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民眾在接受核酸檢測
針對郭台銘的「民主不能當飯吃」，台灣總統蔡英文說，「新疆再教育營的民眾、長期被監禁的劉曉波、無數被監控、隨時被失蹤的異議人士也有飯吃，但是你真的認為，這是台灣人民吃得下去的飯嗎？」她還說，「沒有民主，只能要飯吃。」看看今天的上海以及十多個被封的城市，對這句話的理解可能更深了吧。
中共當局完全不顧科學和專家意見，實施極為嚴厲的清零政策，出現少數感染者就封村、封路、封區、封城。人們被嚴格控制在家裡，甚至門窗都被焊死，居民樓被裝上鐵絲網，馬路被割斷，門市、物流被禁止，很多人連出門要飯的機會都沒有。有的人被隔離在自己的卡車裡，外面用鐵絲層層纏住。很多嬰兒、幼兒被強制與父母隔離。一些視頻顯示，春耕季節，農民被禁止出門種地；醫院關門，急診室關閉，救護車拒絕提供救助。非新冠病人因為得不到及時治療而死亡的事件，層出不窮。
4月22日凌晨，上海靜安區延長中路700號左右，一外賣小哥騎著電瓶車不小心撞向路邊，他的頭狠狠撞向了路邊的樹幹後倒在人行道上，鮮血直流。但120的救護車遲遲不來，一小時後，小哥死亡。上海市東方醫院的護士周盛妮哮喘發作，但未能在她工作的醫院急診部得到救治，醫院說因為消毒無法接診，輾轉跑了幾家醫院都因為疫情管控不收病人，急救機會被一再錯過，最後不治身亡。我們也記得，疫情初期，湖北農民鄢小文因疑似感染新冠而被隔離，患腦癱的大兒子鄢成被獨自留在家中，17歲的鄢成因為無人照顧而餓死。我們也記得，2003年6月，未滿三歲的女童李思怡獨自被單身母親反鎖在家中，由於警察的玩忽職守而被活活餓死。根據最近的官方通報，一些新冠病人死於「營養不良」，大概是「死於飢餓」的好聽的說法。按照中共的說法，連「生存」權都沒有，吃飯更是無從談起。
顯然，上海和其他因清零運動而導致的飢餓不是因為缺乏食物，而是因為缺乏民主。民眾沒有選票，官員只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對上級唯唯諾諾，對民眾趾高氣揚。習近平和中央高層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了清零政策，官員為了績效考核而層層加碼，再多的專家反對、再多的民怨沸騰也沒用。沒有反對黨，沒有自由媒體，沒有司法獨立，黨大於法，「大白」就像紅衛兵一樣無法無天。政府不解決人民提出的問題，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民，對說真話的、批評政府的、發起抗議的，以各種專政手段進行威脅、消聲和囚禁。網民批評中國政府種種極端的防疫措施說，「下定我的決心，不怕你的犧牲，你去排除萬難，爭取我的勝利。」這形象地說明了人民和政府的關係。沒有民主制度，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就不會成為政治要維護的價值，而是淪為當權者的工具。
上海的民眾在接受核酸檢測。（美聯社）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食物和飢餓問題與「自由、媒體和民主的問題」密不可分。他在《以自由看待發展》（1999年）一書中寫道：「世界歷史上，在正常運轉的民主制度下，從未發生過饑荒。」因為民主政府「必須贏得選舉並面對公眾批評，因此有強烈的動機採取措施來避免饑荒和其他災難。」而發生的大饑荒，沒有一次是因為糧食不足，而都是因為糧食分配不公。中國1958年至1961年的大饑荒，高達2000萬至5500萬人非正常死亡，被視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和平年代發生如此慘劇，根本原因當然是野蠻的共產黨極權制度。最專制的朝鮮多次發生大饑荒，最嚴重的一次是1994到1999年，餓死人數在24萬至350萬之間。1932–1933年蘇聯集體化導致的大饑荒，造成了5、6百萬人餓死，Oleh Wolowyna教授的最新研究認為高達870萬人。
中共經常宣傳說，「中國政府用占世界7%的土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他們經常把批評者、反對者說成是「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這真是邏輯混亂、無恥之尤。明明是老百姓、納稅人養活了政府，明明是中國政府肆意剝奪納稅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明明是中共的邪惡政策導致數千萬人活活餓死，明明是專制政權來砸老百姓的飯碗：計劃經濟、人民公社、大饑荒、戶口、城管、強拆、過度的封城封路，等等。
我在中國任教和做律師的時候，國保就經常威脅我說，「再不老實，就砸掉你的飯碗。」後來他們果然就把我從大學開除，並吊銷了我的律師證。這種事情非常普遍，害怕丟飯碗也是絕大數人不敢反抗的最根本原因。中國是異議人士、維權人士、記者和作家的最大監獄。共產黨的邏輯一向是「不服從者不得食」，計劃經濟下，統治者可以毫不費力地做到這一點；即使在市場經濟下，他們仍然能夠用非法手段、專政手段控制人們的飯碗、奪走人們的生存手段。這也正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者說「市場極權主義」的要義所在。即使孫大午這樣身價百億的企業家，只要共產黨認為有必要，就可以讓他把牢底坐穿。
「民主不能當飯吃」的潛台詞是，不能當飯吃的東西都不重要。自由不能當飯吃，公平正義不能當飯吃；發展是硬道理，生存權高於其他一切權利；穩定壓倒一切，好死不如賴活著；人生在世、吃喝二字。這其實是「養豬哲學」，把人降低到動物的標準。正是在這樣的流氓邏輯和養豬哲學的基礎上，共產黨和像李世默（Eric X. Li）這樣的吹鼓手用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來論證專制優於民主，甚至論證天安門屠殺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實際上，正是那些不能當飯吃的東西，使人與動物區別開來，比如信仰、人權、自由、正義、尊嚴。沒有這些東西，人就幾乎無異於酒囊飯袋、行屍走肉。如果只看經濟總量和發展速度，冷戰時期的蘇聯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在解決失業、減少貧困、增加福利方面效果顯著，5年之內國民所得增加一倍，號稱創造了經濟奇蹟。但是，任何一個有尊嚴的人，會願意生活在蘇聯和納粹德國嗎？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