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年十一月，一支由大約200名的紅衛兵組成的長征隊伍從北京被派往山東省曲阜孔子的家鄉。在這裡他們褻瀆和搗毀了大量與孔子有關的歷史墓碑，文物和建築。這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孔運動。儘管這個事件對全面了解整個文化革命有明顯的重要作用，然而研究文革的學者以及專業文獻中多年來對此一直忽略。幾乎所有對文革期間的反孔活動研究都集中在1973－1974年間的批林批孔運動。然而，如果要完全理解整個文革的複雜性，對1966年底及1967年間第一期反孔運動中實實在在發生的事進行了解是至關重要的。本文旨在對此次運動的來龍去脈進行描繪、審視和分析。
與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的大量歷史檔和學術研究形成明顯的對照是，大多數對文革研究的最流行的主要學術著作對1966年和1967年的第一期反孔運動論述甚少。比如在嚴家其的綜合性陳述文革期間的《文革十年史》中，[2]提及這場運動的只有一句話。費正清在他的China：a new history一書中甚至連一點都沒有提到第一次或第二次反孔運動。[3]而最近幾年出的中文版的較具綜合性的文革文獻中，比如楊建利主編的《紅色革命和黑色造反》[4]以及中共黨史出版社在2000出版的《回首「文革」》[5]對這場運動在也沒提及。
然而，隨著國內學術界近年來逐漸的放開，對此運動以及對毛澤東「孔子情結」的評論也逐漸在部分國內刊物上出現。例如《歷史的審判》（歷史的審判編輯人員，2000）一書簡單地描繪了紅衛摧毀孔子墓碑的歷史史實。在《為毛澤東辯護》一書中，作者也分析了毛的孔子情結。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出版的有關第一期反孔運動的原始歷史文檔。其中主要的有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革命文庫》[6]和收集到《新編紅衛兵資料》中的《討孔戰報》。[7]這些最新發表的與1966－67反孔運動有關的歷史文獻將作為本文的基本來源。
在孔子家鄉的騷亂和摧殘
為了更好地理解在1966秋和1967年冬發生這場劫難，有必要對1966－67年反孔運動提供一種按時間順序的陳述。當此運動開始時，中國已陷入全面動亂。在1966年八月和九月，受到毛及中央文革組的鼓勵和響應「破四舊」及「造反有理」的號召，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忙於任意毀掉任何他們認為與四舊有關的一切東西。離北京成百上千里路遠的孔子家鄉曲阜似乎也是在劫難逃。砸三孔（孔廟、孔府和孔林）在1966年8月開始拉開了序幕。當時有些曲阜當地的學生自發地響應全國範圍內的破四舊運動並試圖毀掉他們家鄉的孔子遺蹟。然而，他們的努力遇到了當地政府和居民的抵制。當地紅衛兵外出北京和濟南尋求國務院和省政府的支持但未能如願。
對曲阜三孔的全面衝擊要追溯到1966年的11月7日，當時大約200名來自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戰鬥隊」的大學生紅衛兵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集合併宣誓要搗毀「孔家店」。在集會上譚厚蘭（北京紅衛兵五位主要領導人之一），表示「孔家店」及其他一些東西都是「吃人的閻王殿」，「封建主義的象徵」、「四舊勢力的代表力量」、「地主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復辟的支柱」、「毛澤東思想的死對頭」，以及「把毛澤東思想樹為絕對權威的大障礙」。因此，他們將前往孔家店——「反動勢力的老巢」去鬧革命。在11月9日，這些北京學生到達孔子家鄉曲阜。在11月10日他們出版了第一期《討孔戰報》，其標題是：「搗毀孔家店，徹底鬧革命，為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而戰」。在同一刊物上，他們的檄文是「火燒孔家店——討孔宣言」。此文章除了重申了一些陳辭濫調外，還開始批判一些孔子學說和儒教理念，如「畏天知命」、「反動的禮教」，以及「服服帖帖甘受奴役」，他們譴責「孔家店」是「大黑店」，等等。他們還攻擊孔子輕視婦女、瞧不起體力勞動和勞動人民。他們進一步抨擊孔子的「中庸之道」，批判他提倡的「仁愛」以及他認為的「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他們也試圖證明孔子思想是所有邪惡之源。
