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與俄羅斯最早的糾葛要回溯到基輔羅斯，基輔羅斯對於中國大眾而言是籠罩在迷霧中的國家，本文對基輔羅斯進行詳細申說。歷史上，是烏克蘭開啟了俄羅斯的文明之光，而不是反過來。
基輔羅斯到底在烏還是在俄
正如「拜占庭」一樣，「基輔羅斯」是後世的稱謂，不為當時這些國土上的人民所用。19世紀的學者們創造了「基輔羅斯」這個名字。今天這個詞用來表示一個存在於10世紀到13世紀中葉、以基輔為中心的政治體。13世紀中葉之後，這個政治體在蒙古人的攻擊下解體。
誰是基輔羅斯的正統繼承者？誰掌握著人們常說的「基輔的鑰匙」？過去250年中，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成為許多羅斯歷史著作關注的焦點。
最開始，爭論主要集中在羅斯王公們的血統上：他們是斯堪地那維亞人，還是斯拉夫人？從19世紀中葉開始，人們的關注範圍開始擴大，俄羅斯和烏克蘭對基輔羅斯繼承者地位的競爭成為其中一部分。
20世紀中，「智者」雅羅斯拉夫（我們在上一章用大量篇幅對他的統治期進行了討論）的遺骨也成為爭論的對象，這充分顯示了這場爭論的激烈程度。
雅羅斯拉夫在1054年2月28日去世，被安葬在他主持建造的聖索菲亞大教堂。他的遺體被安放在一具白色大理石製成的石棺中，石棺外壁上雕刻著基督教的十字架和各種地中海地區的植物作為裝飾，其中甚至有棕櫚樹——這根本不是基輔羅斯本地的植物。
一種觀點是：這具石棺是拜占庭文化帝國主義的石質象徵，曾經是某位拜占庭顯貴的安息之所，經四處劫掠的維京人或冒險的希臘人之手運到基輔。石棺至今仍保存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然而「智者」雅羅斯拉夫的遺骨卻在1944年德國占領時期從基輔消失了。根據某些說法，它落入了僑居在美國的烏克蘭東正教大主教之手，並曾在戰後現身於曼哈頓。有人認為遺骨現在可能存放在布魯克林的聖三一教堂。
為何雅羅斯拉夫大公的遺骨會被人轉移到遠至西半球？這並非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作祟，而是與烏克蘭對基輔羅斯繼承者地位的主張緊密相關。逃離祖國的烏克蘭大主教帶走了遺骨，以免它落入正在逼近的蘇俄軍隊之手。為何那座布魯克林教堂一直拒絕與烏克蘭政府代表就雅羅斯拉夫遺骨問題進行商談？對遺骨一旦回到基輔就可能被俄羅斯獲得的擔憂足以對此給出解釋。
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都聲稱「智者」雅羅斯拉夫是他們的國家在中世紀時的傑出統治者。他的頭像同時出現在這兩個國家的紙幣上。
在烏克蘭紙幣上，雅羅斯拉夫留著烏克蘭式的唇髭，符合斯維亞托斯拉夫大公及烏克蘭哥薩克人的那種傳統樣式。在俄國，他是雅羅斯拉夫爾城傳說中的建城者——他去世17年後，一部編年史上首次提及這座城市。因此俄國紙幣上有一座獻給這位建城者的紀念碑。此外，這張紙幣上的雅羅斯拉夫留著和伊凡雷帝及其同時代俄國沙皇們一樣的大鬍子。
雅羅斯拉夫到底是一名俄羅斯統治者，還是烏克蘭統治者？或者，如果二者皆非，那他和他臣民的「真正」身份還能是什麼？要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我們最好是把精力集中到他去世後幾十年間的歷史上。
智者雅羅斯拉夫
雅羅斯拉夫的去世是基輔羅斯歷史上統一國家時代的終結，也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在這個新時代里，基輔羅斯走上了加洛林帝國曾經走過的道路。查理大帝在814年去世後不到100年，他的帝國就分裂成了好幾個國家。
