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3日，放學時，郜艷敏護送孩子們回家。（CFP/圖）
搭救被拐女研究生立了功的黨支部書記說：「她如果早告訴我她的身世，她共產黨員的身份，我說啥也不能讓她在這兒受這麼大的委屈，國家培養一個人才不容易呀!」如果小A不是研究生與共產黨員，最好結局恐怕就是像郜艷敏一樣。
「知道」（nz_zhidao）跟你談談在婦女拐賣問題上的暗黑現實。
被拐賣到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下岸村的郜艷敏，又一次成為輿論熱點。只不過上一次（2006年）她是「嫁給大山的女人」、「最美鄉村女教師」，是諸如此類的狗血煽情建構出來的聖女形象。而這一次則激發了大家對拐賣人口問題的沉痛關切與理性思考。
郜艷敏再次火了之後，有不少記者去下岸村採訪。一些村民對到來的記者充滿敵意。有村民責備郜艷敏的高調揭了村子買媳婦的傷疤，敗壞了村子的名聲。他們還把村里男人說不上媳婦歸咎於她。他們質問記者：村里還有60多個光棍，你們給辦辦？
提個尖銳的問題吧：這個下岸村有幾個人是無辜的？
2015年7月30日，河北曲陽縣委宣傳部發布一份簽名信。信中郜艷敏明稱：「想要平靜的生活，希望家人不受到傷害。」有許多小清新跳出來，稱要尊重郜艷敏的「自願選擇」，不要再給她「二次傷害」。仿佛郜艷敏成為中國千千萬萬被拐賣婦女的代言人，仿佛郜艷敏的選擇代表了中國千千萬萬被拐賣婦女的主流選擇，仿佛郜艷敏的「自願選擇」，可以凌駕於法律與普遍正義之上。
同濟女研究生案折射的暗黑
先從另一個著名案件講起吧。1988年9月3日，《光明日報》發表《沉重的思考——對11位女研究生被騙案的追蹤採訪》，轟動全國。其中最有名的是同濟大學女研究生小A的故事。這年2月，小A在鄭州火車站，被一個叫李敏的小姑娘拐賣到了山東省鄆城縣農村，作價2480元，買主是農民宮長恩。
在被拐賣的整整71天，小A遭到宮長恩的強姦，並被嚴加看護。在卷宗里小A自述：「我曾經把燈泡取下，觸過電，或許電壓太低，或許我的鞋太絕緣，未死成；我曾經上過吊，但繩子靠牆太近，我一伸腿又下來了；我曾拿著刀划過手，但未找到大血管，沒有下手；我也曾到處尋找農藥……」
小A很漂亮，1.70米的苗條身材。她的「婆婆」打心眼兒里喜歡她，雞下的蛋不捨得賣都給她吃了……
搭救她立了功的黨支部書記說：「她如果早告訴我她的身世，她共產黨員的身份，我說啥也不能讓她在這兒受這麼大的委屈，國家培養一個人才不容易呀!」如果小A不是研究生與共產黨員，最好結局恐怕就是像郜艷敏一樣，與「丈夫」生兒育女後認命了。宮長恩最後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10年之後，報導小A的記者武勤英寫了回憶錄《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騙》。講到鄆城縣警局的《關於打擊拐賣人口、解救婦女兒童的情況報告》，統計數據觸目驚心：自1978年至1988年，共有2700餘名外地婦女被拐賣入該縣。其中14歲以下16名，14-18歲75名，18歲以上1900餘名。其中未婚婦女占70%，已婚的占30%。
這份報告記載：「我縣被拐賣的婦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殺。在大人鄉徐莊村、王井鄉王皮村，兩名少女都是在賣身的5天之內自殺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武勤英寫到：「透過這文字上的數據，沿著女研究生一步一個腳印的泣血歷程去尋找，我仿佛從《天方夜譚》中的故事裡走進又走出。」
2005年6月1日晚，一位母親抱著被民警解救回到貴陽的女兒悲喜交加。當日，被拐賣到山西的6名貴州籍少女回到貴陽。（新華社吳東俊/圖）
小共同體共犯問題
窮鄉僻壤，光棍要討個媳婦不容易。買個媳婦花幾千塊那是一筆巨款。被拐賣的女性要逃脫可不容易，首先必定被「買家」嚴防死守。在這個意義上，買家全家都是共犯，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而且，如果一個村子貧窮，外面的女人不願意嫁進來，光棍扎堆，花錢買媳婦很可能蔚然成風。為了保護「買來的財產」不跑掉，整個村子都可能結成利益共同體：一是會形成一種內部共識與「習慣法」：買來的媳婦就像買來的牛羊一樣，是私有財產，要予以尊重；二是會形成一套保護這種「特殊私有財產」的「群防群治」體系：對被拐賣婦女企圖逃跑的行為，互相要通風報信、知會對方；對於警察來解救剛被拐賣婦女的意圖與行動，村民會預警，會拒絕配合，讓警察找不到人，甚至會聚集起來阻撓警察把人帶走。