11月10日，一些北京紅衛兵試圖進入孔府，向當地保護孔府的地方幹部挑戰，並尋找隱藏在孔府內的「犯罪證據」。紅衛兵的企圖最初被當地官員以需要保護重要文化遺物為理由阻止了。然而，通過「激烈的鬥爭」，紅衛兵們最後設法進入了大院，並看到了許多孔府內的東西。在這許多「犯罪證據」中，紅衛兵找到了國民黨黨旗，蔣介石的圖像和他的訓導詞、舊通貨幣、舊的封建書籍和圖畫、甚至「特務工具」……。
11月11日，北京紅衛兵著手排除毀滅曲阜孔家歷史遺蹟的技術障礙，即：國務院1961年的決定，該決定中指明了孔廟、孔府和孔林為受政府保護的文化遺產。紅衛兵們先是向國務院寫了一封抗議信，信中他們要求政府取消「國家重點文化保護單位」，如孔廟、孔府和孔林。他們譴責國務院保護「牛鬼蛇神」和孔子，要求國務院馬上滿足他們的要求，並「支援他們的革命行動」。這種「革命行為」包括在孔府內自由書寫毛的語錄，掛毛的像以及隨意破壞孔府內的「反革命贓物」。
11月15日，也就是他們發出抗議信後的第四天，紅衛兵們又改變了戰術：從「文鬥」——寫信發展到了「武鬥」——施加暴力。那天，來自北京的紅衛兵、曲阜師範學院和國內其他地方的紅衛兵，以及許多當地居民在孔府前舉行了一場要「徹底打倒孔子」的誓師大會。他們譴責政府官員利用石匾上刻「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來保護「牛鬼蛇神」。集會完畢後，氣憤和激動的人群沖向孔府前的碑匾，大喊「砸了它」，重1,000斤的匾馬上被紅衛兵拖倒，然後用錘子砸了個粉碎。他們然後去找周公廟，把其石匾同樣砸了。有些紅衛兵甚至進入孔廟，他們損壞和毀掉了更多的物品。搗毀行為持續6到7個小時後，紅衛兵又進入孔林，他門毀掉保護匾及兩隻石獅。這天結束時他們還毀掉了至聖林牌樓。搬掉這些官方的保護匾並為下一輪暴力埋下了伏筆。
11月20日，在曲阜的北京紅衛兵向全國發出通電，電文中提出了「徹底打倒『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十點建議」。這封電報除了重複了一些舊的反孔言辭外，還宣布在11月底，紅衛兵將舉行群眾大會，「徹底打倒孔家店、破四舊」，把「反動學術權威」與一座孔子泥像一起遊街示眾，或燒孔像，刨平孔墳，搗毀各種神廟內的偶像。為了造成一個全國範圍內的大型的反孔運動他們還發了致全國公開電進一步要求各地宣傳部門宣傳他們的資訊。此電報甚至鼓勵紅衛兵和全國各地「革命的教師和學生」參加步行的大串連，參加工農兵的討孔活動。最後，電報提議建立全國聯絡委員會「團結國內所有討孔革命組織」。
從11月28日到11月29日，數十萬以上的紅衛兵、工人和農民在曲阜師範學院的廣場上舉行了一個持續兩天的集會，誓要「徹底搗毀孔家店」。許多人一大早開始出發，一些來自鄰近地區的紅衛兵甚至走了一通宵來到集會點。早上六點時，紅衛兵和農民開始在集合處匯集在一起，「來自各個方面的紅色象融化了的鐵一樣」，人們揮動著造反旗幟，手拿毛的語錄，把曲阜師範學院變成了一片「紅色的海洋」。
在集會期間，他們一個接一個發言來批判所謂的「反動人物」，他們先批判孔子，再批判1962年孔子討論會的參與者。每次集會後，與會人員就接著去破壞孔家遺蹟和文物。他們配備了各種破壞工具，行動時像一股「大的紅色波浪」。他們哄涌而入進孔廟、孔府和孔林。在去這些地方的路上，他們讓縣、區、省和學校官員站在卡車上或站在孔子泥雕旁邊「陪鬥」。
他們一到達孔林就不斷焚燒孔子雕塑、剷平墳墓、挖出棺木、掘出屍體和取出棺木中的金銀，並粉碎墓碑等等。在11月29日，參與者向毛澤東發了一份公開電宣誓要效忠毛，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並告知了毛他們對孔府遺蹟的破壞戰果。
儘管大多數的孔府遺蹟在11月28至29日已受到嚴重損壞或摧毀，但進一步的破壞行為還在持續著。事實上，1967年2月發表的來自「討孔戰報」中的「緊急通告」就表明了曲阜的公民還在孔林內肆意公開挖掘墳墓及陪葬的珠寶以及隨意挖孔林中的樹木。
