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42任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4月7日在《大西洋》雜誌刊文稱，他在上世紀90年代執政期間所實施的對俄政策是，「為爭取最好的情況而努力，同時擴大北約，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
柯林頓在文章中寫道：「當我第一次成為總統時，我說我將支持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爾欽在蘇聯解體後建立一個良好的經濟和正常運作的民主制度的努力，但我也將支持擴大北約，以包括前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和後蘇聯國家。我的政策是在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的同時為最好的情況努力。我擔心的不是俄羅斯回歸共產主義，而是回歸極端民族主義，像彼得大帝和女皇凱薩琳大帝那樣，用對帝國的渴望取代民主與合作。我不相信葉爾欽會這樣做，但誰知道他之後會發生什麼？」
柯林頓稱：「如果俄羅斯堅持走民主與合作的道路，我們將共同應對我們時代的安全挑戰：恐怖主義；種族主義、宗教和其他部落衝突；以及核、化學和生物武器的擴散。如果俄羅斯選擇恢復極端民族主義的帝國主義，一個擴大的北約和一個不斷增長的歐盟將加強歐洲大陸的安全。在我第二個總統任期即將結束時，1999年，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不顧俄羅斯的反對加入了北約。在隨後的幾屆美國政府中，聯盟又增加了11個成員，這也是不顧俄羅斯的反對。」
柯林頓稱：「最近，北約的擴張被一些人批評為挑釁俄羅斯，甚至為普京入侵烏克蘭打下了基礎。擴張當然是一個有影響的決定，我仍然認為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柯林頓稱：「作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和後來的國務卿，最近去世的我的朋友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是北約擴張的直言不諱的支持者。國務卿沃倫·克里斯多福、國家安全顧問托尼·萊克、他的繼任者桑迪·伯格以及另外兩位在該領域有第一手經驗的人也是如此。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翰·沙里卡什維利，他出生在波蘭，父母是喬治亞人，十幾歲時來到美國；副國務卿斯特普·塔爾伯特，1969年和1970年我們在牛津大學做舍友時，他翻譯並編輯了赫魯雪夫的回憶錄。」
柯林頓稱：「然而，在我提議擴大北約時，另一方有很多受人尊敬的意見。因在冷戰期間倡導遏制政策而聞名的傳奇外交家喬治·肯南認為，隨著柏林圍牆的倒塌和華沙條約組織的解體，北約已經失去了它的作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姆·弗里德曼說，俄羅斯會感到被擴大的北約羞辱和逼迫，當它從共產黨統治最後幾年的經濟疲軟中恢復過來時，我們會看到一個可怕的反應。受人尊敬的俄羅斯問題權威邁克·曼德爾鮑姆也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認為它不會促進民主或資本主義。」
柯林頓說：「我明白，重新發生衝突是一種可能性。但在我看來，衝突是否發生並不取決於北約，而更取決於俄羅斯是否仍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以及其如何定義自己在21世紀的偉大。俄羅斯是在科學、技術和藝術方面的人才基礎上建立一個現代經濟，還是尋求重新建立一個由自然資源推動的、以強大的專制政府和強大的軍隊為特點的18世紀的帝國？」
柯林頓說：「我盡我所能幫助俄羅斯做出正確的選擇，成為一個偉大的21世紀的民主國家。我作為總統第一次出訪美國以外的地方是去溫哥華，與葉爾欽會面，並為俄羅斯擔保16億美元，使其有能力將俄軍士兵從波羅的海國家帶回家並為他們提供住房。1994年，俄羅斯成為第一個加入和平夥伴關係的國家，這是一個實際的雙邊合作計劃，包括北約和非北約歐洲國家之間的聯合訓練演習。」
柯林頓談到：「同年，美國與俄羅斯和英國一起簽署了《布達佩斯備忘錄》，保證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換取烏克蘭同意放棄當時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庫。從1995年開始，在《代頓協議》結束波士尼亞戰爭後，我們達成了一項協議，在北約在波士尼亞當地的維和部隊中增加俄羅斯部隊。1997年，我們支持北約-俄羅斯成立法案，該法案使俄羅斯在北約事務中擁有發言權，但沒有否決權，並支持俄羅斯加入七國集團，使其成為八國集團。」
柯林頓說：「1999年，在科索沃衝突結束時，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比爾·科恩與俄羅斯國防部長達成協議，根據該協議，俄羅斯軍隊可以加入聯合國認可的北約維和部隊。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為俄羅斯最終加入北約敞開大門，這是我向葉爾欽明確表示的，後來又向他的繼任者普京確認的。」
柯林頓說：「除了所有這些讓俄羅斯參與北約冷戰後任務的努力外，奧爾布賴特和我們整個國家安全團隊努力促進積極的雙邊關係。副總統阿爾·戈爾與俄羅斯總理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共同主持了一個委員會，以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我們同意各自銷毀34噸的（核）武器級鈽。我們還同意將俄羅斯、歐洲和北約的常規部隊從邊境撤走，儘管普京在2000年擔任俄羅斯總統時拒絕執行這一計劃。」
