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一開始的時候，我一點不懂。
那時反右派剛完，我們這些「漏網之魚」，對文藝界已經心驚膽戰，對一切文藝工作都已心驚膽戰，恨不得找個與文化文藝一概無關的地方去逃避。正好1958年春天，作協要下放幹部，請了一個張家口地區涿鹿縣的縣委書記來作報告。那位書記講他們怎樣要改天換地，挖「劈山大渠」，還要修抽水站，建設「塞北江南」，要幹活，干到三年改變自然面貌。說得我實在動了心，會後，和秋耘同志一起議論，他說：「這多好啊！干點這個活，多切實啊！」我也點頭同意。我們以為，一切荒謬、黑暗、冤屈，都發生在這文藝圈子至多是文化圈子裡。工農業生產，這是塊淳樸無邪的天地，是桃花源，逃到那裡去就一切天下太平了。何況人家那裡的幹勁又那麼大！可以塌塌實實幹活。
於是當號召下放的時候，我們出於自願響應了號召。我到了懷來。
我是下放大隊長，本人住懷來縣西榆林村，屬花園鄉。一鄉有一個下放幹部小組。剛去的時候，正修抽水站。原來和作協一起下放的有一批水利部的幹部，他們幫助縣裡定了一個水利計劃。過去因為修官廳水庫，占了一些民田，所以國家有一些撥款。縣裡用這筆款修抽水站，要把湖水揚到岸上澆田。我聽了，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計劃。剛去那一陣的確心勁兒很高，牆上刷著「苦戰三年，改變面貌」的標語，縣委書記王純在大會上講話說：「咱們說的是苦戰三年哪，苦一苦，三年總要改變些面貌。要是說苦戰一百年，那誰還干？不就總是個苦嘛！」縣裡很富裕，是北方的水果產地，檳子、葡萄、海棠、香果都有。當水果全部開花的時候，果林燦爛如錦繡。而縣委很樸素，一直住著民房，所有書記出門都騎自行車。
我真的愛這個縣，我們都愛這個縣。詩人鄒獲帆、田間的下放地點都離我不遠。我們用抽水站的水，初步開闢了稻田。田間的妻子葛文親自跑到白洋淀去請種稻的師傅，我們和村民一起學種稻。我們不會種，村民和我們一樣不會種。秧插得歪七扭八。大隊長高江雲學得快，到底是農民出身，我不如他，但是我比那些農村婦女強一些。她們連脫襪子下水也不敢，大家嘰嘰嘎嘎笑著在水裡亂蹚，亂插。但是，最後還是插好了一大片地，一望綠油油的一片，人人心裡愉快。
看著這綠的稻田，粉紅色的果花，青蔥蔥的楊柳，鄒獲帆做起詩來：「壟頭綠柳滿鄉村，快馬加鞭西榆林……」我也做了詩：「村北連畦水稻地，村西萬樹海棠花……」「沒有共產黨，哪有官廳湖，年年忙抗旱，今年學打魚……」心裡懷著愉快的信念，詩興甚高。
我們真是天真極了。儘管我經歷了那麼多的運動，親身嘗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那時我真像一個調皮孩子挨了媽媽的打，氣一會兒，卻仍然愛媽媽。那些教訓還不夠提高我的認識，我又相信起一切來。
當時看著那些抽水站，的確喜人。因為抽水站水源離西榆林村遠，後來我們村還自己另修了一個，以村北遍地冒水的大泉為水源，這是村長劉振聲提出乾的。當時我很佩服這樣的鄉村能人，全力支持他。以為這一下就把乾旱的塞北水田化了，吃稻米了，多麼好啊。
我一點也想不到，三年之後，我重訪這個地方的時候，所有抽水站的機器聲一點都沒有了。水不揚了，水稻地也大部分不見了。問村幹部，他們的回答很簡單：「電費那麼貴，澆一畝地花那麼多錢，糧食才值多少？」——這，我不懂。但我想他們本來是懂得的，卻在修的時候花那麼大的勁。這為什麼？