根據此通告，有1,000棵以上的松樹從孔林中被挖出來。有一家曲阜銀行購買了價值十壹萬壹仟元人民幣的黃金。這些賣主所賣的黃金就是從孔墓中獲得的「戰利品」。一些掠奪者甚至建議「分掉整個孔林」，而盜墓人還吹噓「一晚一拖拉機」，其意思是：一個晚上掠奪的物品價值一輛拖拉機的價值。這在六十年代意味著一筆天文數字的錢。掠奪者之間甚至經常爆發暴力衝突，這種掠奪行為也波及到曲阜的其他地方。
伴隨著對孔府遺蹟物質上的摧毀的是對孔子理論上的批判和討伐。此種批判來自這次運動的官方喉舌——《討孔戰報》，這是第一份也許也是唯一一份以反孔為辦報宗旨的唯一的報紙。這份由「徹底搗毀孔家店建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革命造反聯絡站」主辦的紅衛兵報設在曲阜師範學院。此站由賦有同一使命的七個紅衛兵組織構成。
這份報紙從創刊到在1967年3月前一直在全國範圍內免費贈送。它的重要作用是把反孔活動的資訊傳播到全國各地，它還為其他地方起了示範作用。
在1966年11月底砸「三孔」後，此份報紙繼續批孔。它在理論上探討儒家學說並由曲阜地區農民和工人對「孔子的批判」，「揭露孔府內罪惡」，詆毀「1962年的孔子討論會」。它也譴責劉少奇對孔子思想的認可以及所謂的山東黨內的走資派。此報也報導了1967年初在曲阜舉行的「孔子罪惡展覽館」。「討孔戰報」成為了此項運動的喉舌。1967年8月底官方停止了它的發行。當時編輯們引用的停刊理由是：「它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現在學生需要重返學校參加革命」。
應當注意到在這同一時期毀掉孔子石碑的行為不只是局限在曲阜。在上面提到的「徹底摧毀孔家店的十項建議中」，來自北京的紅衛兵號召全國人民參加批孔，並形成了全國性的反孔運動。這些建議通過在全國發行的「反孔宣言」到達了全國各個角落。
他們的建議隨同他們大量毀掉孔子石碑的行為，激起了全國瘋狂毀壞孔子遺蹟的熱潮。在南京，紅衛兵把「文廟街」改成「人民街」。《紐約時報》有一篇名為「25個世紀後紅衛兵們辱罵的孔子」上這麼寫道：紅衛兵最近幾周在廣東附近內陸城市的街上衝刺，拖拉著大師（孔子）畫像，畫像上標有「我是牛鬼蛇神」……。遊客們報告說：紅衛兵作為文化革命的急先鋒，一直在謾罵和焚燒孔子作品，他們說這些是封建思想頭號罪犯。甚至在甘肅東北省蘭州這一遙遠的城市也發生了此類事。在那裡，孔子氏族一整套少有的幾本家譜，共含有108卷，被蘭州一以大學為基地的紅衛兵組織燒掉了。
反孔運動後果簡直無法描述。只在曲阜，大約6000件文化遺物被毀掉；大約2700卷古代書籍、900件以上的書法和圖畫珍品，以及大約1000塊來自各個朝代的石碑均被燒的燒砸的砸了。在這些毀掉的物品中，有70件被劃為國家最具價值的受保護的文化遺物，有1000本以上被毀的書籍為「孤本」。孔子出生地，這一具有中國集體文化遺產的出生地，遭受了毀滅性的和永久性的破壞。這些文化遺產曾在秦始皇手中倖存下來；也曾在毀滅性的太平天國運動中倖存了下來；又在民國初年軍閥混戰中倖存了下來；還在日本侵略者手中倖存了下來；但是它在文化革命的蹂躪中沒有倖存下來。曲阜再也不會是原樣了。
後台教唆者們
這樣一種大規模的動亂自然向大家提出了一些問題。人們可能想知道紅衛兵這麼做是否出於它們自己的意願或是出於某些幕後操縱人的策劃。儘管在文革期間許多自發的「革命行動」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8月25日曲阜當地紅衛兵企圖要毀掉孔碑的意圖），我們有必要指出這樣一個重要歷史事實，即文革期間的許多混亂實際上是「受控的無政府狀態」。
在許多情況下，文革中發生的暴力和混亂是有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默許，認可，甚至指使為前提或背景的；1996年夏天的「破四舊運動」就是一例。反之，如果毛認為混亂對他的政治議程和權力鬥爭是有害的，他會毫不猶豫地制止它的，他在1967和1968年使用軍隊制止全國範圍內的派性武鬥以便控制局面即為一例。由北京組織的長征紅衛兵隊進行的反孔活動和在曲阜進行的大面積破壞似乎不是即興決定和自發行為。如果把「破四舊運動」與曲阜發生的事相比，人們可能會認為曲阜的毀滅性行為就是「破四舊運動」的一部分。畢竟在他們眼中，孔子是一位對中國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的執牛耳者。
