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5日，新疆伊犁發生的使用軍隊鎮壓民眾抗議事件。伊犁市的維吾爾人組織了一次非暴力抗議示威，呼籲停止對維吾爾人的宗教壓迫和種族歧視；示威被血腥鎮壓，之後，大批參與示威的維吾爾人被中共當局抓捕。
1997年2月5日那一天，我正好在烏魯木齊。1997年的穆斯林開齋節是在2月7日，漢人的春節好像也是2月7日。
到2月5日為止，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大家都在為過節做準備。當然，作為穆斯林，大多數的維吾爾人都正在封齋，耐心地等待開齋節。每一個維吾爾人家的女主人也都開始準備饊子、甜點，開始給兒女準備節日的新衣服和禮物。
2月5日那天，我們一位老同學請客，幾個要好的大連工學院畢業老同學帶著家眷，晚上8點按時來到了一位同學在南門的家。但一位在公安廳上班的同學沒有來，房主人說，他答應一定來，可能耽擱了，要大家等一會兒。
等了半個多小時，快9點了，公安廳上班同學還是沒有出現，大家決定先吃飯。飯也吃完了，他還是不見身影。大約10點多，公安廳上班的同學來了。出乎大家預料，平時西裝革履的他，卻穿著警服來了，而且一臉沉重。
寒暄過後，他坐了一會兒，似乎掂量了一下，然後對我們說：「伊犁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不知道也不能說太多，事兒很大。載有北京領導的飛機已飛達伊犁，新疆軍區已經調部隊進入伊犁，兵團也已動員。我們都被要求日夜輪流值班，隨時待命。為安全，我建議大家今天還是早點各回各家。」看他凝重的神色，我確信事情很大。當然，不用說，大家都明白出的大事必然和維吾爾人有關。
聚會的熱情驟然消失，緊張和憂慮籠罩。我們大都在伊犁有親人，出動軍隊、動員兵團意味著又一場對手無寸鐵的維吾爾人的屠殺。
我們匆匆告別房主人來到街上，那天下著大雪，我和另一位同學站到路邊擋計程車。一輛又一兩，出租者司機減速探出頭看一下我們，然後就加速離開。快半個小時，我們決定讓女士和孩子擋計程車，一輛車停下來了，我和同學幾乎是從路邊衝到車前，快速拉開車門和家人鑽進了車裡，告訴司機我們要去的地方。漢人司機看看我們說：「今天我本來不拉維吾爾人，看你們像是受過教育的維吾爾人，我就拉一下你們吧。」
我有點不高興，「為什麼不拉維吾爾人？我們一樣付你錢。」
「你不知道嗎，伊犁的維吾爾人暴動了。伊犁一部分被你們的人占領了，聽說烏魯木齊機場附近也出現了武裝的維吾爾人，要打過來了，維吾爾人又要殺漢滅回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伊犁的一部分被維吾爾人占領，被手無寸鐵的維吾爾人占領，可能嗎？烏魯木齊飛機場出現武裝維吾爾人，哪來的武器？可能嗎？我不想和司機爭論，也不想猜測傳言。
本來我計劃那一個寒假都呆在烏魯木齊，和朋友們一起度過，但突然一切都變了，紅色恐怖的氣氛開始替代節日的氣氛。烏魯木齊也開始到處是軍警，各種小道消息滿天飛，氣氛緊張得令人窒息，報紙、廣播、電視到處都是有關「分裂分子」在伊犁打砸搶的報導。我決定回家，帶著孩子和家人回到了石河子。
到了石河子，似乎學校就在等著我們，學校通知全體老師返校參加學習。表面看，我們是在學習江澤民和王樂泉發表的無數個重要講話，但很快我們就搞清楚了，這實際上是針對我們十來個維吾爾老師。我們被迫人人表態，義憤填膺地批判「分裂分子」。這，本來就令我心情鬱悶，感覺特別窩囊，憋了一肚子的氣沒處發泄。
一天下午，又是學習黨中央文件。台上書記在念江澤民的又一個重要講話，什麼「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分裂主義」等等。我身邊一位姓陳的老師大概也是寂寞了，嬉皮笑臉對我說：「伊利夏提老師，聽到了嗎？危險是來自你們這些分離主義分子。」我一下子找到了發泄的機會，大聲說道：「毛澤東不是說過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人民要解放，民族要獨立！』怎麼維吾爾人就不能反抗一下嗎？」整個會場大家都轉過頭看著我，那位陳老師低著頭不敢看我。
