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對俞醫生說「就在陰囊結紮輸精管的解剖位置上，切個小口埋進一個羊腸線頭，從外摸就像結紮了輸精管一樣」。當時還不像今天這樣造假成風，遍地都是假貨，所以我這個富有「創意」的造假設想，還真有點「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逗得俞醫生都笑了，他說「你這個鬼聰明拿去哄外行或草包醫生還是可以，但有經驗的外科醫生一摸就穿幫了」。我說「這醫院的好外科醫生除了你就是車老師，其他那些幹部醫生都是吃政治飯的懂個屁？車老師那裡我說得通」。所以他最後就同意了。其實太簡單，趁大家午休時，幾分鍾就把這個「手術」完成了。出證明拿到院辦公室去蓋個章，就叫我愛人拿去他們公社計劃生育辦公室交了差。正當我慶幸過了關，沒想到公社那些計生幹部，醫學上一竅不通，「政治警惕」卻高得很。他們開初是懷疑因我在醫院上班會不會是偷的一張假證明。便來問院長。院長便叫我去問。我說，「俞醫生給我做了手術十多天了，可以檢查嘛」。那計生幹部和我們的院長兩個都是所謂「工農幹部」，什麼叫輸精管也不懂，只好去叫來一個獄吏醫生。一個衛校劣等生，分配給哪個單位人家都不要，只好來監獄醫院管囚犯。他連輸精管的位置在哪個地方都不大清楚，在我陰囊上亂抓亂捏。我便乘機大叫「痛」，身子也亂扭，他就更沒法檢查，他下不了台。為了保全面子便罵道「這傢伙不與醫生合作，我不檢查了」。院長說「那咋個辦」？他一賭氣便說「去叫車玉生嘛，人家不是技術權威嗎」？我一聽，差點要說「謝謝」。
車老師來一檢查，當然說我是「做了手術的」，那些偉大的無產階級幹部，也只好聽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結論了。不過下來後車老師罵我「你下次再去搞這些鬼把戲，我不得管你了，害得我都去說假話「。我說「謝謝老師，這種事哪還會有下次」？他也笑了。
一個弱者能在那樣黑暗可怕的環境裡，打贏這場「器官保衛戰」，也可算是個捍衛人權的小小奇蹟了吧！
我都以為從此再不會與計劃生育打交道了，因我們根本就不打算再生育，哪供養得起？時序如飛，十幾年過去，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兒子都高小畢業了。一場計劃生育的飛來橫禍卻找上門來。
我妻所在的石鼓公社柏林大隊，張，是大姓，占人口的百分之二、三十。我妻子在4隊叫張甫英，柏林1隊也有個叫張甫英，同名同姓，卻比我妻小近十歲。1隊的張甫英在公社計生技術指導站做了一次「刮宮」手術。那些公社計生幹部不了解調查。就以為我妻又懷了孕。一大幫人如同電影上「皇軍」進村「掃蕩」一般衝到我家來，要捉拿我妻子去公社強行結紮。來時我家只有我兒子一人在。他們抓不到人，見我家有台新買的黑白電視機。當時算是一樣高檔商品。於是不問青紅皂白，就要搶走電視機。我兒子見狀便加以阻攔，說「你們要搶人呀」！公社的所謂「毛公安」走上來一巴掌將我讀小學的兒子打倒在地，孩子哭都哭不出聲了，他馬上又掏出手銬將孩子銬上。電視機被搶走。他還要把我兒子抓走。激起左鄰右舍農民的公憤，說「你有事抓大人，怎麼抓娃娃」？「毛公安」竟說「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法者，哪個敢妨礙我執法」？最後在農民的一片抗議聲中，他才把我兒子放了。