然而對這兩次運動細細觀察一番，就會看到在許多方不同點。第一，兩次運動的時間不同。「破四舊運動」大部分爆發在1966年的8月和9月，但在10月是高峰。1966－67的反孔運動始於1966年11月。在那時毛已把他的注意力放到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這次運動的目標是毛的黨內敵手——劉少奇和鄧小平，而不是所謂的舊社會的殘渣餘孽。第二，兩次運動的參與者都不同。「破四舊運動」期間的大部分暴力是由中學紅衛兵乾的，在北京也叫做「老紅衛兵」。但後來的這個「紅衛兵討孔遠征隊」是由叫做「造反派紅衛兵」的大學生組成的。他們由譚厚蘭領導，這位學生領袖是毛和他的圈內人攻擊政治對手的重要「槍手」。在毀掉曲阜石碑時，「老紅衛兵」已經失寵於毛，毛把許多老紅衛兵的父母視為清洗目標。第三，兩次運動所運作方式不同。「破四舊運動」主要是一種任意的想怎麼毀就怎麼毀的暴力。相比之下，這些來自北京的大學的紅衛兵顯示了高度紀律性和周密的計劃性。在11月7日，他們在北京宣誓集會，在11月9日到達曲阜前，他們對即將進行的破壞活動提前兩周通知，並花了時間來尋求支持。在11月28至29日的毀滅行動開始前，他們還聯絡和組織了當地學生和居民。他們的操作持續到1967年8月。這些事情沒有一件類似紅衛兵在「破四舊運動」的高潮時所做的那樣。相反，在曲阜的反孔活動是計劃周全管理得好的一次運作。
最後，兩次運動發出的資訊不同。「破四舊運動」的特點是動手毀掉「四舊」，迫害甚至殺害黑七類份子，但紅衛兵的破壞行為限制在中央文革小組規定的破四舊的範圍。然而，在1966—67年反孔運動前後十個月期間內，一些重大的政治資訊不斷傳來。反孔運動的支持者鼓吹並進行對儒教的理論批判，他們積極地批判資反路線，攻擊劉少奇和當地官員並批評1962年孔子討論會及參加者。簡而言之，1966—1967的反孔運動跡象表明，這是一個特地安排的政治運動，它同毛計劃的文化革命進展一致，而不只是隨意的暴力行為。
在曲阜的北京紅衛兵的行動表面上也與大串連發生的事相似。然而，仔細了解事實就會看出其他情況來。在大串連期間，許多來自北京的激進學生走到全國各地並激勵當地紅衛兵和造反分子起來反對當局並毀掉文化遺物，古董以及歷史遺蹟。所有這些事件似乎與在曲阜的北京紅衛兵所幹的事相似。然而，大串連起於1966年8月末，在1966年10月末中央文革組發出中央文件禁止坐火車進行大串連時就已經漸近尾聲。但北京紅衛兵卻在11月初才坐火車到了曲阜，到1966年11月末才開始大規模砸孔碑。
在曲阜的反孔活動不僅與「破四舊」和大串連運動無關，而且所有的事實都是幕後主持者的傑作，他們插手一切，特地安排、鼓勵和頌揚曲阜所發生的一切。戚本禹所扮演的角色就很說明問題。。戚是中央文革成員，負責文化事務。他反覆向紅衛兵傳達毛和文革領導成員的指示，講那些毛和其圈內人想要排除和清洗的許多重要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例如：劉少奇、鄧小平和彭德懷。比如在1967年3月，戚把江青的話傳達給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要她攻擊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同樣譚厚蘭和來自北京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井岡山戰鬥隊」的大約200人也是通過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的造反派頭頭林傑煽動和指使而去曲阜的。
除了戚本禹和林傑之外，他們的上司陳伯達也參與策劃了這場1966—1967的反孔運動。陳當時是文革小組的組長並是毛身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1966年12月1日，即曲阜孔林大量被毀後第兩天，戚本禹就在北京故宮發表了講話。他向聽眾們描繪了兩天前在曲阜發生的事情——這也證明他對那裡最新進展的密切了解和關注，他對紅衛兵在曲阜的所做所為進行了讚揚並認為造反有理。在他得知曲阜紅衛兵想挖掘孔子墳墓時他就進一步提出了建議，他特地請示陳伯達問紅衛兵是否可以進一步這麼做。以上這些在戚的下列講話中就可體現出來：「小將們……想要去掘孔墓。我請示了陳伯達同志。陳伯達同志說他們可把它挖出來……。他還進一步指示孔廟應當變成展廳來教育人民知道階級鬥爭。」
