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按照毛的意見，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江青等人進行了幾次批評。江青等四個人都作了書面檢討，算是告一段落。這次鄧小平似乎占了上風。
汪東興這時同我說：「鄧這個人很奇怪，這什麼不乘此機會，窮追猛打，將這四個人扳倒呢？」
我說：「這事沒那麼簡單。王海蓉，唐聞生告訴我，康生叫她們去問清情況，知道了主席對江青四個人的批評，讓王、唐兩個人告訴主席，江青和張春橋在三十年代都是叛徒，並且有證人。王、唐覺得這個問題太大，她們到三〇五醫院告訴了周總理。總理說：『這事不能鹵莽。主席至今沒有鬆口要批倒江青四個人。如果將叛徒這事報告他，他不同意，康生同志到時可以不承認說過這些話，空口無憑嘛。』所以真想要把江青扳倒，沒有那麼容易。」
此後鄧小平在各方面進行整頓，並且說毛有三條「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修正主義）防修（修正主義），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江青四人幫仍不死心。江利用毛遠新頻頻向毛傳話。毛遠新多次向毛澤東匯報，提出「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評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汪東興覺得毛容易聽信讒言，在毛遠新不斷灌輸下，漸漸會對鄧小平起疑心。果然不出所料，由九月底開始，毛用他的侄子毛遠新作為他與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而中止了王海蓉和唐聞生的聯絡員工作。從那時起，鄧小平又成了攻擊目標，政治局勢旋又緊張。
二月向政治局作了醫療匯報後，眼科又請來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的兩位中西醫結合治療的眼科醫生唐由之和高培質。他們提出應用傳統中醫的針撥白內障的方法。他們認為毛的身體已經很衰弱，承受不了較長時間的手術。針拔的方法只要幾分針就可以結束，對毛比較有利。但是西醫眼科的三位醫生認為，針拔的辦法仍然將混濁的水晶體留在眼球內，時間一久，會發生別的毛病。
討論好多次，雙方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我再說明，毛有運動神經元病，心和肺都有明顯的病症。但西醫眼科醫生認為，這些都不影響白內障摘除術的進行。
討論多次以後，決定先進行一些試驗研究手術，將中直招待所的兩個會議室改成兩個病房，找了與毛情況相近的四十名病人。這些病人是由北京市政府找的，都是些無依無靠，住在鄉下，需要動白內障手術而又沒錢的老農民。沒有人告訴他們，這是為毛主席做的試驗研究手術。我們將這些老人都接到中直招待所，住進病房。然後分成兩組，一組做白內障摘除手術，一組做白內障針拔手術。我們把兩組手術時間、手術後的恢復和效果，分別寫成報告，送給毛，由他自己選擇使用哪種方法。
毛此時仍在杭州，負責的醫生是胡旭東。在張玉鳳的指揮下，胡旭東開始給毛打點滴。胡生恐發生打點滴反應，每次打點滴都加入相當大量的激素。這樣就連續天天靜脈輸入百分之五的葡萄糖液八百至一千毫升。胡恐打點滴以後發生事故，幾次打電話給我，徵求我和吳潔的意見。我們只能回答，我們不在現場，不了解情況，特別在沒有血液化驗和尿化驗的指標下，很難做出具體建議。
到四月底，毛從杭州回到北京。這時打點滴已經是欲罷不能。我建議胡向毛提出做一次血液化驗，根據化驗結果，可以說明打點滴應該暫停。吳潔也說，這樣輸法是個大問題，不要老毛病沒有治，又增加了新病。但張玉鳳不同意全停，只好改成隔一天打點滴一次。
五月中旬，張玉鳳在《國際參考》上看到中國派到羅馬尼亞，給他們一位領導人看心臟病的兩位醫生，治療效果非常好。毛同意讓二位醫生參加醫療組工作。當時他們還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到五月底才回國。我將他們接到中直招待所。原來是天津醫學院院長朱憲彝和北京醫院內科主任陶桓樂。
他們說，羅馬尼亞的這位領導人，得的是亞急性細菌性心內膜炎（Subacutebacferial endocarditis，是一種心臟內的細菌感染），只要用對了抗生素，治療自然有效，並不是什麼難治的病。我將毛的病情告訴了他們。他們同樣感到很難辦，沒有好的治療方法。
六月十日我同朱、陶二位到游泳池毛的書房內見毛。我們一進去，毛就嘰嘰咕咕說了一大套。張玉鳳不肯翻譯。毛髮了脾氣，舉拳跺腳，張玉鳳才說明真相。
原來六月八日張玉鳳出去了。毛要讀文件，等了很久，張才回來。毛生氣了，寫字條說「張玉鳳，滾。」張回罵毛：「我要不滾，你就是狗。」毛說「我的脾氣不好。張玉鳳的脾氣更不好，她還罵我。」
這段話朱、陶二位聽完以後，不禁愕然。張玉鳳在旁邊說：「這些話也要同醫生們去講，有什麼意思？」
毛詳細詢問了他們在羅馬尼亞治病的經過。他們儘可能說明病和病不相同，表示毛的病與羅馬尼亞那位領導人的病完全不一樣，他們盡力治。毛要他們加入醫療組，叫我去安排。
於是醫療組又增加了兩位醫生。他們說：「你的這個醫療組人才濟濟，已經可以開個醫院了。我們來了，也起不了作用。」
吳潔對我說，來這麼多人，有什麼用處？我說，出名的老專家越多，越好辦，這樣就越不容易將我們打成反革命。再有就是，討論研究病情時，有不同的意見，一定要在醫療組內說明，取得一致，再向「首長們」和親屬們提出，千萬不可將醫生間的不同意見，直接告訴他們，否則他們，尤其江青、張玉鳳這樣的人，就可以拉一部分醫生，打另一部分醫生，後患無窮，弄不好，真會成了反革命。過去這樣的經驗太多了。吳潔同意我的見解。他又說，做保健工作時間長的人，都懂得這件事的利害關係。他要我應該同幾位接觸「首長」工作少的專家們打招呼。
這時從上海華山醫院調來了神經內科主任徐德隆，參加醫療組工作，主要負責在上海進行運動神經元病的試驗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