎」的誘惑，總想積極「靠攏黨和政府」去檢舉揭發壞人壞事，爭取早日「摘帽解教」，廉價地充當酷吏的搜山狗。
原南充市公安處法醫、錯劃右派姚鳳起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為了「立功」，立即向中隊作了檢舉，說有一個「反革命」組織，在積極發展成員，伺機準備暴動，還列舉了幾十個人的名單。中隊立即向大隊報告，大隊立即向支隊報告，支隊立即向勞改局報告，勞改局立即又向省公安廳報告。為了抓住「證據」以利於「破案」，公安廳以姚鳳起為特勤人員，打入根本不存在的「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擔任「組織部長」。姚鳳起立了大功，不但獲得了「摘帽解教」的賞賜，兩個兒子的戶口直接遷入北京市，數十名難友卻因此走上斷頭台！
大約在1962年11月，四川省公安機關突然在築路支隊宣布戒嚴，一次抓捕了近200多名右派，全部戴上械具關入戒備森嚴的集訓隊。接著在各中隊召開殺氣騰騰的大小會議，號召全體勞教人員「自首坦白，檢舉揭發」，搞人人過關。
一時間，整個築路支隊風聲鶴唳、一片恐怖。對於被認定的幾十名骨幹分子，更是日夜刑訊，威逼口供。不少人打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經過一年多的關押審訊，最後把供認或基本供認的69人定性為「反革命」成員，經中共四川省政法黨組批准，由省檢察機關批准逮捕。後經四川省高級法院審判，69名被捕人員中有23名被判處重刑，其中死刑2人，死緩3人，無期4人，有期徒刑14人。現對遭受重判的23人進行簡要介紹：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大學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判刑時38歲。1945年參加中共地下黨，後失去組織關係。1948年被捕，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監獄，1949年11月脫險。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送四川省勞改局「415」築路支隊勞教，1961年解除勞教、留隊就業。1962年7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被判死刑，1964年3月被殺於四川省永川縣。1985年其妻提出申訴，1999年被駁回。其妻繼續申訴，未立案。
楊應森，原共軍瀘州步兵學校教員。四川岳池人，33歲，1966年11月22被判處死刑，提出上訴被駁回，於1964年3月被槍決。
魏昭，南下幹部，原重慶九龍坡區政府副科長，共產黨員。湖北均縣人，36歲。1963年11月5日被判處死緩。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83年、1986年省高級法院兩次駁回其申訴，向最高法院申訴，置之不理。2001年1月因病去世，2005年3月其妻再申訴，未立案。
陳仲偉，原重慶西南設備安裝公司工人，四川巴縣人。30歲，1958年被劃為壞分子，勞教，1962年5月解除勞教，清放回家。1963年11月5日被判處死緩。
廖廉康，原簡陽機制磚瓦廠醫生，四川榮縣人，35歲，1963年11月17日被判處死緩。
冉茂涵，原長壽縣小學教員，四川酉陽人，44歲，1963年11月7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彭恢榮，原犍為縣糧食局、區供銷社會計。四川犍為人。32歲。1962年4月清放回家，1963年11月6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楊全松，南下幹部，原西南炮校、重慶炮校參謀、教員，旺蒼縣人民銀行幹部。江蘇溧陽人，31歲。1963年11月16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朱文安，原社會職業不詳，四川什邡人，50歲。1958年被勞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5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傅汝舟，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規劃設計院幹部，大學文化程度，四川漢源人，38歲。1963年12月15日被判刑20年。提出上訴，1964年1月5日維持原判。
袁進修，原萬縣師資訓練班學員。染平人，31歲，1963年2月15日被判刑20年。
李玉平，南下幹部。原屏間山縣糧食局幹部，青年團總支書記。上海人，31歲1963年11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81年被駁回申訴，2003年再申訴，2005年6月再次被駁回。
