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今後中共也許下一個文件，打擊一輪，然後，但它不會追究過去幾十年裡頭的積案，因為太多了，光一個徐州地區就幾十萬人案子。那等到風頭過去，恐怕拐賣活動依舊捲土重來。那像江蘇省徐州市這樣的，地方政府一直到基層的鄉村的黨政，還有警方、司法機構的共犯結構，其實已經存在幾十年了。這就是中共統治的一部分。
這種共犯結構也不只是在官場上，其實，我們從徐州「鐵鏈女」的悲慘遭遇可以發現，這種共犯結構一直往下延伸到了鄉村。那之所以被拐賣的女性沒辦法逃走，是因為她們就算逃出了村子，仍然會被周邊農民發現，然後被報告給這個被拐女性所在的村子，然後逃跑的女性會被抓回去，慘遭毒打，再度被囚禁。
那麼當地的有沒有女孩，有，當地很多村里生的小女孩，如果不是家裡父母把女胎，這個墮胎的話，那么女孩生出了以後，長大了都想離開家鄉。而他們當地很多男性就算出去打工也沒辦法在外地求得配偶。這樣的話呢，很多村裡的單身男性就變成依靠拐賣來的女性，花不用多的錢就能強行占有她們。
然後，這些男的就把這些失去自由的女性當成家庭財產，而當地各村的人又是互相保護、互相隱瞞，結成一個社會基層的強占拐賣女性的一種社會結構，一種共犯結構。誰家的拐賣來的女性試圖逃走，村子裡會有很多眼睛在暗中監視，甚至鄰居會主動幫助捕捉，把逃出去的女性送回她的「買家」。
那面對這樣的廣泛的社會基層的共犯結構，那當地政府為了維持社區穩定，他不是去破案，消滅拐賣，而是配合村民，隱瞞拐賣婦女的身份，比方講為村民提供假的結婚證明，還有明知道人販子又送來了被拐賣的女性，警察假裝不知道。那麼人販子可能是當地的，也可能是外地的，他們甚至會到偏遠的雲南山區，專門誘騙年輕女孩，再把她們強行送到「買家」多的北方鄉村。那被拐賣的女孩一旦離開故鄉，就人生地不熟，很容易成為人販子和各種人的性侵害對象。
這是一種很典型的社會潰敗特徵，正常的社會倫理和道德崩潰了，官方的法律偏袒「買家」的，被拐賣的女性命運悲慘，淪落為生育機器。那麼我們以前可能有觀眾想說，我們在非洲落後的部落地方我們聽說過這種故事；其實，就在中國現在這個號稱GDP要超越美國的社會裡，這樣的事情成千上萬地天天在發生，人口拐賣在中國大行其道，就是中國社會潰敗的表現。
那很多民主國家的民眾會以為，想當然地以為，民主化就會改善這種局面。其實不會，民主化可能可以在政治上改變共產黨的專制，但民主化沒有辦法解決社會潰敗；相反的，民主化過程當中，鄉村民眾的價值觀，如果是指望接受被拐賣的女性來維持生活，那人口拐賣就依然會繼續存在下去。那在中共治下，鄉村的社會潰敗正在持續的演進，那都市的繁榮和威權統治堵不住人口綁架，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真實現狀；沒了共產黨，鄉村潰敗依然會延續下去。
那現在我們看到中共統治的潰敗是正在慢慢地演進，但是中共統治的潰敗是和經濟、社會的潰敗同步進行的，可以預期，中共的統治力越弱，鄉村等社會基層的潰敗速度就越快。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人口的大部分住在鄉村，那中國鄉村今天的現狀，我們從徐州這個並不太貧窮的地區，就可以看得挺清楚的。
中共司法系統縱容包庇拐賣
主持人：那您覺得就是像人口拐賣這種問題，這個犯罪行為，它是這種長期的系統性的存在，它跟中共這個體制，特別是司法體制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程曉農：徐州「鐵鏈女」這個事件引發了很多追問。比較常見的一種就是替中共當局解脫的看法，說是當地的地方政府知法犯法，而中央政府昏暗不明，被下面騙了。這是中國皇朝時代的傳統故事版本。如果說地方政府知法犯法，那我們就得看看中國的司法系統是怎麼運轉的，相關法律是如何規定的。