柯林頓提及：「總的來說，我與葉爾欽會面了18次，普京會面了5次——兩次是在他擔任葉爾欽總理的時候，三次是在我們作為總統的任期重疊的10多個月裡。這只比1943年至1991年的所有美蘇領導人會議少三次。認為我們忽視、不尊重或試圖孤立俄羅斯的想法是錯誤的。是的，北約不顧俄羅斯的反對而擴張，但擴張的目的不只是美國與俄羅斯的關係。」
柯林頓說：「1993年我開始執政時，沒有人覺得冷戰後的歐洲會保持和平、穩定和民主。東德與西德的融合仍然是個大問題，舊的衝突是否會像在巴爾幹地區那樣在整個歐洲大陸爆發，以及前華沙條約國和新獨立的蘇聯共和國將如何尋求安全，不僅是針對俄羅斯入侵的威脅，而且是來自彼此之間和其邊界內的衝突。加入歐盟和北約的可能性為中歐和東歐國家投資於政治和經濟改革並放棄自顧自的軍事化戰略提供了最大的動力。」
柯林頓說：「歐盟和北約都不能停留在史達林在1945年強加的邊界內。在捷克共和國的哈維爾、波蘭的華勒沙以及匈牙利年輕的親民主人士歐爾班等鼓舞人心的領導人的領導下，許多曾經處於鐵幕後的國家正在與歐盟和北約一起尋求更大的自由、繁榮和安全。每當我在布拉格、華沙、布達佩斯、布加勒斯特、索菲亞等地演講時，成千上萬的普通市民擠滿了廣場。」
柯林頓說：「正如瑞典前首相兼外交部長卡爾·比爾特在2021年12月的推特上所說：『不是北約尋求東進，而是前蘇聯衛星國和共和國希望西進』。或者如哈維爾在2008年所說：『歐洲不再是，也決不能再是，在其人民的頭頂上，違背他們的意願，分成任何利益或影響力的範圍』。僅僅因為俄羅斯的反對而拒絕中歐和東歐國家加入北約，就是在這樣做。」
柯林頓說：「擴大北約需要聯盟當時的16個成員一致同意；需要有時持懷疑態度的美國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同意；需要與潛在成員密切協商，以確保它們的軍事、經濟和政治改革符合北約的高標準；還需要對俄羅斯作出近乎持續的保證。」
柯林頓說：「奧爾布賴特在每一步都表現出色。事實上，很少有外交官能像瑪德琳這樣完美地適應他們所服務的時代。在飽受戰爭摧殘的歐洲，馬德琳和她的家人曾兩次被迫逃離家園：先是被希特勒，然後是被史達林。她明白，冷戰的結束為建立一個自由、團結、繁榮和安全的歐洲提供了機會，這是該大陸出現民族國家以來的第一次。作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和國務卿，她努力實現這一願景，並擊退威脅這一願景的宗教、民族和其他部落的分裂。奧爾布賴特利用她著名的外交官工具箱中的每一個項目和她的國內政治智慧，幫助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和波蘭在1999年加入北約掃清了道路。」
柯林頓說：「其結果是，二十多年來，歐洲越來越多的地區實現了和平與繁榮，我們的集體安全得到了加強。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和波蘭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兩倍多。自加入聯盟以來，這三個國家都參加了北約的各種任務，包括在科索沃的維和部隊。迄今為止，我們這個防禦性聯盟的任何成員國都沒有被入侵。事實上，即使在鐵幕倒塌後的最初幾年，僅僅是加入北約的前景就有助於冷卻波蘭和立陶宛、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以及其他國家之間長期醞釀的爭端。」
柯林頓說：「現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無端和無理入侵，非但沒有讓人懷疑北約擴張的智慧，反而證明了這一政策的必要性。如果沒有擴張，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顯然不會成為一個滿足現狀的大國。導致普京兩次入侵烏克蘭：2014年和今年2月的並不是烏克蘭加入北約的直接可能性，而是這個國家向民主的轉變威脅到了他在國內的專制權力，以及對控制烏克蘭土地下的寶貴資產的渴望。而正是北約聯盟的力量，以及其可信的防禦力量威脅，阻止了普京從波羅的海到東歐的成員的威脅。正如《大西洋》雜誌的安妮·阿普爾鮑姆最近所說：『北約的擴張是過去30年美國外交政策中最成功的，甚至是唯一真正成功的......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現在就會在東德進行這場戰鬥』。」
柯林頓稱：「俄羅斯民主的失敗，以及它轉向復仇主義，不是在布魯塞爾的北約總部催化的。這是由普京在莫斯科決定的。他本可以利用俄羅斯在資訊技術方面的驚人技能來創造一個矽谷的競爭對手，並建立一個強大的、多樣化的經濟。相反，他決定壟斷這些能力並將其武器化，在國內推行專制主義，在國外造成破壞，包括干預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因此，我們應該支持喬·拜登總統和我們的北約盟國向烏克蘭提供儘可能多的援助，包括軍事和人道主義援助。」
柯林頓說：「我與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的最後一次談話就在她去世前兩周。她在談話中是典型的馬德琳，敏銳而直接。很明顯，她想在工作中逝去，支持烏克蘭人為自由和獨立而戰。關於她不斷下降的健康狀況，她（告訴我）說：『我得到了良好的照顧。我正在做我能做的。讓我們不要在這個問題上浪費時間。重要的是我們將給我們的孫子留下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柯林頓說：「馬德琳將她為民主和安全而奮鬥的一生視為一種義務和機會。她為她的捷克遺產感到自豪，並確信她的人民和他們在中歐和東歐的鄰國將捍衛他們的自由，『因為他們知道失去自由的代價』。我當總統時，她對北約的看法是正確的，現在對烏克蘭的看法也是正確的。我非常想念她，但我仍然能聽到她的聲音。我們大家也應該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