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願被定性為圍攻，還原法輪功中南海上訪事件清白。（【珍言真語】提供）
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學員自發到北京的國務院信訪辦上訪，獲時任總理朱鎔基親自接見，卻被中共江澤民集團歪曲為「圍攻中南海」。關於「四二五」上訪的起因、訴求、過程及結果的事實真相，本報《珍言真語》請到「四二五」參與者、原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家李犇回憶當年經歷。
起因：天津公安非法抓人打人 拒不放人
「四二五」上訪的直接原因，是1999年4月22、23日，天津警局粗暴驅趕和毆打了在天津教育學院說明事實的法輪功群眾、並綁架了40多人；天津市政府表示公安部介入了此事，天津公安則向法輪功學員建議「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而這件事的起因，又是1999年4月11日，中共政法委書記羅乾的連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辦的《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上發表文章，以不實言論污衊法輪功。
「『四二五』之前的幾天，我們就知道天津的法輪功學員被抓捕的消息。之後他們去天津的信訪辦上訪，但是天津政府覺得他們沒有能力處理這個事情，說『你們想要處理這個事情，要找上一級政府』。去上訪也好請願也好，天津的上一級就是中央。」李犇回憶道。
李犇表示，他從1995年開始修煉法輪功，當時自己和很多各行業學員都從中身心受益，因此從沒想過政府會抓捕他們。「當時我的感受想法，就覺得實在太可笑了，肯定是有天大的誤解，或者完全是政府被矇騙了、或者是公安機關被矇騙了。」「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怎麼可能會這樣呢？我們認為是政府不太了解法輪功學員的具體情況，才出現這種抓捕的很奇怪的現象。」
「因為我那時在美院上學，大家在學校煉功點煉功，都很正常。當然大部分是老人了。」「我就覺得這些人會有什麼值得政府去抓捕和防範的呢？我就很不理解。」由於沒有新聞報導，經過各方打聽之後，4月24日晚，李犇確定天津公安抓人打人事件為真，於是決定25日一早去北京的信訪局辦公室上訪。「信訪辦在哪？在當時的府右街，離中南海很近。」
路旁萬人安靜有序完全不影響交通
李犇4月25日早上6點左右到達信訪辦附近。「去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在五六點的時候天還沒亮，府右街的大街上只有路燈。然後我就站在路邊等其他人，因為有幾個同伴，學校、平時認識的幾個法輪功學員要一起來請願。過了一會陸陸續續來了幾個認識的。等到天亮七八點鐘的時候，府右街這條路的西則，在馬路牙子（編按：路肩）上面站滿了一排法輪功學員，站得很工整，大家都站在馬路牙子的台階上面往後一點，沒有擋著自行車和行人的路。」
他回憶，不到上午11點人多了起來，人一多就不是一排了，估計有四排人，後排的人有的在煉功、有的在讀書；到10點半左右，警察開始平均數十米一個封人行道，但公共汽車照常可以走。「法輪功學員站的位置，完全在馬路牙子以上，沒有站到馬路上面一點，所以交通完全沒有被影響。」
中午以後，因為李犇站的地方是在府右街中心，遠處就看不見了，就是往長安街方向看、往府右街的北面看，上訪的人都已經排得轉過去了，已經看不到多少人。李犇當時沒有想會去多少人，但是後來知道去了上萬人。
「大家在外面特別安靜。」李犇強調，整條街的馬路牙子上，站著和坐著滿滿的法輪功學員，但是卻幾乎沒有聲音，只聽到一些學員小聲的讀書、背書聲。同時大家很注意周圍的環境，「不要踩到草地，不要破壞公共運輸、財物。中午會有序地，有的人出去買飯或者出去吃飯，來來回回的人比較正常，井然有序。」