首先我們要談到中國司法制度必須了解的是，中國的黨管司法制度。那在中共的專制制度之下，司法系統包括法院、檢察院，它和民主國家不同的，它不是獨立辦案的，而是歸屬於當地中共政法委管，接受地方中共黨委的領導。所以，政治介入司法、操縱司法，是中國專制制度架構的一部分。所以對一個刑事案件，比方說拐賣婦女案，警局查不查、檢察院是不是起訴、法院如何判，都要由當地的縣委、市委、省委說了算。
如果黨委的頭目決定說這事刑事案件不要辦、不要查了，那在中國，這就不屬於知法犯法了，而叫做黨管司法。也就是黨管司法的情況下，犯法也可以算不犯。所以，如果地方黨委不下令，刑法上有關拐賣婦女的案件就都放過去了，不會辦的。
雖然中國的刑法有一些條款是涉及到這個相關的罪刑，比方刑法第238條叫做「非法拘禁罪」、第240條「拐賣婦女、兒童罪」、第241條「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強姦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侮辱罪；拐賣婦女、兒童罪」，聽起來都是要制裁人口拐賣的，但是中國的相關法律是有嚴重問題的。
2月18日北京的一個經濟學家盛洪寫了一篇文章，他指出，中國的《刑法》第241條第6款把付錢給人販子、買下被拐婦女的行為，法律上的用語叫做「收買」。然後盛洪是說這樣的說法不僅是政治不正確，而且是「法律」不正確。
為什麼呢？拐賣婦女這個人，人口販子他不是在賣自己的東西，首先這婦女不是物品，是不能買賣的；其次被拐賣婦女不屬於拐賣者，所以她們是被拐賣者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脅持。所以中國的法律把這個承認被拐賣婦女形成的所謂「交易」，他完全忽視了人口拐賣的所謂買賣是在婦女不同意的情況下強制進行的。
所以中國刑法上講的婦女的「收買」者，其實是出錢唆使他人劫持婦女，那不管他是「事先訂貨」還是事後「送貨上門」，都是如此。等於說他們「買」了一個女生，然後就用暴力強迫進行性活動，這種持續性強姦比一次性強姦構成更嚴重的侵害。
但是中共的法律條款用「收買」來界定付錢從人販子手中獲得女生，實際上是把刑事犯罪淡化成「交易」，它完全無視被拐賣女生的個人權利和意願，等於是變相承認「收買」者出一點錢就可以就擁有被拐女生的身體，並且把這種長期剝奪女生人身自由、實施強姦的活動，變相承認為所謂的「婚姻」。
中國這種劫持、拐賣女生的活動，是這樣的普遍，人數這樣的多，很顯然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刑事犯罪活動。它的產生，既有法律上對「收買」被拐賣女生的寬縱因素，也有各級政府的不作為因素，還有社會底層的作惡人群的因素。徐州只不過是這次因為「鐵鏈女」事件偶然被舉發，才引起了民間的注意，在山東、河北還有西北、西南地區，還有無數現在根本沒有引起關注的案件。
那真正的問題在於說，中國各級政府，從下面到上面，其實都是長期以來默認這種狀況的。比方講《中國經濟周刊》有一個報導，它說中國的裁判文書網披露，徐州豐縣的法院判決的數起被拐賣婦女要求離婚的案子，但是法庭的法官都是不支持原告，就是這個被拐賣婦女要求離婚的訴訟。
等於說當地婦女被拐賣了，被賣了。然後被強姦，被非法的拘禁，走投無路，去告要求離婚，因為這個結婚也不是她同意的，這種情況下想告離婚這個法官都不判，不准她離，那她最後走投無路，只有死路一條自殺。所以中國這種司法判決，其實是准許拐賣合法化。
