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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父親:物理學史上失蹤的第一個中國博士

李復幾在波恩大學只學習了一年,便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時間是「光緒丙午季冬千九七年正月」(1907年1月)。經考證,這是中國人在世界上獲得的第一個物理學博士學位。

然而當他回到祖國,卻很快消失在歷史的風煙中,湮沒無聞。

李復幾(1881-1947)攝於德國

李正修決定尋找父親。那一年,他82歲,距離父親李復幾病逝,已過了整整60年。

2007年2月6日,82歲的北京市園林綠化局離休幹部李正修收到外甥姚辛從上海寄來的信,姚辛告訴舅舅,上海交大正在尋找「外公」的後人,並擬請家族老人們「講故事」。這封信附了兩頁A4列印件,是上海交通大學校史研究室歐七斤助理研究員整理出來的《上海交大1901屆校友李復幾年譜資料》。

李正修9歲那年到上海求學,一年後日軍打進老家蘇州,全家人四散輾轉,此後再也沒有見過父親。他只知道父親是位工程師。

從上海交大發來的兩頁資料和姚辛隨後打來的電話中,李正修第一次得知,父親在1907年成功挑戰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勒納關於光譜形成原因的火焰中心發射說,被授予波恩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父親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物理學博士。來自上海交大和德國波恩大學的資料,完全超出了他對父親的了解和記憶。

在此之前,上海交大已經尋找李復幾將近兩年。而李復幾的母校德國波恩大學尋找自己的學生已經二十多年。

李復幾與叔叔李維格

01波恩大學的「禮物」

1984年10月,德國總理科爾第一次訪華,將關於李復幾的幾份文件作為禮物送給了北京大學:與他1907年博士論文同樣小開本的單面複印本、他的照片、波恩大學簽名紀念冊。

科爾10月10日在北大作的演講中有這麼一段話:「中國學生留德早有良好的傳統,早在19世紀末期,特別是本世紀初以來,有很多貴國年輕科學家到我國接受大學教育。波恩大學是首先頒授博士學位給一位中國公民的歐洲大學,他姓李名復幾,博士論文題目為鹼金屬,該論文於1907年於波恩大學通過。我帶來了該論文的複印本以及李先生的簡歷和離校證明書,請你們存檔。」

在科爾演講的次日,《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稿件中,都只刊出了前半段,後半段關於李復幾的個案舉例,中國報紙並未提及。因此,在1984年,中國讀者依然不知道李復幾這個名字。

由於無人知道李復幾的經歷,這份檔案在北大的檔案館靜靜地躺了23年。

得知北大存有父親的資料,李正修拿著介紹信,於2007年6月25日找到北大檔案館。

北大收藏的這份檔案中還有一張16開大小的中德文卡片,上書「德意志聯邦總理赫爾穆特·科爾於1984年10月7日至13日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際贈與北京大學」。

李正修把沉寂在北大的資料複印並寄給上海交大校史研究室的歐七斤,他附信說:「以上檔案中沒有北大外事人員的記載與說明,因此,不知北大校長接受這份複印件時說了什麼,或對北大有關人員有何交代,檔案館的同志說,這樣的材料事後就轉到檔案館來了。」

儘管尋找李復幾是科爾為了中德文化交流的一時之需,但是波恩大學校史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汀·喬治多年來卻一直在尋找李復幾和他的後人。李正修致信克里斯汀,告訴他自己童年時對父親的一點記憶。克里斯汀回復他:我很高興讀到了李復幾兒子的來信,他是波恩大學最著名的外國校友之一。

從1984至2007年的23年,成了李正修最大的遺憾,「要是早23年開始尋找,還會有一些認識我父親的老人在世,還能保存下一些口述。現在,即便是在檔案中找到點頭緒,也無從追蹤下去了」。「以前是想找也不敢找,雖然父母都不在了,我們也要和家庭劃清界線。我們這種情況在解放後叫做『社會關係複雜』,現在能找了,又晚了23年」。老人一說到這個問題,就習慣性地壓低聲音。

