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5日戴口罩騎車上班的北京職工
受本土新冠疫情影響，上海、深圳等地近期執行的封控措施讓全球供應鏈危機雪上加霜。《紐約時報》周一發表專欄文章說，中國的「動態清零」防疫政策嚴重干預了經濟活動，喚起了人們對於計劃經濟時代的記憶。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家傲邀請了中國金融學者賀江兵，以及暫住湖南株洲的深圳自由業者任銘，對國內的經濟形勢進行了分析。
記者：賀先生，《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袁莉日前發文說，中國政府正以疫情防控的名義，用幾十年未曾見到的手段干預經濟，嚴重破壞了商業活動。商界人士擔心，中國正在回到計劃經濟時代。您如何看待這樣的分析？
賀江兵：我不這麼看。中國沒有純粹的市場經濟，但也早已不是計劃經濟了，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至於目前在疫情管控下的部分城市，比如上海和西安，這還不算計劃經濟，而是管制經濟，就是針對特殊情況採取的階段性措施，通常就是「封城」一到兩個月。正如袁女士所說，這就會讓公眾產生一種誤解，都以為要回到計劃經濟了，這是可以理解的。
記者：任先生，您對袁女士和賀先生的觀點怎麼看？
任銘：簡單來說，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毛澤東時代困得很緊，到了鄧小平時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九二南巡以來，只是把它鬆綁了，並沒有完全改過來。
因此，當遇到重大社會災難的時候，比如疫情、地震，這個國家的體制就會依靠「肌肉記憶」，當局就很容易用計劃經濟和行政手段把市場經濟的一套做法扒到一邊去。過去兩年來，我們從各地「封城」就看得很清楚。
2022年4月4日封城期間空曠的上海街頭（美聯社圖片）
記者：投資銀行野村證券估計，目前中國約有四分之一的人處在某種封控狀態中。有輿論認為，嚴厲的封控措施已經對經濟帶來了巨大衝擊。賀先生，據您觀察，這些衝擊如何體現在了您的日常生活當中？
賀江兵：這一點的確體現得非常明顯。首先，快遞比以前送的要慢一些，就是對物流產生了影響。
其次，我老家在湖北的一個小地方，這裡有一家我經常去的代工企業，它是個給外資平台代工生產服裝的小作坊。上海港一封，這家企業的貨出不去，而最致命的問題是來自浙江、廣東的原材料也進不來。我們這裡是個四線開外的小縣城，這樣的企業被迫在三月底就關門了，復工遙遙無期。
我也看了野村證券的報告，其中提到的行動受限的三億多中國人恰恰集中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它們是中國經濟的兩大引擎。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封控措施會影響每個企業，儘管這些地區的人口占比不是很高，但這兩大引擎（熄火）不僅影響到了長三角、珠三角各自的經濟發展，也讓全國的經濟發展頓時喪失了動力。
記者：任先生，這樣的衝擊又是怎樣體現在了您的日常生活中的呢？
任銘：過去四個多月，我一直在株洲。株洲是個有一百多萬城區人口的工業城市，也是湖南省的第二大城市。雖然我目前沒有開展非常具體的商業活動，但我能夠感受到地方經濟出於疫情壓力的蕭條。
從春節到現在，株洲從來沒有宣布要「封城」，但當地很多的茶館、麻將館等娛樂場所接到了有關部門的電話通知，不准他們營業。這就是中國體制的特點，能讓所有的居委會、街道辦起到這個作用，讓一些人群可能較為聚集的商業場所關門。
記者：任先生，當局近期出台了「保經濟」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通過降准向市場釋放資金、要求金融機構靈活採取延遲還款時間、對靈活就業人員加大貸款支持、做好基本消費品保供穩價等等。您對於政府所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經濟發展」怎麼看？
任銘：中國經常喊的一些口號實際上都是自相矛盾的。一旦出現問題，就要靠這些政策的執行者自己去把握。而我們的體制有個習慣，叫做「寧左勿右」。
就拿「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經濟發展」來說，碰到一名普通的執行人員，他會怎麼做？他肯定會以疫情防控為主，因為這是他的責任，而發展經濟實際上跟這些基層的執法人員無關。
因此，每當有些閱歷的人看到政府出台這樣的政策，或者喊出這樣的口號，難免會想到中國又開始走回頭路了，要利用疫情重回計劃經濟。
記者：賀先生，有輿論認為，中國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就已經在走計劃經濟的回頭路了。您對此怎麼看？
賀江兵：這本來就是市場成分多或少、對民企的態度緊或松的問題，不存在一個純市場經濟或純計劃經濟，只是兩者的比重多與少的問題，所以我對這樣的說法並不以為然。
記者：任先生，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任銘：中國政府一旦要權衡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的時候，或者說在兩者互相拉扯的時候，一定是政治優先，這是一條當局已經走了幾十年的路。只是在全國發生如此大規模的疫情的情況下，反彈得更加明顯、具體而已，因為人人都感受得到。
記者：謝謝二位參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