當時我在名義上也叫公民，不是階級敵人了。便依法進行控告。可是縣上任何部門都不受理。我提出相關證據，他們也知是同名同姓搞錯了，但竟稱計劃生育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不能傷害計生幹部的威信和積極性」。不但打我兒子，對孩子非法用刑具不處理，搶去的電視機也不退還。還美其名曰「一切法律政策都要向計劃生育傾斜」。我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法律竟可不要公正而「傾斜」。無異於說，胡作非為都不糾正。
後來我在成都的二哥嚴家騁，通過當地有關部門，告知他們，我們的三哥嚴家驍已由台灣定居美國加利福尼亞，我們家系僑屬，「請保護僑屬的合法權益」。他們出於怕造成「海外負面影響」。才由縣僑辦，計生辦，會同公社計生幹部及監獄計生部門把我家召集來一齊開會。會上縣計生辦那位楊主任說「監於嚴家偉是僑屬，我們把國家計劃生育的政策都扭彎來遷就你們，把電視機退還給你們，其他的事就不要說了，這事不許對任何人講，特別是國外的人，誰講了，後果自負」。接著又指著我兒子說「你要好好學習，擁護共產黨呀，這都是黨的政策英明」！他們把同名同姓的張冠李戴，亂冤枉人，他們打孩子，銬孩子，胡作非為，一句「其他的事不要說了」便完事，這能叫「扭彎政策來遷就你們」嗎？反而好像我們家欠了他們好大一個人情似的，真叫人哭笑不得！
一會兒法律可以「傾斜」，一會兒政策又可以「扭彎」，真不明白中共政府官員有好大的權力。
一轉眼又是幾年，我都快要所謂退休了。人家看我老了，又有病，眼睛也差了，有些技術操作很難達到要求了。於是叫我在醫院收費。有天與一個來看病的農民閒扯中他告訴我，當年那個打我兒子的「毛公安」，原是個農民當兵回來，公社臨時聘用的治安員，現已解聘回家了。我也未太在意。半個多月後，一個病人用擔架抬來要住院。我見此人好面熟，卻想不起是誰了。一個農婦好像是他的妻子把一張入院證遞交與我。我一看入院診斷為：肝Ca.這是個醫用術語，意為肝癌。我便問她帶了多少錢？她說「只有幾十元」，我說「這麼大的病，不交幾百元住不了院」。他妻子說「哪有錢啊，豬都賣了」。我說「去找親友借點嘛」，她一下哭了說「他去搞那個計劃生育，把全公社的人都得罪完了，去找哪個啊」？我一下子便想起了，這不是那個「毛公安」嗎？我當時一下控制不住自已，便指著他說「原來是尊敬的毛公安呀，你不是在代表無產階級專政執法嗎，怎麼還不如我了？我還可以享受公費治療呢」。他妻子連忙問「老師，啥子事啊」？我幾乎暴怒般地吼道「你問他當年幹些啥事？我家根本沒違反計劃生育，他們自已搞錯了人，他把我才十二、三歲的兒子銬起來，差點把我兒子打死了。要住院呀，交1000元來，我馬上給你辦」。其實當時交幾百元都勉強可以，我是故意氣他，而現在肝癌自費住院，5000元未必能行。
他的妻子在一旁只是哭。這時「毛公安」才從擔架里有氣無力地說道「嚴老師，過去的事對不起，不說了嘛，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我見此情景，心一下子就「軟」了，而且查覺到自己作過份了。人家再錯是幾年前的事了。今天別人是來求醫的，自己羞辱別人，明顯有違醫德。於是我把態度緩和下來，說「好嘛，好嘛，老毛，過去的事，我們一筆勾銷了。你去至少準備兩、三百元我給你辦入院手續好不好」？他悽慘一笑，絕望地搖搖頭......
不久就聽說他去世了。他也是個窮苦的農民，只因一心想擺脫窮困，被別人利用來當槍使。他害了人，同時自己也是受害者。
我現在已進入垂暮之年，有時還在惡夢中看見那一個個被「人工終止」了孕妊的死嬰，血淋淋的，醒後一身泠汗。別人又會原諒我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