1984年10月10日,聯邦德國總理科爾在北大演講時提及李復幾

02被埋沒的上海交大校友

2005年5月10日,「中德世界物理年暨紀念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100周年大會」在上海交通大學召開。德國學術交流中心在會上放映了一部回顧中德學術交流的幻燈片,一位東方人的頭像下,寫著NanYang College(南洋公學)。核反應堆專業出身的校長謝繩武意識到這位留德學生與交大有關,立即起身,跑步趕到校史辦公室。

一會兒,謝繩武又跑回紀念會現場,他宣布了一個消息,紀錄片中出現的那位東方青年,是南洋公學1901年的留學生李復幾,他於1907年獲得波恩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是中國第一位物理學博士。

接下來的午餐會氣氛格外活躍,中德雙方定下了兩年的約期——2007年李復幾獲得博士學位100周年之際,雙方在上海交大舉辦紀念活動。

2007年10月10日,李復幾畢業百年紀念會上,波恩大學校長Prof. Matthias Winige向上海交大校長張杰院士捐贈李復幾論文及學籍資料的複製件

從此,交大校史研究中心的歐七斤,開始了對李復幾生平的探尋。

歐七斤從交大現存的南洋公學檔案中查到,1901年,南洋公學中院畢業了6名學生,其中4名被公費送往英國留學,李復幾(曾用名李福基,字澤民)考取總分第一。校方規定,李復幾攻機械,胡振平、曾宗鑒專習政治,趙興昌學商務。

1901年10月4日,南洋公學督辦盛宣懷就李復幾等四生赴英留學事宜復南洋公學代總理沈曾植

李復幾進入芬斯伯里學院(Finsbury College),就讀機械工程專業,後入倫敦機械工程師研究所實習1年,之後再入倫敦大學學習機械工程,1904年畢業後前往德國迪塞爾多夫的漢尼爾理機器廠實習。

在4年留英期限將滿之時,李復幾致函南洋公學督辦盛宣懷,表明自己想到德國學習自然科學之願望和理由,盛宣懷以李復幾「才品甚優,有志向學,自應展長學期方能造就成材,以備回華效用」,同意延期至1907年6月,年供經費180英鎊。

於是,1906年5月18日波恩大學藝術系自然科學專業迎來了一位中國學生,師從著名物理學家、大氣中「氦」的發現者凱瑟爾,從事光譜學研究。他沒有給自己取德國名字,而是用羅馬字母註冊了「LiFoKi」這個簡單的發音。

1906年5月18日李復幾入波恩大學學習註冊表

03「屠龍之技」

李復幾在波恩大學只學習了一年,便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時間是「光緒丙午季冬千九七年正月」(1907年1月)。經考證,這是中國人在世界上獲得的第一個物理學博士學位。

李復幾的博士論文,推翻了勒納在1903、1905年提出並完善的「關於光譜形成原因的火焰中心發射說」,並完成了自己的「推驗光浪新論」,是當時光學界最為前沿的一項課題。勒納何許人?他在1905年因對於陰極射線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這一年,提出狹義相對論的愛因斯坦想給勒納做助手,被拒。多年後,成為希特勒物理顧問的勒納出於種族歧視的原因對愛因斯坦進行過迫害。

1907年,年方26歲的中國學生李復幾對光學權威勒納的挑戰成功,無疑是當時物理學界的一大傳奇。波恩大學認為李復幾的論文非常優秀,將之評為「Idoneum」等級,這是一個在數學和物理學科都難得一見的好成績。

波恩大學對李復幾的紀念,不僅在於他對物理學的貢獻,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因為勒納後來成了希特勒的物理學顧問。在反思納粹的德國,當時敢於挑戰這樣一位學術權威,自然是被母校稱道的。

李復幾是怎樣進入南洋公學的?他填的表中,與李維格(近代鋼鐵專家,漢陽鐵廠的主要開拓者)是同鄉,又同姓李,他們又有何關係?他出國前後情況如何?為何中國物理學史上沒有關於李復幾的記錄?

