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坎里別是一般疼痛——父親與翦伯贊的交往
身為學者，秘密中共黨員和統戰高手，史學家翦伯贊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年月雖也曾位高權重，但終究敵不過殘酷的政治現實，攜思想和治學上的堅守，在文革伊始與妻子一同服藥自盡。作者一九四二年出生於"陪都"重慶，章家與翦家在半山新村是鄰居，自此結緣。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贊積極擁護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體現了政治上的老道。
文章藉此展開，詳述了父親章伯鈞陷入漩渦後與民盟同僚的一次集體會面，和後來與翦的一次單獨會面，渴望被理解的父親從民盟老友的冷漠中體會到自己的幼稚，而翦雖然沒有（也不能）說太多掏心窩子的話，但仍然坦誠地點出了父親沒有意識到的也是真正的問題（他與毛主席之間"關係變了"），一前一後對比，冷暖自知。
"反右"鬥爭後，翦的學術活動達到高峰，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成為不折不扣的官方權威，但六十年代愈演愈烈的政治鬥爭不斷衝擊翦的底線，主張教育為政治服務的他也絕不容忍前者如此低級地伺候於政治。父親在六一年統戰部組織的海拉爾避暑期間與翦見過一面，這時對很多問題"想不通"的人已經從四年前的父親變成了表面上仍然光彩照人的翦伯贊。
六六年"文革"爆發，姚文元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徹底把翦激怒，此時竟不知深淺的他在運動中迅速被揪出，雖然一度被"給出路"，但還是由於牽連劉少奇的定案問題而被逼自殺，留下"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的字條離開人世。作者寫道，"陡峭造就高貴。一個堅毅頑強的人，就這樣驟然消失。翦伯贊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成果多有不足，但他的靈魂潔白如雪。"
滿腔心事向誰論——父母和千家駒
經濟學家千家駒作為人文學科學者，將自己對國家政治經濟事務直言不諱的建言獻策視為分內之事，因此也在八十年代末成了"異類"，逃往美國以退為進，還被民盟"吊銷"了副主席職務。在"反右"運動中，他在民盟內部主導了對羅隆基的批判，很快將自己從"中右"的身份挪到"左"邊，雖然十分現實，但誰都知道左右搖擺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常態。
父親對千家駒十分器重，"百花齊放"期間，千被提議擔任民盟政治性刊物《爭鳴》的主編，積極促進了高級知識分子自由討論的風氣，選擇發表的文章重在言之有物，持之有理，而不是立場為先。政治風向變化之後，在科學界被劃到"中右分子"的千家駒回到民盟成了一個左派，積極批判別人和自己，迅速與章、羅劃清界線。雖然行動上積極，但他的內心是矛盾複雜的，多次為"劃右"學者求情，也曾向李維漢寫信抱怨"打擊面過寬"。誰曾想老人家要的就是全面打擊！
文革期間，千自殺未果，髮妻楊音梨不久去世，他為自己無力保護自己的妻子而感到悲痛不已。後下放到"南大荒"盤錦，懷著戒慎恐懼待了整整三年，這段以勞動為懲罰的歲月讓他深感生命的渺小，除了叩頭認罪和唾面自乾以外別無他所。一九七二年回京休假後他決定不再回去，算是"自我結業"，這個舉動讓絕大多數朋友從此不再敢與他往來。