「下午我們得到消息，從中南海里出來領導了。」「朱鎔基出來，點了有5個人，領進去（中南海）向他們問具體情況。我們就開始等，一直等到10點半，天已經黑了，得到消息說天津已經放人，對法輪功學員的訴求，基本上都同意了。」
5位學員代表提出的訴求有三項：天津公安釋放被非法抓捕的學員、允許法輪功學員合法的煉功環境、法輪功書籍合法出版。政府答應了這三點請求後，上萬名群眾隨即靜靜散去。
1999年4月27日，信訪局負責人接受新華社採訪，發表了接待部分法輪功上訪人員的談話，並稱「對各種健身練功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四二五」上訪被認為圓滿解決。
「七二零」風雲突變迫害降臨再次上訪
然而僅過了三個月，7月20日，江澤民就在全國發起了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在7月18號、19號、20號，我就知道幾乎北京市所有的煉功點負責人、拿著錄音機帶著大家煉功的負責人，都被抓捕了。」李犇一開始還以為是假消息，「我的感覺就是不可思議、非常突然。因為我們（之前）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政府的答覆，我們感覺政府已經這麼開明了，很容易接納事實。」
7月20日天還沒亮，李犇再次去了府右街請願，結果卻與「四二五」時完全不一樣。「還沒有到府右街口，警察就把所有的車，無論是計程車還是什麼車，都攔下要查。我們也不會撒謊，他問『你是做什麼的？你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肯定說是了，那就下車了。下車他們就問我，『你要去做什麼？』我就說，我要去信訪辦，就是想反映情況，很多法輪功學員被抓捕，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他回憶，警察把他領到了府右街一個像四合院的地方，但沒有掛牌子，可能是一個匿名的派出所。「我去的時候，院子裡已經有幾個人了，那時候是早上，天也沒亮，5點到6點之間。陸續的這個院裡人越來越多，那個院子快滿的時候，在院門口府右街的路上，停了我看到的大巴就有七八輛，就開始讓我們上大巴。我們以為政府不了解情況，然後就上大巴。大巴上還不是擠的，就是一個人一個座。」「我是坐上大巴才看到，那個大巴車是一望無際，他們可能準備了很多輛，估計要來幾萬人。」
「我是幾乎第一批被運到石景山體育館的那批法輪功學員。」他憶述，一直到下午2點左右，石景山體育館觀眾席基本上坐滿了學員，大概有幾千人。「進石景山體育館之前，所有人都要填寫姓名、工作地點，學校的就是學校地點。我也照常寫了，我就覺得實話實說嘛。」「因為我在美院煉功，我也是公開的，大家都知道，我的變化他們也都知道，身體健康等各個方面，所以我希望他們去了解。」
到了下午五六點，一幫領導開始在體育館轉圈、錄影。「隔十幾個座位就會站一個警察，在體育場的場地裡面也站了很多警察。」「領導走了之後，這些警察就開始把大法弟子往外拽，有的不動，大部分是不想動，當時的原因很難解釋，就是覺得，你們不能把我們像動物一樣裝來裝去，這麼任你們擺布。所以幾乎80%、90%的人吧，都可能坐在那裡不想動。這樣就出現了這種拉扯的這種很激烈的動作了。有的警察為了把大法弟子往外拽，連拽帶打的，那時候已經出現了很嚴重的打學員的這種現象。然後很多學員就喊，不要打人、不要打人。但是最後，幾乎是一個一個的連拖帶拽地就全都拽出去了。」
後來李犇才知道，因為集中在石景山的學員特別多，領導想把這些學員分散到各個區的體育館。「他們先問你是哪個區的，我說是朝陽區的、或者他是東城區的，就坐不同的大巴，也不坐滿，坐得太多了他們可能不想那麼拉。」「我們猜，他們還在核實我們這些煉功人的具體情況，還是在調查我們，因為他們早上拿我們的名字和工作單位嘛。實際上後來明白了，他們就是不想讓這些學員再回到信訪辦去上訪。」「都確實是一天也沒有吃飯了，到了晚上12點半的時候，他們就說『你們可以走了』。走的時候，還不是一起走的，一會說你可以走了，就讓大家不會再聚集。」