華東師大夏東元教授對李維格生平做過研究,聽說交大在找李維格的資料,便給歐七斤提供了一本《李維格的理想與事業》。在書中,找到了年輕的李復幾身著西裝與李維格的合影。所以,歐七斤把尋找李復幾的線索,鎖定在他與李維格的關係上,畢竟,李維格的資料更多一些。

具有改良思想的李維格是東吳大學校董,留英回國,曾主持上海《時務報》翻譯工作、擔任湖南時務學堂西學總教習、宣傳維新變法思想。戊戌變法失敗後從事實業,歷任漢陽鐵廠總辦、漢冶萍公司經理等,是中國近代鋼鐵專家、翻譯家。書中的圖說顯示,年輕人是他的侄子。

通過夏東元提供的線索,歐七斤找到李維格的孫子李正名。李正名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有機化學及農藥化學專家,他確認了李維格與李復幾的叔侄關係,並告訴歐七斤一個重要線索:堂叔李復幾1947年已過世,他回國後曾在上海交大、漢冶萍公司、自貢等地工作過;他還有幾位兒女健在,女兒張微、李貝在上海,李岱在安徽;兒子李正修在北京。

李復幾留在交大方面的資料只有梗概:1907年夏秋之間李復幾先在上海高昌廟江南船塢擔任副工程師;1908年8月,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上海交大前身)成立了中國高校中最早的電機專業——電機科,唐文治校長請李復幾回母校擔任電機科教員。李復幾主持建立了中國高校中最早的電機實驗室,他有過一位英國同事,叫麥斗门。電機科雖然沾了物理的邊,本質上卻是工科,李復幾與麥斗门二人開了中國電氣工程高等教育的先河,兩年後,李復幾又和美國同事謝爾屯主持建成了電機實驗室。然而實業救國的年代需要工科,李復幾的理論物理仍是「屠龍之技」。物理學在1910年代的中國,除了師範以外,毫無用處。想搞理論物理和基礎研究更是天方夜譚。

後來,李復幾在復旦大學也有過教職,但時間都很短,李復幾回國後的40年間,有37年忙碌在土木工程第一線。

歐七斤一年多的工作、查實後的李復幾簡歷——這兩張紙成了李正修尋找父親的起點。李正修的夫人王存俊說,以前我問他,你是怎麼長大的,他都說「我是自己長大的」,現在82歲了,突然有了父親的線索,他非得去找他爸爸。

李復幾博士論文原件封面

04最早的尋訪人

無論是上海交大尋找學生,還是李正修尋找父親,都不例外地找到了中國物理學史權威戴念祖。他們找到戴念祖時得知,在中國,戴念祖才是第一個尋找李復幾的人。

戴念祖的尋找始於1990年代初,那時他在主編《20世紀上半葉中國物理學論文集粹》,正從歐美各著名大學尋找20世紀上半葉中國留學生留下的有價值的論文。

從波恩大學找到的一份論文顯示,作者叫李復幾,身份是物理學博士,年代是1907年——這一年,比中國物理學界此前公認的第一位博士李耀邦獲得學位的時間,提早了7年。

德國波鴻大學教授魏波渡也找過戴念祖,托他查詢李復幾回國後的情況,並寄贈了李復幾的一些材料。從這些材料上看,李復幾在歐洲的7年間,在學術界內外都是一位活躍分子,擔任過一連串職務。

1993年《20世紀上半葉中國物理學論文集粹》出版時,已把李復幾的論文收入其中。其中對李復幾在物理學史上的評價如是:「勒納於1905年因陰極射線的實驗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但他的光譜理論在兩年之後被李復幾證偽。鑑於勒納在本世紀初物理學界的影響,李復幾的工作是有助於物理學發展的。物理學的發展是艱難曲折的,勒納和李復幾的光譜研究,表明在1913年玻爾提出原子能級之前光譜學理論曾經走過的探索之路。」

