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因輕信吃過什麼虧。
有關甲午戰爭的經緯幾乎已經被人寫爛了。不過，對於甲午的回顧中，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馬關條約》簽完，中日兩國並沒有如人們想當然的那般，立刻結仇。相反，中日俄三個大國之間的外交風雲，其實才為二十世紀前半葉中華民族苦難史埋下了更直接的誘因。我們今天來說說這段常常被忽略，但卻有至關重要的「甲午後傳」。
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在中國近代史上，李鴻章這個人的賣國賊形象，說不冤其實也冤。甭管是《馬關條約》還是後來的《辛丑條約》，都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家明火執仗就是要搶你的，不簽其實也沒辦法。不過，真要說李鴻章決策失誤，主動「賣國」，倒是也有一次，只不過今天中國人反而不怎麼提，那就是緊接著《馬關條約》之後的《中俄密約》。
事情要從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簽訂開始說起。按照這份城下之盟所言，中國要賠給日本兩億兩白銀和台灣，還要把遼東半島也割給它。考慮到這片地方緊挨著清朝祖上的「龍興之地」，大清的決策者們很是肉疼。正糾結間，北方傳來了一個我們聽來很是「正義」的聲音，讓日本怎麼吃的怎麼把遼東給吐出來。
這個聲音，沙俄聯合法德兩國發出來的，這就是所謂「三國干涉還遼」事件。
俄國此時出來打抱不平，倒不是因為正義感發作，而是覺得日本割占遼東阻礙了它下一盤大棋。事實上，正當中日兩國在遠東掐的正歡，沙皇也在他的宮殿裡對著地圖比比劃劃，想要在遠東建立所謂的「黃色俄羅斯」——說白了，沙俄當時想自己把整個中國東北一口吞下。突然聽說日本人要搶先把遼東割走，吃慣了獨食的沙皇表示不爽，於是立刻義正嚴詞的警告日本人立刻放開中國東北——換他來。
不過，沙皇的這番「苦心」，中日兩國當時卻都沒有很深的體會，日本那廂只覺得自己很受傷，覺得自己維新多年，明明學來了君主立憲、近代化軍事，乃至西裝革履、留上了八字鬍，卻仍然是被歐洲列強當外人看。從此留下了心理陰影，「臥薪嘗膽」成了響徹當時整個日本列島的口號，日本人扯起「為黃種人爭取地位」的虎皮做大棋，憋在家裡一門心思大搞擴軍擴軍。
與之相對應的，清廷這邊卻樂壞了，清廷原以為洋人都沒有好心眼，突然見著這麼個肯給中國打抱不平的，當然驚若天人。
所以，在甲午戰爭以後，清廷的外交政策做出的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由原來的「一體拒外」變為「有聯有拒」，而「聯」的對象，首先就是沙俄。1896年，清廷派出李鴻章出訪沙俄，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並密令他檢討「聯俄拒日」的可能性。
其實，以李鴻章之能，冷靜思考估計能看出沙俄「無事獻殷勤」背後安的什麼心。不過，甲午一戰大清賠光老底兒，此時實在拿不出手什麼東西來制衡日本，李鴻章這會兒也陷入了焦躁當中。
更何況，李鴻章一到莫斯科，估計很快就被捧的找不到北了——沙俄給了李鴻章空前的超規格待遇，紅地毯、儀仗隊和十九響禮炮聲，根據美國記者當時的報導：在參與典禮的各國來賓中，數李鴻章所受到的歡迎是最為熱烈的，其排場僅次於加冕典禮的主角沙皇夫婦。