彭福志，地下黨員。原銅梁縣委農工部副部長。銅梁人，38歲。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0年9月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84年申訴，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後、2005年其近親屬提出再申訴，未立案。
熊紹武，轉業軍人，原秀山縣合作聯社採購員。秀山人，30歲。1960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判刑20年。
王景，原一機部重慶供應站科員。大學文化程度，達縣人，35歲。1963年12月16日判刑18年。據說是勞改中因工傷事故死亡，事實是被活活打死於「415」支隊的101隊。
費宇鳴，原江油縣人民銀行幹部，大學文化程度。成都人，33歲。1963年11月17日判刑15年。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81年申訴，被駁回。2003年再申訴，2005年6月再次被駁回。
陳民國，原涪陵縣民辦小學教員，大學文化程度。涪陵人，33歲。1959年勞教，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梅明春，原江北縣小學教員。江北縣人，50歲。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陳彥，轉業軍人。原平武縣糧食局幹部。貴州大方人，34歲。1962年6月清放回家，1962年12月17日判刑15年。1980年複查錯劃右派，予以改正。
20、朱夢波，轉業軍人。曾在華陽幹部療養院任助理醫生，後在成都開業行醫。江蘇無錫人，33歲。1958年被勞教，1960年11月被判處管制3年。1963年2月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0年，提出上訴，被駁回。1965年提出申訴，沒有答覆。
21、陳有為，原武勝重慶小學教員。武勝人，31歲，1957年被劃為右派送農村監督勞動，1966年到內蒙，被「捉回」。1961年勞教，1963年2月日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2年。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後提出申訴，1981年8月24日省高級法院再審判決，宣告無罪。
22、朱世臣，新都人，26歲。原西南師範學院學生，被劃為右派、勞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縣法院判刑13年。
23、謝友樹，射洪人，33歲，轉業軍人，1955年在重慶被收容。1958年勞教，1963年廣元縣法院判刑8年。
二、勞教隊所在地法院加刑5名。
吳建章，內江縣法院加刑8年。
賀少真，廣元縣法院加刑10年。
管光榮，廣元縣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榮山縣法院加刑10年。
楊福民，榮山縣法院加刑10年。
三、由當地公安機關管制17名、勞教3名等處理共41名。
築路支隊：李朝富、朱紹文、黃光明、周志堅、鄧先基、殷立萬。
永川看守所：胡榮光、周榮華、陳雲武。
永川茶場：譚國仁、焦德潤、易永康、劉大學、鍾克勤、張國中、李治民、楊興壽、李才義（另案處理，現已平反）。
榮山煤礦：陳昌輝、陳光裕、謝永昌、范通才（因另案被捕）。
蘆山苗溪茶場：李平揚、馬國才。
秀山縣：舒順德。
達縣：任明晃。
灌縣：湯從田、魏興志、郭福良（農民）、姚鳳起（免刑）。
犍為縣：劉華年。
松潘縣：唐永祿。
河南鎮平縣：陳同瑞、楊溫友。
陝西原縣：余運中。
吉林省某縣：李海龍。
灌縣唐崇才、邱福明等
以上諸君均為清一色右派，此材料原件現存於四川省檔案館《四川省高級法院審判卷宗》，檔號：16666-16758。
逃過一劫
在大搜捕前的兩月，我因難忍飢餓，三人偷米150斤被捕，為求活命越獄遠逃西北，於1963年1月通輯歸案。在押解回成都的第二天，築路支隊頭號獄官金支隊長，親自到監獄提審我。他說：「只要你坦白交待，檢舉揭發他人，我們立刻『清放』你回家。」
我聽後微微一笑道：「感謝金支隊長教育，你『清放』我回家，我已經沒有家了。我的愛人耐不住早劃清界線離了。還有，我不知『坦白』什麼？『交代』什麼？又『揭發』誰？」
他迫不及待道：「馬列主義者聯盟的事。」
我說：「馬列主義還要交待嗎？那不是改造我們的思想武器嗎？」
他氣得臉色發青，斥責我道：「你裝蒜，我問的反革命集團。」
我說：「我不知什麼集團，只知逃跑。」
「你為什麼要跑？」