然而,戴念祖也查不到李復幾此後的蹤影,1996年,戴念祖在《物理》雜誌上撰文說:「也許他獲博士學位回國了,只是由於當時的政情與貧困落後,他未曾進入教育界,而真的起法號,入山為僧了;抑或沒有回國,也未可知。」

李正修問起自己父親「出家」的出處時,戴念祖告訴他,在自己查到的李復幾歐洲經歷中,他是倫敦中國協會會員、倫敦中國聯誼會會長、又曾任巴黎佛教俱樂部名譽主席、歐洲中國 Duc Tsch Tsih布道團志願者,當時李復幾不僅思想活躍,投身各種社會活動,對宗教如佛教、基督教都有研究。所以,他遍尋不到任何李復幾回國的文字記載,便認為他有可能出家了。戴念祖曾投書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請他們幫助查找80多年前有沒有一位叫李復幾的方丈或住持,答覆是,查無此人。

戴念祖說:「物理這個詞由日本傳入中國那年,李復幾正在準備出洋留學。此前,他只學過『格物』。1900年以後,京師大學堂、南洋公學才有了『物理』課。等到他學成回國時,中國的物理學事業尚未起步。」

1907年踏入中國海關,註定成為李復幾人生的拐點,戴念祖找不到李復幾,因為再無科學舞台供他起舞。即使是遲李復幾7年的早期物理學博士李耀邦,回國後也改事宗教和商業。

20世紀初實業救國的大潮淹沒了對基礎學科和理論科學的研究。

但是,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仍然把他們當作中國近代物理學發展史的「起點」人物。吳大猷說:「這些人是很重要的,因為任何學術的發展總得有個起點。」

「中國物理學真正起步,是在1925年葉企孫從哈佛回到清華之後。此時,李復幾已在武漢當了多年的工程師。」戴念祖說:「葉企孫構架起來中國物理學未來框架時,李復幾已無法回歸物理學界了——1920年以後,人類迎來了第二次科學革命。在中國,吳有訓帶回了玻爾的量子力學、周培源帶回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李復幾的光學成就,也已被後人超越。」

中年李復幾

05尋找消失的父親

離開物理學之後的工程師父親,究竟還做了什麼?2007年春季的幾個月里,李正修不停地寫信、謄清、寄掛號信,再把掛號信的存根粘貼在留底的信件上。最後留底信件按不同目的地,放入幾隻塑膠袋存檔,各袋中的信以郵寄時間先後為序排放。

這些被留底的信件,分別寫在一些稿紙上和老年心腦血管病藥品說明書的背面。82歲的老年人,在離開父親73年以後,開始尋覓父親每次離家後的去向。

父親留給李正修的記憶全都是美好的。

一位月薪500塊大洋的總工程師,在繁華的蘇州火車站附近安家,一幢花園別墅,花園裡5個孩子各有一部機械玩具,可以騎行、可以相互推著跑。小兒子的推車是總工程師父親親手製作的。蘇州生活美好而短暫,1935年父親像往常一樣結束休假,回到漢冶萍公司去工作,後來又轉到自貢鹽務局工作。這時9歲的李正修在上海上小學。

李復幾的孩子們在花園中

1937年11月蘇州淪陷,日軍轟炸蘇州火車站的一發炮彈擊中了李復幾的家園。幸虧他帶著大兒子到自己工作的鹽都自貢去了,夫人帶著另外幾個孩子在上海。

蘇州的家在空襲中片瓦無存,李復幾的藏書、書房門口堆積得小山似的精緻雪茄盒子,孩子們騎著木製機械車飛跑的花園,都已不復存在,李復幾從英國和德國帶回來的兩張學位證書,不知是不是也在這次轟炸中化為灰燼,總之,他的後人誰都沒有見過。

李正修決定寫信給他記憶中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城市。

2007年6月,武漢市檔案局收到這樣一封求助信:「辛亥革命後,一位工程師李福基受漢口海關稅務監督丁士源的聘請,負責漢口城區的工程規劃,李福基照以前的規劃,又進行了實地勘測,寫成一份《重建漢口商埠之計劃》……」。李正修還向武漢檔案局進一步提供線索,「辛亥革命後他曾任漢口工巡處總工程師、外交部(漢口)特派員工程秘書,以後在萍鄉煤礦等處任職,1935年曾到漢口工巡處工作,其後去四川任鹽務局工程師」。