使人震驚最大的，自然還是公社化和大煉鋼鐵。公社化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昨天剛見報，今天就要實行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而且迫不及待，都是連夜寫申請書，連夜宣布，好像遲了一步那橋樑就會撤掉，天堂就爬不進去了似的。決定成立公社的那一夜我沒有睡覺，坐在公社辦公室里，編公社快報。公社書記耿長春說：「我們今天夜裡去澆花生地，動員全體社員都去。」劉振聲說：「何必呢？半夜裡鬧得大家不安生，也澆不了多少。地又不算多，明早叫大家起個早，那點活都能幹完。」耿書記卻搖頭道：「不，我們這是苦戰夜戰，得算政治帳呀。」原來半夜裡澆地是能上報的事例，清早澆地則是常事，就沒什麼稀罕了。我心裡開始感到了虛誇的苗頭，但還沒有認真考慮。
澆完地回來，還不能睡，接著編我的公社快報。自然把這件事——夜戰澆地寫了進去。
田間在這裡創辦「詩傳單」，不但他寫，而且把所有村幹部、社員，都拉進去寫詩。我們身為下放幹部，就得負責給人家改詩，還得自己做詩，我坐在那裡，一會兒一首，真正是順口溜，從嘴角順口就溜出來了。什麼「千日想，萬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個鄉，成一家，社會主義開紅花」，詩歌泛濫成災。
詩傳單後來鉛印了，還編成集子拿到石家莊出版了，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把參加寫詩的農民馬秉書、王瑞斌他們也弄得頭暈眼花。後來，這一場詩歌運動越鬧越大。鬧到在火車上每個旅客必須交詩一首，鬧到制定文學創作規劃，各鄉提出評比條件。這個說：「我們年產詩一萬首」，那個說：「我們年產長篇小說五部、劇本五部」……挑戰競賽。最後，張家口專區竟出現了一位「萬首詩歌個人」，或曰「萬首詩歌標兵」。他一個人在一個月里就寫出了一萬首詩！當然，我們誰也沒見過他的詩。只聽說他的創作經驗是，抬頭見什麼就來一首詩。譬如出門過鐵路見田野、見電線桿……都立即成詩。寫成就投進詩倉庫——一間空屋。後來聽說這位詩人寫詩太累，住醫院了。說文藝可以禍國殃民，我們常不服氣。而像這樣辦文藝，真可謂禍國殃民，誰也不能說是假的。
難道我們自己就高明一些嗎？我還得說，一點也不。在大躍進的高潮里，一切要多快好省，一切要大辦快辦。文聯下放幹部在懷來幾天辦了個「文藝大學」。我們就在三天之內創辦了一張報紙《懷來報》。抓兩個下放幹部來，坐下就寫，寫了往一起湊，報紙出刊了，報社也成立了。我把這項成績還曾拿回北京去匯報過，可見自己也揚揚得意，頭腦發昏。
那時的確是發了昏。記得剛開始食堂化的時候，西榆林各隊都爭著製作大籠屜，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開飯時，一個個拿著茶缸飯碗來打飯，真好像「到了共產主義」的樣子。連高社長也對我說：「現在當農民，有多舒心啊！從前農民要計劃他那幾畝地，又打算房子，又打算糧食，現在什麼都不用管了，只一樣要琢磨的就是不知今晚食堂給我們開什麼飯！」他也真的昏了。