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辦?只有說服他服從當前的對敵鬥爭，把發現跳蚤的地點說成是露天。蚤標本都是人蚤(Pulexirritans)。
至於鼠疫桿菌，那好辦，我們使它出現了。大約在5月間，陳文貴在我們檢驗隊的細菌室打電話告訴我說，方亮把「敵投的鼠疫桿菌菌種」丟了(原來是方亮負責細菌室，實際是從來沒有過鼠疫桿菌菌種)。陳文貴在印度索克教授那裡專門學過鼠疫，一下子就發現了。我意識到是大問題，馬上發報給北京的賀誠部長和東北的王斌部長，說即派門新同志來取鼠疫菌種，一定要給，不然一切都不好辦。門新(後來在遼陽203軍醫院當院長，已離休)去瀋陽，再回，5天，取回兩管鼠疫菌種(裝在密封的鐵管里)。我把一管交陳文貴，一管當我們防疫隊副隊長李哲范的面交朝鮮保健副相魯振漢。他向我要過菌種，這時他心中有數為何我給他菌種。事後我對李哲范說，萬一到時難證明細菌戰，你給我注射鼠疫菌讓我死，就說衛生部長染上美軍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鐵證。他說，那不行，總有辦法可想。可見當時壓力之大。李是朝鮮族，解放前和蘇聯專家在東北一起搞過防鼠疫工作，已是出色的專家了。早幾年我問他記不記得此事，他說記不太清了。
這一年裡，我跑了三次北京，匯報有關反細菌戰問題。每次都見到周總理。周總理雖日理萬機，對此事過問非常之細。一次，朝方保健副相和我同去北京，向總理匯報對國際科學家調查團的準備工作，總理問朝方有何困難，我插了嘴，總理馬上問魯副相對我的意見是何看法，使我非常感動總理尊重別人的高貴品格，同時使我感到我不該隨便插嘴。一次，晚上8點多鐘，總理一面吃飯一面和我們談問題。他就吃一小碗飯，兩小碟菜，一葷一素，一小碗湯。多簡樸的生活。調查團回東北前，去朝鮮北邊碧潼戰俘營會見美空軍幾名飛行員，他們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他們投細菌戰的經過。這次他們又自由地向調查團談他們聽過投細菌武器的課和投「不爆炸的炸彈」經過。停戰後，他們被交換回國，美軍審問他們為何亂說莫須有的細菌戰之事。他們回答說，中方答應很快放他們回國。聽說他們都為此受了處分。
我真佩服戰俘營我方人員的說服工作。
調查團回到北京，簽了字，發表了500頁厚的黑皮書《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及附件》。毛主席接見了他們。國際科學家向毛主席匯報後，毛主席說，我看美帝國主義是實驗性的搞細菌戰。他們異口同聲贊同這樣的說法。
茹科夫院士回蘇聯向史達林匯報後，蘇共中央來電說，細菌戰是一場虛驚。周總理馬上找黃克誠總參謀長和洪學智副司令問，你們做了手腳沒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時沒法交差。當時，我國正派人在歐洲作反細菌戰宣傳，總理即下令撤回。之後我國再不提此事，但下面並不知道。一些編書的人老要把美帝國主義搞細菌戰寫進去。我總是建議用我們受到細菌戰的「威脅」的口氣，把文章做在「防」的方面。黃克誠病中要我向軍事科學院編百科全書的同志轉達他的意見，說美帝沒有在朝鮮搞細菌戰，現在兩國關係也不壞，不宜再說這個問題。他們聽到之後，派人來問我究竟有沒有細菌戰。我只說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
這事是我幾十年的心病，沒有別的，只覺得對不起中外科學家，讓他們都簽了名。也許我還是太天真，因為他們可能知道真相，但服從政治鬥爭需要。如是這樣倒罷了，如不是這樣，他們是受我們騙了。我曾不止一次向黃克誠說對不起他們。黃說你不用這麼想，搞政治鬥爭嘛，而且一開始你就表示了你對細菌戰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事，你已盡到責任了。
我想這件事在歷史上總有一天要說清，現在由我這不在職的知情的83歲的老人說出來比較合適：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
《炎黃春秋》（2013年第11期）
編後語：這指控出來後，美國政府要求由國際紅十字會調查，但中國和朝鮮不願意。國際紅十字會多次跟中國政府、朝鮮政府聯繫，都不讓他們去。聯合國秘書長要求由世界衛生組織調查，中國和朝鮮也不願意。美國政府在安理會提出由國際紅十字會來調查這件事。這個決議10票贊成、1票反對，反對的是蘇聯。雖然只有1票反對，但蘇聯是常務理事國，有否決權。安理會走不通，美國就改走聯合國大會，這樣常務理事國就沒法否決了。美國提出由5個中立的國家來調查這件事，這個決議壓倒性地通過。但是，這5個中立國家去跟中國、朝鮮聯繫，它們同樣不予理睬，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