這麼高的待遇，真是給足了李中堂和大清的面子。沒辦法，咱中國人就吃這一套，偏巧，沙皇陛下又向來善搞這一手。
在雙方熱烈而友好的氣氛，李鴻章和尼古拉二世很快簽訂了《禦敵互助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兩國共同防禦的目標明確指向日本：「如果日本侵占俄國遠東或中國、朝鮮領土，中俄兩國應以全部海、陸軍互相援助。」而為了滿足共同防禦的需要，清政府同意沙俄修築「東清鐵路」（也就是中東路）。
請注意，最後一點特別重要，因為藉助這條丁字形的鐵路線，沙俄可以將自己的觸角深入中國東北這片他們覬覦已久的膏腴之地。而這種做法，更挑起了其他列強入我堂奧的野心。
但據說簽了《中俄密約》之後，李鴻章反而很是滿意，他的密友兼幕僚黃遵憲在得知這份密約之後，憂心忡忡的提醒他沙俄一定沒安好心，要早做防範，但李卻自信的對黃說：「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
不料密約的墨跡未乾，李中堂就被打臉了。
老來失計親豺虎
彼得大帝曾經有言，俄羅斯只有兩個朋友,海軍和陸軍。那麼按照這個邏輯，想成為其「第三個朋友」的民族往往會被賣的很慘。而這一判斷，在上個世紀初不幸被清朝應驗——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引來了八國聯軍侵華。
侵華八國之中，最積極、最興奮的就屬剛剛跟中國簽約締盟的沙俄，俄皇把幾年前剛剛許下的盟約拋到腦後，立刻通過陸軍大臣向俄軍下令：「中國已經到了衰亡、崩潰的邊緣，俄羅斯應當利用這一時機，攫取儘可能大的一塊。」
夢想「黃色俄羅斯」的尼古拉二世。
所謂「儘可能大的一塊」可真夠大——它包括整個中國東北。
趁著中國內亂，也藉助還在營建中的中東路，十五萬俄軍打著鎮壓義和團、保護「東清鐵路」的旗號，兵分七路，浩浩蕩蕩的殺奔中國。而借著中東路的便利，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沙俄就占領了東北全境，且這一來就在東北安下窩了，一待就是五年，還節外生枝地向清政府提出了「列強勢力不得進入滿洲，俄國參與北滿行政管理」等七項撤軍新條件。明擺著是要吞併東三省。
交友不慎的李鴻章在絕望中被俄羅斯人逼死了，把黃遵憲氣的夠嗆，在送他的輓聯里刻薄的諷刺這位老友，說：「老來失計親豺虎，卻道支撐二十年」。
在黃遵憲和當時的很多精英們看來，李鴻章一生其他的過失也許都可推脫「時運不濟，不得已而為之」。唯獨「聯俄拒日」這招棋，是其主動而為的，大大的臭棋。
然而諷刺歸諷刺，面對沙俄陳兵十五萬於東北現實，自知打不過的清政府此時實在沒有什麼好辦法了——趕也趕不走，忍又忍不下。
交友不慎造成的創傷，似乎只能以新的交友來彌補，急火攻心的清廷這是不得不又一個外交急轉舵，轉而「聯日拒俄」。
其實，與中俄之間的「親善」僅僅停留在外交層面不同，當時中日之間，反而倒真有點「親善」的民間基礎——
甲午戰爭打完之後，中國的民間思潮從最開始對日本的仇視，迅速轉向對日本短時間內富國強兵的崇拜。
而日本方面，在認識到武力吞併中國沒希望後，轉而希望以中國的老師自居，開始炒作「日清提攜，復興黃種文明」的概念。事實上，從1898年開始，日本政府就開始自掏腰包請中國學生留日，至少最初，授課態度確實還算誠懇，連當時歐美密不外傳的軍事學科，日本都對大清國學生進行了教授（這導致後來不少抗日名將都有留日經歷）。
留日時穿和服的魯迅先生