「你們打我吊我，又不給吃飽，我咋不跑。」提審最後不了了之。因我出身童工，「解放後」又參加過歷次政治運動，對共產黨「坦白從寬」的政策心知肚明。我在省廳秘密監獄關押近兩年時間，審訊我的是省廳七處兩名幹員羅某和李某。他們百般哄騙、千般施壓，也奈何不得我這個狡黠的「死頑固」。引誘我上當，我不跟進；暗示我「立功受獎」，我不動心；用飢餓摧殘我意志，我勒肚忍受。自始至終都是一句話：「吃不飽就要逃跑，『馬盟』事件一概不知。」氣得兩位幹員吹胡瞪眼，罵我「忘本變質，死心塌地與人民為敵」，最後以「越獄逃跑，抗拒改造」的罪名，加判我有期徒刑12年。
判刑後，李某和我長談了一次，他說：「曉楓，你是共產黨、毛主席一手培養起來的年青工農作家，可你不改造思想，忘本變質。這次算你滑脫了，下次如果再犯到我手裡，定叫你粉身碎骨！」
李某言之切切，兩眼殺氣。噫嘻！我總算活了出來。
堅決不可「坦白從寬」
周居正、楊應森等人都是知識分子，儘管身為共產黨員卻不知共產黨的「粑粑燙」（四川話，厲害之意）。面對刑訊與引誘，輕信「坦白從寬」、「立功受獎」，一旦留下口供，留下筆錄。「粑粑燙」的共產黨就憑這些口供筆錄，最後殺了他們。
楊應森被判處死刑之後，他們為了「教育」我，把我同他一起關在死牢陪罪。一天，趁監管人員不注意時我悄悄問他：「應森，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喲？」
他無可奈何道：「曉楓，哪有什麼組織啊，你是知道的，就說了那些不該說的話而已。全是苦打成招、飢餓煎迫的結果。唉，在這個暴政壓迫下，活著有什麼意思？還不如一死為淨。你看，我全身哪兒不是傷痕。」語畢，仰天長嘆，一臉黯然。我解開他衣服一看，果然全身上下傷痕累累。天呀！誰能挺得住？
我和周居正不在同一個勞教中隊，卻一同在省公安廳梓橦巷秘密監獄關押過。監獄裡三個監區，他關在三監區，我關在一監區。一次放風，大概是新來的獄吏搞不清楚案情，把我們監舍四個人趕到三監區的垻子裡放風。我聽說他關在這裡，不知是哪個監舍，便引吭高唱電影《夜半歌聲》中的插曲：「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人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個歐洲，我們的熱血，第聶伯河奔流……」
歌聲喚來了他回應，監舍一處鐵窗的洞孔里彈出一個紙團，紙團上只有「保重」兩個字。再看，一張清瘦的臉頰上嵌著付眼鏡，鏡片後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黑洞洞的鐵窗後面閃灼，像盞明亮的燈，沒有聲音，只有示意：勇敢點，頂住邪惡！……
聽說周居正被宣判死刑後留給妻子曾昭英的遺言是：「相信黨，相信歷史，永遠跟共產黨走！」然而，他的兩個兒子終因經受不住殘酷的政治歧視和精神壓力，一個在農村用鐮刀割喉自殺，一個跳嘉陵江自盡而死。他的妻子曾昭英申訴喊冤幾十年沒有任何結果。
他們被處決後，我又和判處死緩的魏昭關在一起。魏昭在結案後仍戴著沉重腳鐐，膽怯慎行不露口風。一次閒談，當他知道我是築路支隊的「勞教右派」時，相互才拉近距離。他悄聲問我：「為什麼事關在這裡？」
我笑笑說：「不知道。」
他又問：「判沒有？是不是『馬列案』？」
我道：「可能有些牽連。」
「你承認沒有？」
「我承認什麼？根本沒有的事。」
他「哦」了一聲，不知是出於失悔還是為我僥倖，沉默了好幾天後，才把他手抄的判決書給我看。我看後問他：「上面定你的罪是事實嗎？」
他搖頭道：「根本不是事實。」
我道：「不是事實怎麼會寫上，你上訴呀！」
他搖著腳上沉重的腳鐐道：「你不見楊應森、周居正都殺了，我想死麼？」
我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進一步問：「他們怎麼審你？」
他極小聲地說：「一是騙，二是逼，三是打，有一次還打得我吐血。」
我聽後罵了一句：「畜牲，真他媽的不是人。」
不幾天調監舍，我又和原長壽縣小學教員、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冉茂涵關在一起。經過私下交談，他也是喊冤叫屈，審訊過程大體一致。
1964年10月4日結案後，我被送到四川省第四監獄「改造」，又結識了此案判處死緩的陳仲偉（原重慶設備安裝公司技工），判無期的彭恢榮（原四川省犍為縣糧食局會計），定案情況均為引誘脅迫與拷打，根本不存在什麼「反革命」組織。
1980年底我「平反」回歸報社，不知是出於「感謝」還是出於「嘲弄」，專門買來水果去省廳七處看望審訊此案的預審員李某。見面後他極為尷尬，沉默了好長時間才略顯內疚地告訴我說：「曉楓，想不到你會來看我，不會介意當年吧？我病了，現已是肝癌晚期。唉，也許是上帝對我們的懲罰吧？」
我淡淡一笑，安慰他道：「俱往矣！我們都是被歷史捉弄的人啊！」
此時我還不知道「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並沒有得到「平反昭雪」。後來忙於工作和拼搏，直到2003年才從朋友口中得知，由於中共當局拒絕受理，此案迄今為止還在覆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