書記看著我說：「怎麼了伊利夏提老師，這是在開會，注意會場紀律。」我搶白到：「陳老師說分裂分子是我們維吾爾人，維吾爾人怎麼了？這是維吾爾自治區！我們的權利被剝奪，還不能說話了嗎？我不參加會議了，再見！」我越說越來勁，越說越激動。
說著走著，我氣呼呼地走出了會場。來到操場，我遙望藍天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儘管有一種一吐為快的感覺，但也不無擔心。我沒有注意到校辦主任是什麼時候來到我身邊的，他拍拍我的肩膀稍帶威脅地說：「伊利夏提老師，陳老師不過是在和你開玩笑。你要注意，不要在會場鬧事，你的職稱評比會受到影響的，要考慮後果啊。對了，書記要我告訴你，他要你明天早上先到他辦公室去一趟。」
第二天早上，我來到書記辦公室。書記是一位老右派，上海人，他是從老師轉到教務處當主任，再突然升為書記的，我們很熟。書記辦公室門開著，我一出現，書記示意要我走進去。他先讓我坐下，然後站起來把門關上了。
他看看我，一臉嚴肅地說道：「伊利夏提老師，我很尊重你，但你得管住自己，昨天你的做法非常不好，破壞了會議進程。你是破壞政治學習，知道有多嚴重嗎？你必須寫檢查，陳老師也要寫檢查。」
他繼續說道：「我本來也要找你談話的，有老師也有學生反應，你在教室給學生講無關課堂內容太多，談民族問題太多，有政治問題。以後請你只講相關課程，不談民族問題，相信黨中央政策。你應該知道，你的中級職稱一直評議不過關，就是因為你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希望你三思而行，改變態度。」
我聽出書記話裡有話。我們教研室有一位姓趙的黨員老師，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從北京被發配到奇台縣，住在維吾爾人村莊，學會了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改開」平反後，來我們學校擔任漢語老師，給我擔任班主任的民族班教漢語。她幾次以聽課名義，在我給學生講地方史時出現在教室里，聽到了我用維吾爾語嘲弄中國編造維吾爾歷史的話語。當時，我就看出她很不滿意，而且她也曾當著學生面和我爭論，我都是一陣冷嘲熱諷懟回去。
那時，我所在教研室主任是另一位上海老右派，對共產黨嗤之以鼻。他曾有一天下班把我留下，關上辦公室的門警告我：小心趙老師！他告訴我，在教工黨員會議上，趙老師指責我民族情緒非常嚴重，經常給學生灌輸分裂主義思想等等，是個思想不合格，不適合當老師的人，更不應該允許我給民族學生上課。
我猜到了，趙老師把狀告到了書記這兒。當然，也不排除有其他老師或學生。
我沒有和書記爭辯，只是點頭表示在聽。等他講完，我問他是否可以離開？他似乎非常不滿意，直視著我說道：「伊利夏提老師，我這是以校黨委的名義警告你，你必須端正態度，虛心接受批評，學習黨的政策，提高認識。否則，後果自負！」
那一年，我的中級職稱又沒有評上，工資也沒有漲。優秀老師、先進工作者，我想都沒有想過。看著別人拿職稱、漲工資、評先進，儘管我儘量裝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但知道家裡親人也都覺得我活得窩囊。那些進步人士，則是覺得我不知好歹，不知感恩黨國。
那年暑假，我回了一趟伊犁。2·5屠殺過後的伊犁一片蕭殺，恐怖籠罩城市。維吾爾人人心惶惶，不知道那天晚上警察會衝進誰家，抓走誰家的孩子；走在街上，也是驚恐的眼睛看著持槍的警察，擔心一不小心會被開槍射殺。
我長大的村子，年輕人也都大部分被抓走了，我上維吾爾小學時的同學有幾個被判了重刑；我的一個表弟被酷刑折磨，幾乎成了廢人；遠親有兩個被槍殺。我呆不住了，十天左右我就返回了石河子。
1997年的2月5日，改變了很多維吾爾人，尤其是那些體制內的維吾爾人，包括本人。第一次，中國政府以所謂「打砸搶」名義對維吾爾人的屠殺就發生在我身邊，我認識的人、我的親人、朋友被抓捕、判刑，被槍殺。
1997年的2月5日是維吾爾人近代歷史上，又一個還在流血的傷疤。到底，中國軍隊、兵團打死了多少維吾爾人？抓捕了多少維吾爾年輕人？沒有人知道。但伊犁的維吾爾人幾乎每家，都有年輕人被抓走或被失蹤。至今，還有很多伊犁的維吾爾人在等待那些被判重刑的兒女們能夠回家，還有很多維吾爾父母在等待2月5日那天失蹤的兒女。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