幾乎與此同時,萍鄉市檔案局也收到與武漢市檔案局內容相近的信,不同之處在於「我1926年出生在萍鄉,我父親上世紀20年代初就在萍鄉礦工作,是萍鄉礦總機器師,1924年是萍鄉製造處處長」。一周後,來自萍鄉檔案局的公函,給李正修指出另一條尋找路徑。

「當時萍鄉煤礦隸屬於湖北的漢冶萍公司,像令尊這樣的高層管理人員,其相關檔案可能由公司直接管理。建議您可與保存了漢冶萍公司檔案的湖北省檔案館聯繫」。

與萍鄉市的回覆相似,武漢檔案局也回複查不到他所需的檔案。但是武漢市檔案局又提供了一些線索,讓李正修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和湖北省圖書館查找。

李正修開始了第二輪書信投遞。

與湖北省檔案局的聯繫,使他意外地得到了父親當年的手跡:《漢冶萍公司經理處卷:為李復幾請資遣出洋考察事》。李復幾用小楷寫的這份報告,匯報了他新近為武漢建的幾座橋樑完工——在萍鄉煤礦擔任製造處處長時,李復幾承接了修建京漢鐵路所需E40、E45橋樑共93座的龐大工程。為了這些橋樑,李復幾與中外工程師爭議十多次。

完工之後,李復幾提出要求「復幾最不願素餐,擬秉此無外工程之日作學問研究之行,蓋歐美各國對於製造工程無不日新月異,大旨在乎縮短時間輕減成本,復幾所學若不加切磋,焉免陳腐」。這份寫於1923年1月20日的出國考察申請報告,並未獲得批准。

抗戰時期的川康鹽務管理局工廠

06自貢的發現

2007年,李正修看到了孫明經的攝影集《遍地鹽井的都市——抗戰時期一座城市的誕生》,得知著名攝影家孫明經上世紀40年代曾拍遍自貢。李正修找到孫明經的兒子孫建三,在孫建三保存的浩如煙海的作品中,找了數天,無果而歸。

孫明經拍攝的自貢舊影

李復幾從1936年至1947年一直在自貢,達11年之久,無論如何,李正修一定要在自貢找到答案。

李正修發動兄妹幾人向內尋找,誰還有與父親相關的記載?2008年5月18日,妹妹李岱給他寄來了1978年部隊外調她自己的材料。那年,海軍某師肥東場站對申請入黨的李岱進行外調,外調人員曾經到過她父親李復幾工作過的自貢。這些材料幾十年來連李岱也沒見過。

曾在「偽川康鹽務管理局場產科核價股」任股長的宋尚澤於1978年12月5日寫下的證詞中說:「李福基據我了解是在抗戰偽鹽務總局遷重慶時,任總局技術室工程師……常到鐵工廠搞機器研究、製造工作,同一些技術室工程師研究和製造鋼繩。李的政治面貌不清楚。平日不大與一般人接觸,性格很孤僻。李死時生活很困難。」

同一天,另一份來自戴鈞的口述顯示,李復幾曾在自貢旭川中學(現自貢三中)教英語,性情古怪,學者模樣。病逝時家裡沒錢,棺木是當地鹽商余述懷等人捐的。這份口述中有一句對申請入黨的李岱非常重要的話,「未聽說過他參加反動組織」。

一份由「自貢三中革命委員會」出示的1947年旭川中學圖書管理員的欽天錫提供的證詞說:「聽說李福基是外省人,當過工程師,後來去職,生活無著,由校董介紹在旭川中學每周代英語課。」這是李正修第一次得知父親曾在旭川中學代過英語課。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他記憶中樂觀開朗帶著5個孩子到河中游泳的父親、在留學時身影閃耀在各種社會活動中的父親,到了晚年,卻性格孤僻、生活無著。