在東學中漸之風的感召下，中國整個精英階層迅速走向親日。1898年至1907年這段時間，被稱為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兩國關係甚至好到中國人把自己的語言都模仿日文改造了——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漢語中，有大量詞彙（比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的「打倒」和「帝國主義」），其實轉自日文對西洋概念的翻譯。
更有甚者，維新變法中，康有為等人還提出要效法戰國蘇秦佩六國相印的故事，聘請伊藤博文來中國擔任「客卿」。「日本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可以說是那個時代中國人誠摯的願望。
而在中日打得火熱的背後，所有持此主張的人又都有一個潛台詞：現在威脅我們國家存亡的主要敵人是沙俄，跟日本結盟是我們唯一選擇。
於是就像當年李鴻章聯俄抗日時一樣，中國當時的精英們在短短几年後的聯日抗俄中也完全拋下了「一片心」。完全傾心結交。
有民間思潮做底兒，清廷的外交轉向登時間在國內一呼百應。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全國各地「請聯日以拒強俄」的請戰摺子紛至沓來，張之洞、盛宣懷、岑春煊、端方等大員紛紛表態支持此提案。
其中最激進的張之洞，還提出過一個今天看來十分「腦洞大開」的建議，他上奏說中國人的勇敢是沒問題的、也不缺兵員，只是我們現在尚未訓練好熟悉現代戰爭的軍官體系，所以真要打，則應「日本之將校，率我之兵，庶幾可與俄人一戰。」——張中堂不僅要中日組成聯軍跟沙俄血拼，還要讓日本軍官領導中國士兵上陣（也不知道他是打算讓中國士兵學日語，還是日本將官學漢語）。這個提議真的實行了，之後的歷史也不知會如何寫張之洞這個人。
到頭來，反倒是日本人擔心清朝參與對俄作戰會引發外交不利，出於自身的利益力勸清朝保持中立。
1904年，日本對沙俄宣戰，日俄戰爭爆發，而清廷表面宣布中立，暗中則傾向日方。而看到日本為了「亞細亞前途」敢於單挑強俄，中國人民更感動了：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精神！鑑湖女俠秋瑾揮筆寫下了「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的名句，盛讚日軍英勇無畏。在日本留學的陳天華更是組織「拒俄義勇軍」，要到東北去幫日本人拼命，還好，被中日政府合力給攔下了。
所以今天讀歷史，你會感覺很奇怪，對日俄戰爭這一仗，我們教科書中的官方叫法都是日在前，俄在後，其實以實力而論，這一仗應該叫「俄日戰爭」才對（就像同期的英布戰爭），其實這個叫法最初確定，就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親日情緒達到頂峰，順著日本人「日露戰爭」的叫法，我們也就這麼「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的叫上了。
日寇禍華的肇因
也許在整個中日關係史上，日俄戰爭都是中日關係最好的一段時光。然而，這段中日間濃情蜜意的日子幾乎剛過了春分，立刻就冬至了——我們中國人把日本人的參戰動機想像的太美好，而日本人在戰後的漫天要價，卻又太赤裸裸了。
與很多國人後來的指責不同，日本打日俄戰爭，主要目的還真不是為了取代沙俄稱霸中國東北，而是怕沙俄進一步染指朝鮮。所以日本最初跟沙俄提出的是「以滿易韓」，你瓜分中國東北，我占據朝鮮半島，咱倆都當好」模範帝國主義，井水不犯河水，這不挺好的嗎?