中共摧毀農村鄉紳治理改造成共黨專制和底層混混文化的混合體
主持人：確實是這樣的，您這個分析很準確。另外就是我覺得這個案件，也讓很多人感覺到說，中國農村的現狀可能跟我們許多人想像的不太一樣；就是鄉村中的這種惡，它非常普遍且常態化。為什麼會這樣呢？
程曉農：為什麼會這樣？我想從中共的鄉村統治歷史來解釋一下。
那麼中共統治中國之前，鄉村是一個比較典型的鄉紳治理結構。就每個村莊往往是因為血緣和近親而形成的自然村落，土地都是私有的，雖然也有少量的村子所屬的公地，它是為當地的村民社區服務的。然後村莊給村民提供教育、宗教、文化傳承、關係聯結等各種社會文化功能，然後私人承擔不了的公共事務就由村莊來承擔，比方有祠堂、有義莊、有義田、有社倉、有義學等等。
鄉村裡的社會秩序通常由村里社會經濟地位比較高、宗族勢力較強的鄉紳來出面維持。那麼在鄉村里通行的規則，既有正式的制度，比方說律法、契約；也有非正式制度，比方說習俗慣例、傳統價值觀念和社會倫理。
但是，中共建立政權之後，是把共產黨的嚴密統治延伸到了每個村莊，然後它通過土改消滅了鄉紳階層，又培養了一批為共產黨賣力的農村混混，也摧毀了鄉村里傳承上千年的習慣習俗、傳統價值觀念和社會倫理。然後再進一步在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的過程當中，最終中共是建立了用人民公社制度來取代鄉公所。
通過強行的組建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這樣最終建立了一個，把村莊變成了中共搜刮糧食這些農產品的一個半軍事化的生產管理單位。在經濟制度方面，所有土地都被收為公有了，生產隊內部實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口糧這種經濟制度；同時，通過公社、大隊、生產隊這三級幹部，最大限度的把農產品用低價收購由國家收走，只留給農民勉強維生的口糧。
這種農村制度消滅了鄉紳階層以後，它是培養了一批新的農村精英，也就什麼人呢？他們是依附共產黨基層政權，像人民公社的這麼一批，很多人就是土改時期為共產黨賣命的農村混混，不想幹活的、偷錢滑懶的。這批人就把農村的政治社會文化改造成了共產黨專制文化和鄉村底層混混文化的混合體。
這些鄉村基層幹部滿嘴共產黨的話語，行事作風卻是底層混混文化的產物，對農民是強勢、蠻橫，對上面奴顏卑膝，因為他們的權勢和地位來自上面幹部的信任和重用。那麼當時的人民公社這一級的幹部是所謂的「國家幹部」，但是這些大隊、生產隊一級的基層幹部的身份仍然是農民。所以，無論公社幹部怎麼樣調動，基層這些農民農村幹部是長期不變的。這些基層的農村混混出身的共產黨的基層幹部，就是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就是共產黨的所謂「鐵打的營盤」。
到了農村改革以後，實行包產到戶了，人民公社制度瓦解了，公社這一級行政機構改稱鄉政府了；生產隊解體了改稱村民組；大隊也解體了改稱村委會。但是，共產黨仍然依靠它在農村基層這批農村幹部，所以，很多村委會幹部仍然是原來的大隊幹部。那麼這時候發生的變化就是，老一代的農村基層幹部漸漸由鄉村里年青一代的農民來擔任了。
所謂的年青一代的農民幹部，多半是以前參過軍，在部隊裡混個黨員，然後也學到了一套官話。當然他們不是單純靠這點背景的，但這樣的背景是他在鄉村里當村委會黨支書、村委會主任是一個必要的本錢；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往往在村裡有相當勢力的宗族為背景。比方講他家所屬的族群，就是這一支或者幾支彼此有血緣關係的，他們總的人數要在村子裡占有相當大的數量，所以很有勢力。