這兩個帝國的衰落和瓦解的原因並無太大差別，其中包括長期存在的君位繼承權問題、統治王朝內部的爭鬥、地方政治和經濟中心的興起，以及對外來威脅和干涉的應對無能。
長期而論，帝國的崩潰造成了常被視為現代國家雛形的政治體的興起：加洛林帝國的崩潰造就了法國和德國，而基輔羅斯的崩潰則催生了烏克蘭和俄羅斯。
基輔羅斯宗法制的挫折
作為一位智者，雅羅斯拉夫大公預見到了他的家族在自己去世後會遇到的麻煩。他也許還記得自己奪取最高權力的過程有多麼漫長和血腥。
這一過程從他父親弗拉基米爾在1015年去世開始，一直延續了20多年，直到1036年他的兄弟姆斯季斯拉夫死去——姆斯季斯拉夫曾迫使雅羅斯拉夫與之分治國土。在這兩人去世之間的歲月里發生了許多次戰鬥和衝突，以雅羅斯拉夫眾多兄弟的死亡為標誌。
其中兩人——鮑里斯和赫里布——沒能得到基輔的君位，卻獲得了聖徒的地位，至今仍作為殉難的王子被人們紀念。部分歷史學家懷疑是雅羅斯拉夫謀劃了他們的遇害事件。無論如何，在接近其生命終點之時，雅羅斯拉夫顯然希望他的兒子們能避免這種自相殘殺。
根據《古編年史》，雅羅斯拉夫留下一份遺囑，將其國土分封給他的兒子們，每個兒子得到一個公國。根據遺囑，長子將繼承基輔大公之位，除了擁有基輔和諾夫哥羅德的土地之外，還凌駕於其他王公之上。其他兒子則在長子的保護和監督下治理各自的公國。
一般認為這份遺囑要求大公之位在兄弟之間依長幼之序傳承，直到這一代王公全部去世，再從下一代開始循環——從上一代長子的長子重新開始。許多學者質疑雅羅斯拉夫遺囑的真實性，但無論它是否存在，那些據稱出自這份遺囑的文字正反映了雅羅斯拉夫死後發生的情況。
雅羅斯拉夫去世時有5個兒子在世。「遺囑」中提及了其中4人，然而只有3人在他們的父親去世後得到過最高權力。
在世兒子中的最年長者伊賈斯拉夫獲得了大公之位，但他與兩個弟弟分享了權力。兩個弟弟分別統治著切爾尼戈夫和佩列亞斯拉夫，兩座城市離基輔都不遠。他們組成了某種非正式的三頭政治，共同做出的決定對其他留里克（Rurikid，留里克是基輔統治王朝的名字，源自傳說人物留里克）王公具有相當的約束力。
三人鎮壓了對他們權力的挑戰，將波洛茨克（位於今白俄羅斯境內）王公——他們兄弟中的一個——抓了起來。在各種羅斯編年史中，他們各自的都城成為「羅斯國土」（Rus』 Land）的三個中心。
「羅斯國土」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早在伊拉里翁都主教的《律法與神恩訓》中就曾出現過，因此可以被認為來自「智者」雅羅斯拉夫的時代。這個詞在11世紀晚期和12世紀初變得空前流行。
基輔羅斯區域圖
此時三巨頭已經謝幕，而他們的子侄們一邊忙於處理家族內部不同分支之間的矛盾，一邊還要抵抗來自南方的侵略。弗拉基米爾·莫諾馬赫——「智者」雅羅斯拉夫的孫子和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諾馬科斯（Constantine IX Monomachus）的外孫——在其一生中都在宣示並證明自己對羅斯國土的忠誠。
作為三巨頭之一的兒子，他成為佩列亞斯拉夫王公，統治著從南方的邊境草原綿延到東北方莫斯科周邊森林的廣袤土地。此時在東北方森林地帶生活著的是叛亂的維亞季奇部落。
維亞季奇人抗拒基督教化，經常殺死基輔人派去向他們傳教的修士，然而莫諾馬赫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們身上，而是把目光集中於公國南疆越來越頻繁的遊牧部族活動。
羅斯王公們剛剛削弱了佩切涅格人（雅羅斯拉夫在1036年擊敗了他們），更具侵略性的新部落就出現在基輔的邊界上。這些人被稱為波羅維茨人或庫曼人。