這個要求，日本覺得自己已經很克制擴張野心了——畢竟中國東北多麼膏腴，朝鮮半島那嘎達除了冷麵泡菜有個啥？出血大拍賣啊屬於是。
但俄羅斯這個帝國吧，作為世界列強之一，它在思維上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漏洞——心裡沒數，不懂得見好就收。總不會和不甘於與其他列強在合適的程度上達成妥協。過度的野心讓其霸道，而霸道的要求又每每讓其眾叛親離。
面對日本提出的其實對沙俄很有利的妥協案（後來日本人又讓步，說要以三八線為界，詳見《三八線，為什麼是「38°線」》），沙俄的態度基本是這樣的：你們這些黃皮猴子，怎麼配和我們高貴的第三羅馬談條件？還什麼「以滿易韓」，甭廢話。滿韓都是我的！
就這樣，求與沙俄「親善」而不得的日本，這才想起「提攜」一下「同文同種」的清朝。
換句話說，這個朋友本來就不是真心的，可是清朝當時自上而下，卻真的「全拋一片心」。
果然，隨著日俄戰爭的展開，日本的心思起了變化——由於日俄戰爭中軍事技術的演進（機關槍、重炮霰彈、塹壕、鐵絲網），以及日軍極端落伍的戰爭思想，這場戰爭日本打的太慘了，日俄戰爭日本號稱是「戰死十萬，凍死十萬」，總傷亡達到二十萬人以上，兵源幾乎打空了。有的村莊家家戴孝，戶戶披麻，完全是一場慘勝。
與之相比，俄羅斯人雖然最終輸掉了戰爭、整支太平洋艦隊報銷，但其上報的陸軍死亡總數卻不到三千人（俄軍把士兵當灰色牲口，這個傷亡統計一直都很迷），甭管真假，沒有太傷筋動骨可能是真的。
更讓日本感到不滿的是，在戰後簽訂的《普茨茅斯和約》中，日本除了獲得俄方割讓的殖民地和在華利益，沒有獲得任何賠款。沙皇尼古拉二世咬緊牙關就是不賠款。
這讓勒緊褲腰帶，在家吃了多年苦的日本人民很是不爽。《和約》簽訂消息傳回日本後，不滿政府「喪權辱國」的日本人民立刻在東京日比谷公園搞了場「群體性事件」，以燒外國使館的方式發泄不滿。
死了那麼多人，花了那麼多錢，卻沒撈到足夠多的好處。日本決定堤外損失堤內補，打起了中國東北的主意——按照日本人的一廂情願，整個東北是日本「幫」著中國保下來的，「心懷感恩」的中國應該對日本的予取予求全盤答應。
但這個帳，中國方面無論如何是不會認的，尤其當時主理外交事務的，是北洋大臣袁世凱。此公在朝鮮早跟日本打過交道，當下決心要做鐵公雞。主權問題，能爭一分是一分。
於是雙方就開始了從清朝打到民國的「滿洲問題」外交扯皮戰。
雙方爭論的具體焦點，聚焦在日本從沙俄繼承了的所謂南滿權益上——中方堅持認為日本即便繼承沙俄租借的大連、旅順、南滿鐵路等權益，也只能繼承「租借中餘下的年限」。然而，這些租借的年限大多所剩不到15年，日方掐指一算，覺得根本不夠「回本」，堅持要求中方延長。中方則當然不干。
在談判過程中，日本媒體天天濃墨重彩的渲染中國人「不懂感恩」（在日本文化中，這是十分嚴厲的指責）、而所謂「滿蒙權益」又是日本怎樣「犧牲數十萬帝國軍人」換來的。拜這些宣傳所賜，日本國民對中國的印象迅速惡化。
與之相對，中國人也從之前的「親日狂熱」中冷卻了下來，從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中國人為日本「代表黃種人取得勝利」而如痴如狂，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短短十餘年之中，中國精英們對日本的觀感，又經歷了一次從頂峰到谷底的過山車。
1906年，中日簽訂《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條約確認了中國對東三省享有主權，而大連、旅順等租借也應在15年期滿後歸還中國。
公道的講，對於積貧積弱的中國來說，能迫使日本簽訂這樣一份條約，也算是一場亡羊補牢式的「外交勝利」了，主理此事的袁世凱等人得到了清廷的嘉獎。但這個「勝利」，其實也僅僅是戰術上。從整體戰略上看，中國在這十年中丟失了台灣，又在東北結了禍緣，其實是大虧的。
在這場會議結束後，日本全權代表小村壽太郎說的一句話很能代表日本人當時的想法：「此次我抱有絕大希望而來，故會議時竭力讓步……不料袁宮保（袁世凱）如此斤斤計較，徒費光陰，獨不見大局。」
代表日本的小村心懷怨懟的走了。而中日的這次不歡而散，最終成為了兩國此後半個世紀為仇作對的起點，數十年後，日本將用悍然侵略的手段，試圖攫取他們在談判桌上沒有拿來的「滿蒙權益」。