很清楚，紅衛兵尋求並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允許在曲阜進行毀滅性的活動。後來他們甚至執行陳伯達的指示把孔府變成了階級鬥爭的教育大廳，他們樹起「孔府罪惡展覽」的牌子。此展覽對外開放，「討孔戰報」分別發表了四篇文章描繪和讚美了這次階級鬥爭教育的展覽。
現在大家清楚知道戚不僅幕後指使紅衛兵去曲阜製造一場浩劫，而且他也密切監視紅衛兵到曲阜後的活動。顯而易見戚起了信使的作用，但他不是最後的決策人。事實上，在1983年對戚審判時，戚還爭執道：「文革中我的活動沒有一件是我弄出來的。我是按照康生、江青和陳伯達的指示安排了這一切。」
戚的辯解可以被認為是為了迴避他的個人責任，但以上他在故宮所說的言辭似乎更支持了他在文革中僅起次要作用的論點。當時真正的權威似乎掌握在他的頂頭上司陳伯達手中，因為陳對曲阜的事件是完全了解的，並能夠決定在那裡什麼該發生或什麼不該發生。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激進的紅衛兵破壞歷史文物，事實上卻是毛和中央文革的精心安排。所有這些都可從文革後1983年中國政府審判戚本禹時的情況得到部分證實。當時戚被宣判有罪，判處十八年監禁。根據裁決，他的部分罪行是指示譚厚蘭和紅衛兵毀掉曲阜孔子家鄉的文物。
然而，作為文革小組的成員，早在1968年戚本人也受到了毛的清洗，戚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是代人受過了，正像「四人幫」的許多犯罪事實實際上代毛受過一樣。很重要的一點是：考慮到文革期間的高度控制的政治氣氛，這場重大且徐徐進行的反孔運動進行得這麼長久而不為毛所知、也不為毛所批准是非常不可能的事。研究表明毛在文革期間的反孔活動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根據姚文元所說，毛當時告訴1966年12月來訪的波蘭共產黨代表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根除孔子在人們生活中各方面的影響。」毛講話後很快人民日報就發表社論支持紅衛兵在曲阜所乾的一切並反覆引用毛澤東的語錄，即文化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根除孔子的影響。考慮到毛的批孔言論是在曲阜受到大規模破壞之後不久發表的，以及毛在中國實質上的皇帝的地位，人們就不難推測誰會是其後的主要的教唆者。事實上，可以說沒有毛就不會有1966—1967年的反孔運動。
毛和反孔運動
似乎有兩個重要因素可幫助解釋毛的反孔立場和行動，即：毛反孔的複雜性及他反覆使用反孔作為肅清政治對立面和取得政治目的一種工具。
除了顯然可見的孔子的學說與毛所贊同的共產主義之間的在思想上的衝突外，衝突還至少表現為：「博愛」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中庸」對「暴力革命」。毛自己的政治哲學已與孔子的學說相違背，他的政治生涯和生活經驗更形成了他對孔子的學說的敵對。
毛出身和成長在孔子價值觀的社會裡，他經常從一種實用的角度引用孔子的話和作品，甚至他給他兩個女兒取的名字「訥（猶豫）」和「敏（銳利）」都來自孔子的語錄：「君子敏於行而訥於言」除此之外，毛還有許多理由不喜歡和不相信孔子和儒家學說，這主要是由於孔子的學說和毛思想之間、以及與毛認為已繼承和進一步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間存有不可調和的差異。這些差異包括武力對協調原則，極端對中庸之道，強調教育對輕視教育和知識份子。換句話說，孔子的學說作為許多思想和學派的思想基礎，它與毛的哲學和實踐是不可比擬的。
毛的反孔立場在1949年他逐步取得地位後被大大地加強了，這種在中國歷史上獨尊於天下地位使他超出了最受歡迎或最有權力的皇帝所擁有的。
毛不像他之前的中國皇帝。以前的皇帝極個別除外，他們都緊抱孔孟之道，把它當成國家的宗教，並用它來和支持其統治，而毛在他的許多同志的幫助下，成功地建立了毛澤東思想，並特別在文革期間把它作為中國的新的宗教。這樣，他必須要摧毀舊宗教的統治地位。