在11世紀末，他們占據著歐亞大草原的大片土地，東至額爾齊斯河，西至多瑙河。各羅斯公國無力獨自對抗波羅維茨人的攻擊，他們必須聯合起來。沒有人比佩列亞斯拉夫王公弗拉基米爾·莫諾馬赫更堅持這一立場的了。一部編年史稱他組織了多次針對波羅維茨人的遠征。
作為羅斯國土統一化的偉大推動者，莫諾馬赫提出了對王公繼承制度的改革。
1097年，在莫諾馬赫的推動下，羅斯王公們在柳別奇召開了一次會議。他們在這次會議上決定廢除「智者」雅羅斯拉夫建立的平行（橫向）繼承制度，因為它過於僵化，容易引起衝突。
與其讓三巨頭的子孫們輪流占據王公之位，並個個都努力爭取最終成為基輔大公，不如讓他們各自統治自己的疆域，只有雅羅斯拉夫長子伊賈斯拉夫的後代才可以繼承基輔大公的寶座。
然而這個新制度沒能付諸實施。莫諾馬赫自己也沒有遵守它，在1113年成為基輔大公。他的繼承者們同樣如此。從1132年到1169年，在不到40年的時間裡就有18位統治者輪流入主基輔，比基輔大公國此前歷史上的全部君主數量還要多4位。
基輔寶座上的新面孔大多數都是通過政變或惡意奪權上台的。每個人似乎都覬覦著基輔，只要有一絲機會就會試試運氣。
基輔羅斯的解體
然而這個模式在1169年被打破了。這一年，位於今天俄羅斯境內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的王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羅斯王公中最強大也最野心勃勃者之一——派出大軍奪取了基輔。
他本人沒有親自出面，而是派他的兒子領軍作戰。勝利者攻下基輔之後，在城中連續大掠三天。這位王公拒絕遷往基輔，也拒絕將之作為自己的都城。
博戈柳布斯基的選擇是他自己的都城——克利亞濟馬河上的弗拉基米爾。這反映了12世紀羅斯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發生著的某種變化。
在基輔和第聶伯河中游地區深陷無盡紛爭的同時，基輔世界外緣的主要公國正在變得更富有，更強大。在君士坦丁堡的支持下，喀爾巴阡山脈腳下的哈利奇公國（位於今天的烏克蘭西部）沿著多瑙河與巴爾幹人展開了貿易。
哈利奇王公們不需要第聶伯河通道來發展自己。在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博戈柳布斯基成功地挑戰了保加利亞人對伏爾加河貿易的壟斷。西北方的諾夫哥羅德則從波羅的海貿易中獲得財富。
基輔和第聶伯河通道依然存在，而且雖然波羅維茨人虎視眈眈，這裡的貿易量仍在增長。但它已經不再是這片土地上唯一的經濟生命線，甚至連主要的都算不上了。
隨著各地王公們變得越來越強大和富有，他們開始謀求自治權，甚至完全從基輔統治下獨立出來。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將從父輩和祖輩手中繼承來的土地作為自己主要的忠誠對象，而非那片以基輔、切爾尼戈夫和佩列亞斯拉夫為中心被神化了的羅斯國土。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就是第一批有如此想法的王公之一。他在1169年對基輔的洗劫給基輔人留下了深深的創傷，而他的其他一些行為同樣讓他想成為獨立統治者的企圖昭然若揭。
這一切從安德烈離開基輔附近的維什戈羅德遷往東北方（這一舉動違背了他父親尤里·多爾戈魯基的心願）時就開始了。
在1147年建立了莫斯科的尤里是老一代思維的代表。他是莫諾馬赫之子，將蘇茲達爾公國從莫諾馬赫的遺產中獨立出來，並著手將之變得更大更強，然而他的最高目標仍是基輔的大公之位，並作為蘇茲達爾王公以自己的力量得到了它。尤里最終在大公任上死去，並被安葬在基輔的一座教堂里。
多爾戈魯基叛逆的兒子對基輔毫無興趣。他將自己公國的都城從蘇茲達爾遷至弗拉基米爾，並盡一切力量將其變成克利亞濟馬河上的基輔。