打倒"四人幫"後，右派悉數平反，只保留了包括章、羅在內五名民主黨派人士，千對此尤為不滿，逢人必講"章羅聯盟"是個冤案，在低調舉辦的章伯鈞九十周年誕辰紀念會中，他對那些早已官復原職和盡講些場面話的舊同事深感失望。三年後羅隆基誕辰紀念會，千雖然沒有在官方名單中但仍然主動站起來發言，談到了自己對羅的鬥爭本質上是錯誤的，羅因為講實話、講真話被劃為右派，自己還身為積極分子參與其中，讓他一直心裡很不安，又接著講到"章羅聯盟"是千古奇冤，情緒激動，刻板的會場頓起波瀾。
八九年四月的《世界經濟導報》上有兩篇文章引人注目，其中一篇就是千家駒的《倒退不是沒有可能——讀李鵬〈政府工作報告〉》，在特殊時期，這個出自一個傳統文人士大夫道德信念的舉動，讓人看到了他的鋒芒和光芒，而相形見絀的是其他民盟頭目在風波後迅速在暴力面前乖乖馴服。千後來在美國待的三年仍然心系時局，耐不住寂寞的他發表了《致中共元老陳雲、薄一波的公開信》，文章附錄刊登了這封信全文，字裡行間對"反西化"和"反和平演變"的論述，盡顯飛揚之氣。
九二年經領導人批准後回國不久，作者便在電視上看到他講自己學習"三個代表"的收穫，這個九旬老人的被動"亮相"令人唏噓不已。"我"對千的晚年是怎樣度過的無從知曉，但"不管如何生活，其內心深處定是寂寞如沙。"作者最後感慨道，"對待政治人物，歷史看似有情，歸根到底是很無情的。仕途失意者如此，政治成功者亦如此。"
無家可歸——羅隆基的情感生活
羅隆基的情感生活伴隨了他的一生，童年時期母愛的缺失讓他不斷地從女性身上尋求依賴，兩段婚姻的失敗，尤其是與王右家十三年的感情以她驟然離去為終結，促成了後來在感情生活中更加輕浮和多變。文章大段摘抄了羅隆基一九四六年的日記，和他自己在一九六五年（也是去世的那一年）寫的"簡化年譜"。後者行文極其簡單，每一年只用一兩句話描述自己所做的（重要的）事，但前前後後出現了許多女人的名字，幾乎是一年一換，結識，交往甚密，通信，接吻等等，這部對自己的編年更像是一部"戀愛總結"。
羅的第二任妻子王右家，有傳言稱是曹禺劇目《日出》中陳白露的原型，聰穎豪爽，個性很不一般，結識初期在羅還有家室的情況下就與其公開同居，正式結婚後儼然一個沙龍女主人。彼時春風得意的羅隆基家裡賓客如雲，周恩來也對王青睞有加（反過來王對鄧穎超則看不大慣，說她滿嘴無產階級革命，其實接觸多了本質和普通女人沒有多大區別，一樣愛美愛慕虛榮）。十餘年後，生性風流的"騾子"終於還是因為自己到處沾花惹草惹怒了王右家，後者一九四六年毅然選擇離開。
王離開後，羅感到生不如死，寫下萬字長文《無家可歸》，樸素的字句中款款深情，讓人發現他的內心深處，其實只裝了王一個人。這本其實是用王右家所購的稿紙寫成的文字被他用白絲線仔細裝訂好，隨身攜帶，至死都留在身邊。
通過羅在一九四六年的日記和後來的"簡化年譜"，可以清晰發現"丟妻"後的他徹底走上了泛情道路，經常同時周旋在數個女人之間，而且她們都還很不一般。本就持西化愛情觀的他在王離去後不再在乎愛情里的神聖感和嚴肅性，全憑熱情、衝動和心血來潮。一九四五年，一年裡羅同時與劉王立明和史良親近到可以談婚論嫁的地步，第二年，春天在北京與邵慈雲相識戀愛，秋天又與浦熙修交往甚密，名演員，友人的女兒，部門屬下，全都出現在他的"年譜"中，甚至在五七年"反右"運動轟轟烈烈之時，羅在結束二十天外事活動後回國的第二天仍與周惠明約會，"她第一次吻我"，羅在"年譜"里清楚記得。
這段時期與羅關係最密切的報人浦熙修和秘書邵慈雲，也是民盟在批判羅隆基的大會上揭發他最凶的人之一，特殊時期，羅感情上的"不認真"換來的只是殘酷的背叛和拋棄。運動初期邵慈雲是少數的仍留在羅身邊的人，但其實在陪伴的同時已經在背後偷偷準備材料，羅仍"天真"地對此大為感動，甚至在邵第一次檢舉後還當面問她為什麼不提前告知。這份天真也是羅隆基整個人生的寫照，雖然在政治成就、治學、聲望和為人上均不是民主人士中最頂尖的，但"我"仍覺得對他要充分理解和寬容，並堅定地認為他在那個年代是極為獨特的，作者寫道，"一個與眾不同的人遠勝於我們稱頌的偉人和此後被複製出的偉人。"