中國現行刑法第242條：「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的規定定罪處罰。聚眾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的首要分子，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他參與者使用暴力、威脅方法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這一法條非常有中國特色，也非常有針對性，就是針對上述情況的，惜乎在司法實踐中很少見到這一條被適用。
如果當一個村子的村民集體阻撓警察解救被拐賣的婦女，能夠派出大批警力將阻擾的村民係數抓起來，並以共犯論處，再讓媒體廣而告之，相信幾個這樣的案例以後，這種小共同體「野蠻的習慣法」也就慢慢土崩瓦解了。
文明如果不對野蠻保持進攻與壓制的態勢，野蠻是不會自動消失的。把婦女當牲口一樣買賣，沒有任何一個文明社會可以容忍與接收，這是必須消滅的絕對之惡。
或有人說，郜艷敏與同濟女研究生被拐案發生時都是二三十年的事兒，現在應該很少發生這樣的拐賣事件了吧？隨著經濟的發展，拐賣婦女確有可能比以前少多了。但千萬以為北上廣深才是中國，中國之大之多樣超出你的想像。中國落後的地方多了去了，落後的另一面就是野蠻。
現在，中國男性比女性多了3000多萬，十年後可能會多5000萬。2013年，新出生小寶貝的男女性別比達117.6：100，正常情況下這一數字應該是102-107：100。那些找不到老婆的男性基本在窮鄉僻壤，有著對購買媳婦的結構性需求。這個男女性別失衡的人口結構短時間是無法調過來的。
在中國當女人也是苦，一方面很可能被在娘胎里被流掉了或生出來被殺害了，根本生不出來或長不大；另一方面，那些生出來的女性長大之後還面臨被綁架被拐賣的風險，說不定今天還是天之驕子，明天就陷某個不知名的山村再也見不到天日了。
在這種態勢之下，必須用嚴刑峻法來打擊買賣婦女的人，非如此，不足以保護中國的婦女。
讓買家牢底坐穿
除了要嚴懲人販子之外，對涉嫌強姦、非法拘禁及傷害的買家也應該嚴懲，該抓就抓，該判就判，該牢底坐穿就牢底坐穿，該殺就殺。
法律是以暴力為後盾的禁止性行為規範，給人的行為以穩定的預期。郜艷敏這樣的轟動案例，法律如果不出手，不硬起來，那中國「淳樸」的山民鄉民就會形成一種樸素的價值觀：女人買回來，睡了生娃了，認命了，也就沒事了。這是置中國千千萬萬被拐賣婦女的悲慘命運於不顧。而且，在中國性別比例失調、男性比女性多幾千萬的態勢下，令中國女人面臨被拐賣然後度過悲慘一生的更高風險。
現行刑法規定，在拐賣婦女案中，人販子最高可判死刑。對人販子嚴懲大家有共識，但對買家就不一樣了。對那些認命的被拐婦女來說，買家就是「自己的家人」了。
其實根據現行刑法，對買家的刑罰理論上是很重的。第241條對針對買家的：（1）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2）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的，按照強姦罪論處。強姦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如強姦婦女、姦淫幼女多人的，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姦婦女的，二人以上輪姦的，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最高可判處死刑。（3）收買被拐賣的婦女，非法剝奪、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傷害、侮辱等犯罪行為的，也各有刑罰。例如非法拘禁罪與故意傷害罪的最高刑罰均是死刑。
法律規定（2）與（3）涉及的強姦罪、非法拘禁罪及傷害罪，適用數罪併罰的原則，最高可判死刑。買家買被拐賣的婦女是用來當媳婦傳宗接代的，一般都涉嫌強姦與非法拘禁，很可能還涉嫌傷害罪，依據法條，最高可以判死刑。但現實生活買家往往是什麼事兒都沒有，買婦女就像買個牲口那樣，令人齒冷。
美國與克里夫蘭綁架案與郜艷敏案很類似。阿列爾·卡斯楚卡斯楚曾是校車司機，他於2002至2004年之間從克利夫蘭當地的街上劫持了21歲的奈特、16歲的貝利及14歲的德赫蘇斯。2013年被解救的時候，奈特已32歲，貝利27歲，德赫蘇斯23歲，卡斯楚還令貝利懷孕產下一個孩子。
2013年8月1日，由於和檢察官就937項強姦、綁架罪名達成認罪協議，卡斯楚得以逃過死刑。法院判處他終身監禁而且1000年不得假釋。當初禁錮受虐女子的房屋被拆除。隨後此人在獄中自殺身亡，結束了可恥的一生。
總之，法律提供的是普遍正義。郜艷敏不需要，不代表千千萬萬被拐賣的婦女不需要。也不能因為誰不需要，法律就放棄普遍正義。為了降低中國女性被綁架被拐賣的風險，必須讓上述法條硬起來，成為正義的利劍，對既有的買家進行嚴懲。這會對潛在的買家構成有效的威懾。
同時，法律應該明確賦予被綁架被拐賣婦女以無限防衛權。被綁架被拐賣的婦女，在恢復自由之身與安全之前，對人販子，對強姦、非法拘禁與傷害自己的買家，對其他共犯，應該有權行使無限防衛，永遠沒有防衛過當的問題。這是婦女的自然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