安德烈離開維什戈羅德時並非兩手空空，而是帶走了當地的聖母（希臘語Theotokos）像——這幅聖像後來以弗拉基米爾聖母像之名聞名於世。將一件聖物從基輔地區移往弗拉基米爾，這是博戈柳布斯基將羅斯首都的權力的象徵從南方轉移到北方的最好隱喻，因為基輔的重要性得益於其全羅斯都主教駐地的地位。
基輔羅斯首都的象徵，弗拉基米爾聖母像
安德烈從未將自己的公國視為羅斯國土的一部分——他希望擁有自己的都主教區。1162年左右，即他洗劫基輔之前7年，他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使團，請求拜占庭批准他提名的新任都主教。君士坦丁堡斷然拒絕了他。
這對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是一次巨大的打擊，因為他已經做好了成立都主教區的所有必要準備。為了迎來一位都主教，他新建了一座金頂的聖母安息大教堂——與基輔的金頂聖米迦勒大教堂幾無二致——最後卻只能讓它容納一位主教。
安德烈還建起了一座金門，這無疑是另一個源自基輔的工程。教堂和金門至今尚在，成為這位弗拉基米爾王公雄心的證據。與他的先輩「智者」雅羅斯拉夫一樣，安德烈複製了現有的帝國都城，以證明自己獨立於它的地位。
有趣的是，安德烈的模仿比雅羅斯拉夫走得更遠：他不僅將聖像、觀念和建築的名字從基輔搬到弗拉基米爾，還用基輔的地名為本地地標命名。這就是弗拉基米爾周邊的河流——利比德河（Lybid）、波察伊拿河（Pochaina）和伊爾平河（Irpin）——都得名自其基輔原型的由來。
「智者」雅羅斯拉夫和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同為羅斯王公，很可能也有類似的族群文化身份，然而從他們的建築工程可以看出，在羅斯國土的問題上，這兩位王公有不同的忠誠對象。
雅羅斯拉夫的忠誠明顯屬於基輔和從基輔一直延伸到諾夫哥羅德的廣大國土，這令他與斯維亞托斯拉夫區別開來——斯維亞托斯拉夫並無這樣的眷戀，也令他與弗拉基米爾·莫諾馬赫不同——莫諾馬赫的忠誠主要獻給了基輔、切爾尼戈夫和佩列亞斯拉夫周邊的「羅斯國土」。
安德烈的情感則僅繫於大羅斯內部他個人繼承的部分，這使他與先輩們都不相同。
多種多樣的羅斯身份認同逐漸出現在羅斯諸編年史和法律文獻中。我們應當將羅斯王公們忠誠對象的變化置於這些認同的發展脈絡中來考察。
基輔羅斯的政治與社會
《古編年史》的作者們（記錄事件並進行評論是一項繁重的工作，在一代又一代修士中傳承）不得不在他們的敘事中調和三種不同的歷史身份：基輔斯堪地那維亞統治者的羅斯身份、受教育精英階層的斯拉夫身份，以及本地部族身份。
儘管基輔的統治者和他們的臣民接受了羅斯這個名字，但他們自我認同的基礎是與這個名字發生聯繫的斯拉夫身份，而非斯堪地那維亞身份。
留里克王公們在斯拉夫腹地統治他們的國土，他們的臣民大多數也是斯拉夫人。更重要的是，斯拉夫身份認同向基輔地區之外的流布與以下兩點密不可分：第一，對拜占庭基督教的接受；第二，教會斯拉夫語成為羅斯禱文、布道詞和知識分子對話使用的語言。
在基輔疆域中的斯拉夫區域和非斯拉夫部分，基督教都以斯拉夫語言和斯拉夫文化的外觀出現。羅斯越是基督教化，也就越會斯拉夫化。
基輔的編年史作者們將本地歷史納入了巴爾幹斯拉夫文化發展的大語境，並在更廣大的層面上將之納入了拜占庭和基督教世界的歷史。
在地方層面，部族認同緩慢卻又不可避免地讓位於對本地公國，對那些與基輔聯繫在一起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權力中心的認同。
編年史在敘事中開始用那些以諸王公都城為中心的地區來代替土著部族。正因如此，編年史作者才會說1169年洗劫基輔的軍隊成員來自斯摩棱斯克，而不將他們稱為拉迪米奇人。維亞季奇人或馬里亞人被改稱為蘇茲達爾居民，西維利亞人也被改稱為切爾尼戈夫人。
