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本來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資源，比如對朋友、對師長、對異己，都有相對穩定的整套看法，這些東西影響知識分子之深已融人他們的血液中。但曾經有一段時間，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特別是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在不斷的暗示中，對知識分子心理產生了巨大壓力，久而久之，這壓力便轉換成一種內心的恐懼，逐漸地使他們最終放棄了傳統知識分子做人做事的基本操守，經過胡風一案以後，知識分子的心理防線可以說是完全崩潰了。因為這一案件是以私人信件為定罪基本依據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具有象徵意味，也就是說從此以後中國讀書人或者說中國人已不再具有私人生活的空間，他們也不敢再擁有哪怕是一點私人生活的空間了。
這一兩年，大家談陳寅恪談得很多，對他的精神也有了了解。但陳寅恪的精神是以退回內心為基本特徵的，他的獨立、自由精神的核心是向內的，也就是說他是以消極的姿態來保持內心自由的，他沒有向外，也不可能向外給人以啟示，所以陳寅恪的精神固然可貴，但那種完全退回內心的選擇帶有那個時代的保持個人節操的特點，對那個時代的恐懼他是真切感受到而且害怕的。
《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記有這樣一件事：1961年，「香港陳某寄來食品包裹一，內裝白糖、火腿及其它食物，先生將包裹單交給校黨委全部退還。」（該書170頁）這是一件小事，但細細體味陳寅恪的做法，卻能感受到一個時代的恐懼氛圍給知識分子心理上的壓力。
另一個比陳寅恪還年長的史學家金毓黻在他的日記中也記下了一件幾乎和陳寅恪行為完全相同的事。他說：「余君雪曼，重慶人，早肄業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正黃季剛主講之日，與余前後同門。前十六七年余避日寇入蜀，始與面，未幾在三台東北大學同教兩年。四川解放前，雪曼夫婦忽適香港，以文學藝術教人。近幾年屢以所印書畫小冊寄余，余從未作一字覆。實因雪曼在港思想行動如何，無從知之；且祖國前途一日千里，何不回國內服務，寄居異地等於流浪，其意何居，余實不解。近幾日忽又來一明信片，寥寥數語，問余健康情況，但余仍置而不復，並以此片示所內同人知之。」（《靜晤室歇己》，遼瀋書社版）
陳寅恪、金毓黻的這兩件小事都發生在胡風案之後，當時他們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但面對外間朋友的問候，居然恐懼到如此程度，可以想見這一事件給知識分子內心的傷害是多麼嚴重。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