第二天7月21號，李犇走到美術館，離府右街還有幾站，看到一些鎮暴警察和軍車，當時給他的感覺像「六四」又來了。「好像空氣都變了，那些鎮暴警察戴著透明的頭盔、面罩，還有透明的盾牌，就像香港的前一段時間的鎮暴警察的那套打扮。」「軍隊的那種汽車，帶棚子的，後面站得滿滿的一排，站得很工整。我在美術館那兒可能看到了開過去兩輛到三輛，在一個方向。然後我就趕緊給人打電話，我說你們注意點吧，今天肯定不像昨天那麼簡單了，今天有軍車。」
「但是我還是去了，他們就不像前一天，把人拽到一個什麼房間裡。只要一到那兒就直接上大巴，就不會讓你站得太久。」他表示，當時法輪功學員們懷著一顆向政府澄清真相的心，特別的和善，所以一個個就全上車了，跟前一天差不多，他們被運到石景山體育館、豐臺體育館等等。「也有壞人，一看他肯定不是煉功的，就在那裡面攪和。他給我的感覺特別像六四的時候那些慫恿的人，他說『你們趕緊去那個門，你們趕緊衝到那個街。』當然真正修煉的人是不會理他的，就靜靜的待著。」
「你要是分散了站在那裡，很自然地站在那裡，大巴車就不過來把你送上車，如果你站得很工整的一排，站在那裡，那個大巴車就開過去，就把這些人一個一個的就讓上車就（拉）走。」「那是7月21號，白天人非常多。人是不停地來、不停地上大巴，大巴不停地走、大巴不停地來，就像走馬燈一樣，把法輪功學員不停地運走。後來一想，這肯定不是個事兒了，我就回去了。」
7月22日下午，中央電視台開始滾動播放污衊法輪功的影片、造假案例。「我覺得這個政府肯定是瘋了，這太不可思議了，因為我就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從身體很不健康的時候，一直到身體很健康。」「我是藝術家，我覺得（通過）修煉看懂了很多道理，對我的藝術創作，那簡直是勝讀十年書。有些道理，（令我）在藝術上會有很超常的感悟。」
懷念迫害前學員群眾的和睦善良
李犇回想23年前大法洪傳的一幕幕，直言「中國人最好、最善良的時候，能有那麼好的時候社會環境和群體的時候，再也沒有了。」「因為修煉法輪功，大家這種和睦善良的狀態，在公開的環境下是再也不可能有了，這幾十年給我印象最深就是這種心情。」
「當時在府右街看到所有學員那種善良、單純的狀態，我特別感動，我就覺得人變成這樣，那簡直是這個國家的一個福氣。可是就是這樣一群善良、健康的人，被中共編了很多怪詞，什麼顛覆國家、所有這些栽贓的詞彙。」
1999年前，中國大陸的傳媒報導過很多法輪功學員的好人好事。1998年大洪水期間，武漢電視台播放的捐款消息中，法輪大法修煉者出現的頻率是最高的。李犇指，若沒有當初這場迫害，今天的中國會完全不一樣。
「如果法輪功正常地在中國這樣健康地普及下去，中國無論在道德、精神文明、文化等各個方面，一定會是一個世界領先的大國，絕對的。」迫害之初他完全想不明白，中國政府怎麼能這麼善惡不分，「這不是一種很複雜的善惡關係，也不是一個很難分析的正邪的關係，很簡單的道理。它居然把這麼普通的善良的人當成邪惡的人。」
和平上訪被惡意歪曲成「圍攻中南海」，李犇坦言，「當時沒有想那麼多，我當時真沒想到政府會那麼壞，我們覺得我們都很單純。」「電視前面的觀眾，不知道這些人在幹什麼，在府右街的路邊站了這麼多人，如果電視裡說他們是非法的，那觀眾一定會認為是非法的。」「把現場弄得很有圍攻狀態的這種攪和的視頻、圖像，那肯定是剪輯出來的。它沒有把法輪功學員這種祥和、正面，很好的狀態的鏡頭呈現給觀眾。」
李犇說，事實上，「四二五」之後，其他6名政治局常委都不贊同迫害法輪功，江澤民一手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六四事件令江澤民覺得，只有對老百姓施暴、殘酷壓制才能保住它的權力。所以它會想：『我將來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像六四鎮壓學生一樣去處理問題。』」「無論怎樣簡單的善惡標準，它可能都不會考慮，這不是一個正常人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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