把這些材料遞給李岱的前領導朱站長還告訴李岱,在萍鄉調查來的材料中說,李復幾月薪500大洋,同情安源路礦工人,工人想發展為中共黨員,他說我一大家子十幾口人要養活,我要是出事了,他們怎麼活?李復幾沒有加入中共,但是他給工人捐過款,工人給他起個外號叫「五百塊」。另外,離開萍鄉時,李復幾被證明是「和我黨兩位同志一起走的」。

07依舊模糊的蹤跡

在往各地寫信、收到一點線索或杳無回音中,李正修等到了2008年春天。此時,上海交大和波恩大學紀念李復幾獲得博士學位100年的紀念大會已經開過,李家捐獻出李復幾的博士論文和兩枚私章,這是李家僅存的紀念。

又過了一年,2009年4月14日,自貢市檔案局吳志國致電李正修,檔案館查到李復幾65卷檔案,將用電郵把檔案目錄發給他。這是李正修尋找父親兩年來最大的一次收穫。

84歲的李正修在女兒李江和外甥女姚爭平的陪伴下來到自貢檔案館,65卷泛黃的案卷堆在桌上,他第一次看到這麼多與父親相關的文字,從各種文白相間的繁體豎排公文中探尋父親留在世上的印跡:抗戰時期的自貢,物資難以運進來,很多鹽井的鋼纜鏽蝕而沒有新的纜繩更換。李復幾設計發明了一種更加耐用的但最後是否被廣泛使用,沒有記載。

所有檔案都是關於李復幾工作的,唯一一份有可能涉及生平的檔案,很遺憾找不到附件,李復幾被邀請去演講,奇怪的是,另外三位的演講題目都像是專業報告,只有李復幾的題目是《本人歷經》。

附件丟失或只有存目的情況另有一件,時間為「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三」的一份「自貢市政府三十四年1480號文件」顯示,「轉李工程師福基於美軍將領參觀鹽場時陪同前往」,「密電」顯示「自貢市政府准兵役部電美國高級將領最近將考察中國招兵情形,經指定該市為徵兵示範區,請電該市市政府早為準備」。那麼這次陪同美軍考察的結果如何,考察了哪些地方?也沒有附件。

唯獨一份文件的發現,使他心裡很難受。那是一份1969年7月23日整理出來的「人物卡片」,同款兩枚,上枚表明李福基是鹽務局技術處土木工程師,下枚在性質上註明「反革命」,原屬敵偽機關:財政部鹽務總局技術處第二科;反動職務:科長。

李正修認為這是一個「很、很」——他選擇了「很不好」這個詞來形容這個迎頭痛擊,他專門詢問了檔案局這是怎麼回事。被告知「文革」時都是這麼寫的,以後錄入計算機時不會這麼錄。

中國第一位物理學博士的命運,在他的兩所母校和子孫們多年奔走下,只隱隱地出現了一個輪廓。

他26歲時留在物理學史上的光焰,是波恩大學的驕傲,在這所學校里,李復幾一直被當作「傑出外籍校友」來紀念。

當他一腳踏進祖國,在這個尚不知光學為何物的地方,世界最前沿的科學研究一入海關即被拋之無形,並未能像盛宣懷所期望的那樣「回華效用」。李復幾靠他英國時期的工程學,在炮火相連的晚清、北洋、抗戰時期,先後在中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最大的鹽業集團供職,置身中國工業近代化第一線。

他的兒女們記得,父親是總工程師,但在寥寥幾份記載他的職稱文件中,如果以時間為序,有總工程師、總機器師、工程師、技術員、英語教員。

李復幾病逝時66歲,為了多工作幾年,在代課的中學裡,他瞞報了5歲。

一周十幾節課,月薪220塊,寄往孩子們上學的北京和上海。自己僅能餬口。

65年前,聽說父親離世時,李正修正在燕京大學搞學生運動。不久後他被通緝,逃到解放區,帶著「社會關係複雜」的家庭背景當了一輩子國家幹部。

責任編輯: 李華  來源:群學書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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