寫到這裡，你大約能理解為什麼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對侵華為何如此執迷而瘋狂了，幾十年起，這場災禍的種子就已經被種下了。
不可或缺的戰略級外交思維
從1896年的甲午戰爭，到1906年的中日締約，短短十年中，從「聯俄拒日」到「聯日拒俄」，外交政策經歷了過山車一般的巨變，但這樣看似靈活的閃轉騰挪非但沒有爭取到主動，反而整個20世紀前半葉的苦難史種下了肇因。這背後的教訓，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至德收京回紇馬，宣和浮海女真盟。」必須承認，中華民族雖然勤勞、智慧、樸實，但在歷史上，我們並不是一個很有「外商（外交智商）」的民族。由於地理環境的原因，我們早早完成了「征服所有已知土地」的大一統。列國紛爭時代的早早結束，讓我們在面對歐陸那種「多元外交」時所必須的博弈智慧開始退化。
在戰國時代，我們尚有蘇秦張儀那種縱橫捭闔的戰略級外交大師，漢唐時代就只剩下了班超、王玄策那種「借威服遠」的戰術級外交家了。
到了南北宋，「約金攻遼」、「約蒙攻金」最後把自己活活玩死的外交蠢招就開始一再上演。如果說同時代的羅馬余脈拜占庭是在以其外交術給自己續命，那麼宋朝的外交就是一道催命符。
到了近代，我們從善用外交的英國人那裡學會了兩句很「叢林法則」的話：一，「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並奉之為圭臬。
但我們對這兩句話的理解其實從沒有深邃過。你看晚清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之間的這段外交術，表面上看，似乎一直在踐行這兩句話，可是一番博弈的結果，卻是盟友最後一個沒交上，禍患卻惹了一大堆。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深入了解英國歷史，你會發現，英國的外交政策，是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主軸的：既「光榮孤立」和由其發展出的「大陸均勢」、「不列顛治下的和平」，從英法百年戰爭結束以後數百年至今，英國人萬變不離其宗，一直讓它的外交圍繞這個主軸轉動。
美國人後來承襲了這種思維模式，為自己的國家量身定製的「門羅主義」「離岸平衡」「美利堅治下的和平」等外交思想。
這種層級的外交思想，我們不妨稱之為「戰略級外交思維」
請注意，這些「戰略級外交思維」有一個共性：它並不定義或鎖死自己應該與什麼國家結盟——所謂「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其實是為戰略級思維服務的：敵友是可以變動的，但也絕對不是亂變的，並不是所有「敵人的敵人」都天然是朋友，必須圍繞這個國家的戰略軸心轉動。
有這些戰略級的思想作為主軸，再去思考外交上的「敵友問題」，這些國家的外交就不會出過於重大的紕漏。而與之相反，如果一個國家的外交思維，始終停留在晚清那樣的「找朋友」迷思當中，沉迷於到底「聯俄拒日」還是「聯日拒俄」的戰術二元選擇中，沒有自己的「主軸」。那麼這個國家的行動，就很容易被急於拉攏的那一方所綁架，圍繞這個「朋友」的外交主軸來轉動，最終一再重演被對方賣了，還替其數錢的悲劇。
幸運的是，正如我在《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要不要分的那麼清？》一文所敘述的，在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確定了符合我們國情的外交戰略主軸——「無敵國外交」。正是在這種外交戰略的保駕護航下，我們迎來了人民幸福生活、經濟發展、國家崛起的黃金時代。
遺憾的是，從留言看，雖然我在那篇文章中解釋了那麼多到底什麼叫「無敵國外交」，很多普通人好像仍無法理解這種高深而英明的外交策略，這可以理解，就像顧維鈞所言，外交對大多數人來說本就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最可怕的是做庸俗化理解。
那我們不妨就把故事講的淺一點——從晚清那十年的交友不慎史當中，你至少應該弄明白一點：
敵人的敵人，未必真的就是朋友，也可能是禍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