此生為何——李文宜，一個交叉黨員的工作與生活
交叉黨員李文宜，肩上擔負著統戰工作重任，卻也因此"兩頭不是人"，在學者和知識分子如雲的民主陣營里由於文化水平低而自卑，在執政黨中因為不是重要角色而常需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展工作更多是在指示不明確情況下的"揣摩聖意"。這位小愚眼裡的李阿姨，到頭來心腸不壞，卻也在幾十年裡出於形勢和職責所在做了不少"壞事"，雖活到近百歲高壽但仍令作者慨嘆，此生為何。
年輕時的李文宜是個十足的進步青年，三段婚戀都和革命密切相關，第一任丈夫羅亦農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結婚後四個月遇刺。丈夫遇害後，終日流淚的李仍能夠冷靜指出他性格上的自負和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並主動提出去蘇聯留學。第二段婚姻導致她被開除黨籍，但她仍然堅決追隨黨，並在與第三任丈夫周新民結識後，徹底扭轉並從此決定了自己後半生的命運。
周與李同為交叉黨員，平易近人，為人低調，因此博得不少人緣，但與此同時也由於照搬中共工作的套路，和相對較低的文化水平，和民盟核心人物走得並不近，也完全不是一路人。建國前交叉黨員均為秘密身份，是中共"眼線政治"和統戰工作的重要棋子，反右運動前，李始終處在政治優越和文化自卑的矛盾中，運動和文革開展後，終於到她揚眉吐氣了。
"文革"之初，胡愈之和李文宜任民盟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和副主任，由於當時統戰部內部也亂成了一鍋粥，雖然都同意運動是一定要搞的，但統戰各頭目對怎麼搞一直討論不出結果，一心想要做具體工作的李因此對組織很不滿。反右運動後紅得發紫的吳晗在"文革"中一夜墜入地獄，一直把吳當成是"壞人"的父親在牛棚里也沒有交代關於他的任何事情，而李文宜卻寫出了一份很厚實的材料，把自己和吳晗袁震夫婦早年在昆明共同生活的家長里短說得一清二楚，並總結道"吳晗夫婦自私自利、刻薄勢利、品質不好是由來已久的。"
文章還介紹了文學史家張畢來在"文革"中被鬥的經歷，李文宜起初內心是有矛盾的，向統戰部坦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沒有把他當敵人看待"。張被抄家四天後他的兩個孩子找到李，後者把這件事也一五一十地匯報上去，令作者很不解，尤其是信里兩個明顯涉世未深卻又抱有堅定革命信仰的孩子，渴望與父親劃清界限，是那個年代"仇恨教育"的真實寫照。
文章引用了七零年李文宜匯報史良和胡愈之的材料，其實就是密告，裡面寫的是他們二人覬覦人大副委員長位置的小心思，這在作者看來再正常不過，李在背後"捅一刀"的行為實屬不堪。她也匯報自己，一份七二年的材料詳細反映了自己的住房問題，對級別和待遇的錙銖必較讓作者覺得可笑。當然她也自我檢查了一輩子，從她反覆交代的"右傾情緒"里，作者看到了李雖然工作體面，但精神無疑是疲憊的，職業和職責始終在對抗人性的憐憫，毫無自由可言。
李阿姨算是作者家裡的老熟人，幾十年風風雨雨，早已"知人知面又知心"，很多讓人如鯁在喉的時刻，如今想來或許也會像父親當年那樣，只是"從鼻子裡哼了一聲"，沒什麼別的可多說。作者最後一次見到她時已經白髮飄蕭，面容慈祥，離別時還執意要送一個小禮物，並送我們母女二人到車站。這個場景既真實又虛幻，正如李文宜清晰又糊塗的一生。"她的心腸並不壞，但吃著這麼一碗飯。於是，人就像書頁，每一頁都有了正面和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