這種做法蘊含著基輔君主治下全部土地的統一感。儘管留里克王公之間有大大小小的衝突，這些土地上的居民仍被他們視為「我們的」，而不是外國人或異教徒。
關鍵在於承認羅斯王公們的權威。當一些突厥草原部落承認這種權威時，他們也開始被稱為「我們的異教徒」。
多樣化的部落地區在政治和行政上統一起來，導致它們的社會結構也開始標準化。占據著金字塔頂端的是留里克王朝的王公們，更準確地說是「智者」雅羅斯拉夫的後裔們。
他們之下是王公部屬。這一團體最早由維京人組成，但是其中的斯拉夫人越來越多。他們與本地部落精英共同組成被稱為「波雅爾」的貴族階層。
這些人是戰士，但在和平時期也管理國家。波雅爾是主要的地主階層。根據公國的不同，波雅爾們對王公行為的影響力或大或小。教會大主教和他們的僕從同樣屬於特權階層。
剩下的社會成員需要向王公納稅。包括商人和工匠在內的市民階層擁有一定的政治權力，可以在市民會議上決定一些地方治理事務。本地王公的繼承問題也會受到此類會議影響——這種情況在基輔偶有發生，在諾夫哥羅德則更為經常。
占人口大部分的是沒有絲毫政治權力的農民，分為自由農民和半自由的農奴兩種。後者可能失去自由，原因往往是負債。債務還清或一段時間過後，他們也能重獲自由。
接下來還有奴隸，多為在戰爭中被俘虜的戰士或農民。被俘戰士的奴隸生涯可以限於一定時間，而被俘農民卻要終身為奴。
在法典《羅斯正義》對不同罪行的懲罰條款中，基輔羅斯社會的階層結構得到了最好的證明。
立法者希望能禁止或限制血親復仇，同時又希望讓王公的錢袋變得充實，於是他們引入了罰金制度，對殺死不同階層成員的行為進行罰款，所得歸於王公的金庫。
殺死一名王公部屬或親族（波雅爾）的罰款是80赫里夫尼亞；殺死一名為王公服務的自由民的代價是40赫里夫尼亞；一名商人的命價為12赫里夫尼亞；一名農奴或奴隸則只值5赫里夫尼亞。然而，如果一名奴隸打了自由民，殺死這名奴隸則被視為合法行為。
基輔羅斯的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習慣法，因此一部共同法典的引入有助於整個國家的同質化，正如基督教和教會斯拉夫語文化自基輔向外輻射所產生的效果。
看起來，在同質化不斷擴散的同時，基輔疆域內的政治碎片化卻幾乎不可避免。希望擁有自己公國的留里克王公數量的爆炸式增長、基輔疆域的廣大，以及其境內各地區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多樣化，都在動搖著這個一度統一了波羅的海與黑海之間土地的政治體。
從「智者」雅羅斯拉夫到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基輔王公們地緣政治目標的變化反映了他們的政治忠誠下降的過程：先是從整個基輔羅斯下降到由「羅斯國土」界定的幾個公國，最終在12世紀和13世紀早期下降到足以挑戰基輔的外圍強大公國。
歷史學家在這些基於公國的身份認同中尋找現代東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被視為早期近代莫斯科大公國的雛形，並進而成為近代俄羅斯的前身。白俄羅斯歷史學家在波洛茨克公國尋找他們的根源，烏克蘭歷史學家則通過對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的研究來挖掘烏克蘭民族建構運動的基礎。
然而，所有這些身份最終都要歸於基輔，這令烏克蘭人擁有了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根本不用離開首都就可以對自己的根源展開尋找。
註：本文節選自蒲洛基《歐洲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