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習近平大肆宣揚一項被稱為「共同富裕」的標誌性計劃，旨在重新分配更多的中國財富。
美國《華爾街日報》周日（3日）發表文章，認為中國「明顯放棄」了之前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文章指出，去年秋季，中國共產黨舉行「六中全會」並通過的一項「歷史決議」，決議八次使用「共同富裕」這個短語。但今年，在中共總理李克強3月份發表的長達17000字的政府經濟工作報告中，「共同富裕」只出現了一次。
報導指出，在去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習近平大肆宣揚一項被稱為「共同富裕」的標誌性計劃，旨在重新分配更多的中國財富。該計劃是習近平許多政策的基礎，包括對被視為利用其市場力量提高利潤的科技公司進行打擊。
但是，雖然打擊科技公司的某些方面仍在繼續，但《華爾街日報》指「共同富裕」計劃的其他部分已經消失，「因為中國將其優先事項轉移到支持放緩的增長上」。
去年，「共同富裕」這個詞似乎無處不在，在國家媒體、學校以及習近平和其他人的演講中。去年秋季，中國共產黨舉行「六中全會」並通過的一項「歷史決議」，使習近平與毛澤東平起平坐，該決議八次使用「共同富裕」這個短語。
今年，在中共總理李克強3月份發表的長達17000字的政府經濟工作報告中，「共同富裕」只出現了一次。
財政部的最新預算報告並沒有為中央政府分配資源的運動列出具體目標。在被指定為該計劃主要試驗場的浙江省，新的經濟計劃幾乎沒有提到可以把更多的錢放到不太富裕的家庭口袋裡的政策。
北京已經收回了與該運動有關的一些措施。政府上個月擱置了擴大新房屋稅的計劃，該稅種可以為社會福利項目提供資金，但面臨來自精英和決策者的反對，他們擔心這將推低房產價值。該稅種的試行計劃目前只適用於上海和重慶。
財政部稱擴大徵稅範圍的條件「不成熟」，但沒有詳細說明。
「共同富裕」逐漸消失的部分原因是，在習近平需要中國經濟保持強勁的時候，所頒布的政策嚇壞了企業家，減緩了增長。他正在準備政治會議，預計今年晚些時候將使他重返第三個任期的權力。
但經濟學家和學者說，越來越清楚的是，如果不進行習近平似乎不願意接受的更為激烈的、可能是痛苦的變革，共同富裕的目標就無法實現。
這包括全面改革中國的稅收和社會福利制度。中國的稅收制度不如已開發國家的累進位，其負擔主要落在低收入工人身上。上層階級往往有更多的政治關係，要提高他們的稅率面臨著阻力。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而美國和英國的這一比例約為10%。來自社會保障繳款的收入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5%，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9%的平均值。
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家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向《華爾街日報》說：所有這些變化都涉及大量的政治舉措。我不認為政府願意採取這些措施。
作為中國最高政府機構的國務院和浙江省政府沒有對評論請求作出回應。
「共同富裕」這個詞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曾用它來描述減少社會中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的社會主義理想。
然而，數據顯示，自從中國經濟開始對外開放以來，財富的不平等已經擴大，社會流動性也停滯不前--習近平認為這是威脅到黨的持續統治的趨勢。根據「全球不平等實驗室」的數據，2021年，中國最富有的10%的人擁有家庭總財富的68%。
去年1月，習近平批示，實施「共同富裕」刻不容緩，這表明他對這個問題的關注。隨著中國經濟在第一波Covid-19之後強勁反彈，政策制定者看到了一個推動變革的機會，他們希望能夠滿足領導人的目標。
經濟學家說，隨後的法規主要涉及打擊那些被認為賺錢太多或者金融風險太大的行業，而沒有進行更深層次的改革來激勵創新或者增加中國中低階層的機會。
對房地產開發商實施更嚴格的監管，減少了他們的一些冒險行為，但卻幫助引發了房地產的滑坡。對科技公司和營利性家教公司的管制阻止了壟斷行為，但導致這些行業的大規模裁員，而中國上市公司中數十億美元的市值在短時間內蒸發掉。
整體增長急劇放緩，許多經濟學家現在說中國將難以達到今年5.5%左右的政府增長目標。
雖然科技公司和企業家承諾就「共同富裕」倡議捐贈數十億美元，但經濟學家表示，這種一次性的捐助並不等同於長期社會變革的可持續戰略，而打擊行動造成的損害可能會持續多年，這表明私人創業已經過時了。
報導亦引述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說：共同富裕的口號幾乎成為一些企業的集結號，他們用這個詞諷刺地推斷出一整套旨在控制甚至摧毀中國私營企業的政策。我認為這不是中國政府希望發出的信息。
隨著增長放緩超過預期，副總理劉鶴在3月承諾，進一步的監管將更加「透明和可預測」。
該報亦援引一些經濟學家說，如果增長強勁反彈，中國可能在今年秋天的黨代表大會後恢復共同富裕。
但報導強調，目前還不清楚習近平是否曾打算採取更激進的措施，幫助中國人民收穫更大的增長份額。馬格納斯和其他經濟學家向《華爾街日報》指出，最簡單的方法之一是將更多收入和控制權從政府轉移到私營企業，但這與習近平的意願相悖。
美國德克薩斯農工大學終身教授、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甘犁向《華爾街日報》說，另一種方法可能是對個人徵收遺產稅或資本收益稅，這將使更多的財富從富裕家庭轉移，但這也可能面臨反對。
其他經濟學家說，中國需要改變地方政府的籌資方式--這在中國的政治氣候下是另一項艱難的任務，因為這可能會削弱中國政府的權威。
目前，地方政府負責提供許多社會福利，但它們通常負債纍纍，自行籌集資金的能力有限。因此，他們沒有甚麼動力去承擔大規模的福利項目。
報導引述史宗瀚說，相反，地方官員傾向於投資那些見效快的項目，如基礎設施，或那些被認為對中共領導人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如實現半導體獨立或獲得更多軍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