有一段時間被他指定的繼承人林彪還宣稱他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遠遠超過馬、恩、列、斯的當代「馬列主義」的最高峰。作為國家和國家宗教的最高統帥，毛不僅不需要孔孟之道來支援他的統治和證明他的合法性，而且他有各種理由來用毛澤東思想清除儒家學說，因為它統治了中國人民的心靈並與毛澤東思想競爭。而中國人對孔子崇敬之深，可謂深入人心。僅就這一點，毛在1949年一掌權後就加強了反孔言論和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就一點也不意外了。因為不少有名的學者如梁漱明，就堅持孔孟之道而反對毛澤東思想。難怪中央文革囑咐北京紅衛兵去曲阜「打倒孔家店並為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而戰」。確實毛的著名語錄提供了文化革命的思想基礎，並且為他的政治思想總結出了一個關鍵的一點：「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寫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溫良恭敬讓，革命是一種暴動，一種暴力行動，它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階級的暴力行動。」這些思想和孔孟之道精髓的一部分的講究、悠閒等等的生活品質是完全相對立的。
毛不難找到反孔的理由，在此也沒必要去追朔毛反孔的思想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毛巧妙地使用孔子作為其權力鬥爭的有效工具。毛成功地把反孔與黨內的權力鬥爭結合起來。他首先把孔孟之道變成萬惡之源，例如先前所提到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復辟的支柱」。他還收集完全是斷章取義的他對手寫的文章里的孔子語錄，把他的對手們與「罪惡的孔孟之道」聯繫在一起。最後，他根據對手們與孔孟之道思想上的聯繫來進行政治上的清洗。
這一方式運作起來就像是毛的一道神奇的咒符，可以到處貼到他的政治對手頭上。儘管大部分毛清洗的同志是共產黨員，然而毛成功地把他們標榜為「孔子的崇拜者」，並毫不猶豫地清洗了他們。在毛的統治下，幾乎毛認為的每一個敵人都成為了孔子的崇拜者，他們中包括共產黨內的毛的老同志，如王明、劉少奇、林彪和陳伯達以及和他纏鬥了一生的國民黨的敵手蔣介石，還有在蘇聯和日本的「有敵意的反革命外國人」。根據以上的事實和分析，似乎看來在1966—67年曲阜的反孔活動仍是毛使用反孔道的一個例子來懷疑和清洗他的對手，並且來自北京的紅衛兵在執行那個計劃上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
1966—1967年的反孔運動是按計劃而不是偶然發生的。它絕不是簡單的「破四舊」或是一場自發的反偶像崇拜的群眾運動。相反，它是一場毛親自所領導和策劃的文化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要保證毛的思想的絕對權威，並要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建設中懷疑和清除掉毛已察覺到的對手。北京和曲阜的紅衛兵被利用成為了一種工具，來有助於達到目的。國家資助的群眾性的故意破壞文化以及在曲阜的暴力導致的結果是毀了孔林、褻瀆了2000年來中國哲學主流的誕生地。這毫無疑問破壞了中國社會的傳統價值、造成了中國人民感情的和心理上的創傷。然而這些責備和犯罪應歸屬毛和他的助手們，因為是他們利用反孔來請洗毛的對手和敵人。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些毛的助手們最後也受到了毛的清洗，例如戚本禺、陳伯達和譚厚蘭。他們中的不少人還被打成了「孔老二的信徒」，如陳伯達。罪責還是可進一步歸到11月28—29日毀壞孔林期間100,000多強有力的在曲阜參與暴力的老百姓，這些人成了毛政權在毀掉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的集體財產時的忠實工具。