一個人有事，一大幫人就出來一塊互相支持，不管好壞是非。最好這個家族還在縣城裡有一個混到了科級幹部，就是縣政府縣委的局級幹部。如果有這麼一個縣裡當科級幹部的人，親屬撐腰，那他們在村里基本上就一手遮天了，上面他兜得轉，下面也吃得開。
所以雖然中國的鄉村在人民公社制度解體之後，名義上叫做村民自治，但實際上是農村的痞子混混幹部在控制。村民委員會時代以來，中共後來取消了農村的稅收，因此，村幹部的主要任務就是計劃生育和維持鄉村秩序。鄉政府和他們之間是一種利益交換關係，就是村幹部幫助鄉幹部完成各種政策任務，鄉幹部就給村幹部提供一些優惠；什麼優惠呢？就是法規優惠。
比方說村幹部別的事上也無所求了，但在法規問題上，希望鄉幹部高抬貴手，比方說村裡的一些人胡作非為，但這是自己本族的子弟，那麼需要村幹部處理的時候，需要鄉幹部「你們高抬貴手」。同樣的，村幹部與村民之間也是這樣一種利益交換關係。所以村幹部作為一方「土豪」，往往是一手遮天的，村民不敢反對的。
但村幹部同時也要保護村民免於麻煩，這樣村民才會比較順從。那這種村幹部與鄉幹部的關係，還有村幹部和村民的關係，是有點像幫派里「老大和小弟」的關係，英文叫做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就是這種關係，產生了一種結構性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狀態。
鐵鏈女生8孩顯示基層保護人口拐賣突破中共政策
主持人：對，您說到這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實也恰恰是這個事件揭示出來的另外一個黑幕。是什麼呢？就是在「鐵鏈女」這個事情上，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鐵鏈女」她有8個孩子。中共這個計劃生育政策所謂「一胎化」，可以說它在執行上是非常嚴酷的，在農村很多你可以隨時看到一些很恐怖的標語，可見一斑。就說這方面，所以你說看到一個家庭他有8個小孩，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所以這個事件就讓人很多覺得地方在執行中共政策上是不是其實有很大彈性呢？
程曉農：這我們要好好來分析一番，就拿這個「計劃生育」來說。首先我們可以做對比，我們都知道中共是個從上到下非常嚴酷的專制政權。如果有一個異議人士，他要是有一點活動、言論，中共很容易輕易地通過手機監控還有滿大街的監控攝影系統，把他找到然後抓走；那同樣的，主持人剛才提到的農村里計劃生育政策也曾經非常強硬。
但這一次徐州的「鐵鏈女」事件暴露出來，在中共嚴密的社會監管中，這個「鐵鏈女」她生8胎都沒事。原因是什麼呢？原因就是基層農村幹部一直在裝聾作啞，既暗中保護人口拐賣和人口劫持這種大規模的活動，也在保護突破「一胎化」政策的情況。
中國的「一胎化」是從1978年開始，當時中共在1978年修改憲法的時候，在第53條里加了一句話叫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當時是為了減輕人口增長造成農村糧食緊張和城市就業的困難，因為當時很多農民是被限制在鄉村人民公社的範圍內，不許流動的。
子女多就需要更多的糧食，導致農村人均口糧緊張；那麼城市裡也因為很難為更多人口安排就業，所以希望能限制城市人口增加。所以1979年中共就提出了「計劃生育」政策要推進「一孩」政策，就只許生一個。我這裡引兩個中共大佬的說法、原話。
1979年鄧小平說「要力爭人口降到每年增長千分之五，用行政的、經濟的辦法都可以，只要能降下來就是最大勝利」；1979年6月1日陳雲也談過說：「要制定法令，明確規定只准生一個」，他說：「先念同志對我說，實行『最好一個，最多不要超過兩個』」，陳雲說：「我說再強硬些，明確規定』只准一個。準備人家罵斷子絕孫。不這樣，將來不得了。」那麼就這樣，中共幾個大佬就強制把只許生一胎的政策確定下來了。
以後30年裡頭，中國城市裡夫妻結婚了要想生小孩需要拿到「准生證」，否則就會在工作單位受到懲罰；那在農村里呢？因為農民會偷偷地生，就要實現大規模的強制絕育手術，嚴禁生「第二胎」，除了強制育齡婦女結紮，還會強制懷孕的婦女刮宮，不服從的人還會遭到罰款。剛才主持人開始講這個事的時候，提了些農村有各種看起來很恐怖的標語，天天恐嚇農民。
我就舉幾個例子，比方講有這麼一種標語：「一胎上環二胎扎（這個扎是結紮），計外懷孕堅決刮（這個刮是指刮宮）」。「一胎上環二胎扎」就是你生一胎就給你上避孕環，你要生了兩胎必須強制結紮，你要是在計劃外還又懷了孕的，我堅決刮。還有一句叫做：「該扎不扎，房倒屋塌」。什麼意思呢？基層幹部要把你家女性結紮了，不許她再懷孕，你要不干，我就讓你房倒屋塌，把你房子扒了讓你活不成。還有一個標語叫做「寧讓你家破人亡，不讓你超生一胎」，再有一個口號叫做「逮著就扎，跑了就抓，上吊不解繩，喝藥不奪瓶」。你聽聽這樣蠻橫專制的口號，就很說明問題了。
那麼這個獨生子女政策一直執行了30年。是到了2015年，因為中國出現了人口老齡化趨勢，中共才發現吃虧了，所以又宣布「我們允許生第二胎」；到了去年，發現勞動力不足這個難題出來了，中共又說：「我們宣布鼓勵生第三胎」，這就發生了徐州這個事件了。
就是因為中共開始實行鼓勵第三胎的時候，豐縣基層幹部就跑到村里去找典型了，想找到生第三胎的案例，向上面邀功。結果徐州市豐縣這個宣傳幹部發現他們家有8個，馬上就覺得做了宣傳報導，肯定會表揚我。結果他本來宣傳說他們的多子女新政策落實得好，沒想到，這會兒倒楣了，撞槍口上了。
這種宣傳正好暴露中共實行了4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在豐縣完全是假的。因為，這個「鐵鏈女」生的8個孩子，大部分是在「一胎化」時代生下來的，這個村子居然可以在強制實行「一胎化」的年代裡，一戶人家連生8胎都平安無事。這充分說明什麼呢？中國鄉村現在的實際狀況是相當複雜的，很多政策、法律中南海喊得響，但在村子裡置若罔聞，根本不存在。
這個8孩女的所謂男人，花錢買8孩女的董志民他的家在村里是個大族，不但有親戚在縣城裡當官，當物資局局長，也有人在外面經商。所以他是得到了鄉、村兩級幹部的庇護，所以生8胎沒事，他買被拐賣的女性也沒事。
這一次江蘇省政府為了面子，不得不對當地幹部加以懲罰，也包括以前管計劃生育的幹部，說就是你們讓縣政府暴露了我們這個計劃生育政策根本沒執行。這是為了遮掩基層政府對胡作非為的縱容，然後試圖把存在廣泛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作為個別幹部的一時錯誤來糊弄過去。其實黑惡行為在鄉村的普遍化，它不只是人在作惡，也是基層政權在作惡。
主持人：是，確實是。其實這個「鐵鏈女」事件，它揭示出了中共這個治下的社會多方面的這種黑幕，多方面的這種潰爛。那今天非常感謝曉農博士來為我們做深度分析，那我們本期節目就先到這裡了，非常感謝。
程曉農：謝謝方菲，謝謝我們各位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