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比起1966年至1967年間的反孔運動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兩次運動儘管有明顯相似之處，但是也有明顯的各自的特點。例如，許多反孔標語和口號在第一次反孔運動期間就冒出來了，他們也廣泛地用於第二次運動，例如：攻擊孔子鼓吹人道觀和仁愛運動。兩次運動都由毛和他的親信們發動，兩次運動都是毛利用反孔來攻擊並掃除政治對手的例子。在許多方面，1966—67年的反孔運動有助於鋪平了1973—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之路。在另一方面，這兩次運動在許多方法上非常不同。第一次運動造成了更多物體的災害，而第二次運動則更廣發深入，並涉及到了討論和中國的第一任皇帝—秦始皇。第一場運動對大眾來說更容易理解，而第二場運動在全國引起了新的混亂，幾乎導致了另一輪全國範圍的派別戰鬥和騷亂。當然毛的政府馬上採取行動，終止了這些運動。文革期間的反孔運動的結果是嚴重的。今天中國的許多問題，例如道德缺陷、精神腐敗、金錢至上，笑貧不笑娼等等，這些問題至少部分上可追溯到長期以來對中國社會傳統價值觀的破壞，尤其是過去五十年中特別在文革期間，學校的傳統道德教育被破壞殆盡了。
然而，儒家學說一直深深地紮根在中國人民的意識里，不可能完全根除。事實上在今天的中國教育中他重新開始受人尊敬，甚至政府領導都在提倡傳統的傳統的儒家「以人為本」的「仁政」。有趣的是：現在他們在參考借鑑是傳統的儒家學說，而不是共產主義理論了。人們又一次次地蜂擁而至曲阜去拜見孔大師——「四舊」已經無可阻擋地回來了。中國人在重新提倡溫良恭謹讓。中國的第一任皇帝又被評價成暴君，暴力革命已成為了一個被批判的辭彙。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的極「左」思想已被新的「三個代表」的理論所替代，甚至剝削階級的成員也被鼓勵加入到共產黨的行列中來。成為「小資本家」便可得到千萬人的羨慕，而成為貧窮的無產者則被人譏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場噩夢，反孔運動也不只是噩夢中的一部分，早已經鮮為人知……然而，中國人民仍有責任來把1966—67年毀滅性的反孔運動的根源反映出來，努力防止它的再次發生。孔子所倡導的「仁政」不是偶然也不是一夜之間產生的，民主政府也是如此，文革期間的反孔運動是一種體制的產物，這種體制缺少一些重要的能防止它發生這類事的因素，即民主體制，法規，權力的檢查和平衡，公民的權利等等。離開中國傳統的社會道德五十多年後，又突然要回到孔子和中國傳統的社會價值體系，毫無疑問有許多事情要做，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注釋】
[1]本文初稿為英文。此稿為中國溫州經濟學院蔡碧霞教授翻譯為中文。
[2]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3]Fairbank，john and merle goldman china：a new histor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4]Yang，jian-li ed. Red revolution and black rebellion. Pleasant hill，ca：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21st century，1997.
[5]《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革命文庫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7]Song，yongyi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part ii：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volume29《討孔戰報》，1966－1967。reprint，oakton，va：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2001.
（摘自《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宋永毅主編，2007年出版，香港田園書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