毛主席在《人民日報》上發議論：「糧食吃不完怎麼辦？」提倡大家吃好的，要農村食堂辦小吃部。我們那些食堂也就真的響應起來。我們的下放幹部，女編輯張希至，擔任了一個村食堂小炒部的大師傅。她當然會做菜，炒出來的肉片和北京飯館的差不多。我到那個村去，該吃飯時到了食堂，她就端出菜來。我吃了自然覺得真好，幻景就成了我們的農村真的都吃得很好了。——當然，食堂開的飯也不壞。我們西榆林在一個院子裡設了食堂。每個生產隊一隻大桶，一個人掌勺，和機關食堂開飯一樣。頓頓是熱炒或煮的蔬菜。淨玉米面餅子，還常有饅頭。要知道，那時候西榆林一般農戶向來都只吃醃鹹菜，通常是全家一隻醃菜碗。我們有一個下放幹部要另拿一隻碗裝醃菜，就曾引起過農民的意見。除了過年過節或招待貴賓，誰老吃炒的煮的熱菜？這樣一吃，就把可憐的中國農村吃垮了！而這些，卻都當成好事上了報！
更厲害、聲勢更大的自然是煉鐵。只見報上登載，鋼鐵要達到1070萬噸，這是毛主席對外國人親口談的。因為原來鋼產量是535萬噸，要整整翻一番。報上天天登什麼「應舉社」的煉鐵經驗，而且附加評論，說中國老早就發明了煉鐵，何必非得用外國高爐？土高爐就行，於是幾天之內，由公社派人赴縣學習，立即建爐，把所有農民從田地中趕出，都去上山採礦建爐煉鐵。對這些經過，我曾寫過一篇《一個煉鐵廠的歷史》，加以歌頌，到後來醒悟之後，又寫過一篇《對夢囈的注釋》。不想再重複了。現在要說的是我自己當時的情緒，我怎麼寫那篇文章的。
花園公社的煉鐵爐設在一片開闊地上，原來沒有村莊，距公社所在地南水泉村有五六里，距我所住的西榆林村十來里。我來參加煉鐵，有一次，直到深夜。各爐的人是輪換的，換下來的人到爐旁的帳篷臨時宿舍去睡覺。我走到那帳篷里，只見許多人打開鋪蓋，卻沒有一個睡的，都席地而坐，我也坐下。聽耳旁丁當一片，眼前帳篷中點著小馬燈。大家圍坐談論哪一爐出鐵情況如何。我忽然發生聯想，覺得這不簡直跟當年抗日戰爭中宿營的光景相似嗎？我異常興奮，把我在北京所受的種種委屈，所見的種種不平，一下子都棄諸腦後。我覺得這才是崇高的事業！於是他們說著，我拿起筆來就記。
我回村的時間是深夜4點半。我推出自行車，騎上就走，在完全沒有人的曠野里奔馳，只覺得心曠神怡。到了南水泉村，走進暫時借居的女會計室，我到了，她已經起床了。我就接了她的「班」，和衣躺在她床上。迷瞪了一會兒。睜眼時已經天光大亮，大約快7點了。我這就算睡過覺了，立即用冷水擦擦臉，接著又干。
那真是把命都拼出來了的。而拼命的結果如何，已為眾所周知。人們都去煉鐵去了，地里的莊稼置之不問，已過秋收季節，許多老玉米根本還沒有砍倒，棒子也不收下來。當時我碰到涿鹿縣委書記王純，他說：「老百姓的怪話可多哩，說過了秋吃鋼鐵吧，有個咬嚼勁兒。」
可是，到後來由於中央領導去視察徐水，除了鋼鐵之外又想起糧食來，提出所謂「鋼糧兩帥展翅齊飛」。糧食也要「放衛星」。
鋼鐵老百姓沒有煉過，可以用種種海外奇談來唬他們，而糧食是老百姓天天種的，叫他們怎麼放衛星呢？這一年就忽然出現了許多「科學種田法」。一曰深耕，越深越好。開了展覽會，把那根扎得深和根扎得淺的兩種作物作對比展覽。二曰密植，越密越好，算出科學帳來，一畝地植株多一倍就能多產一倍。老百姓無法可想，只好把幾畝田的莊稼拔下來插在一畝田裡，於是畝產萬斤、六萬斤以至十萬斤的報導全登出來了。號召剛剛過了三四個月，徐水畝產幾萬斤的「衛星」已經放出來了。
我看見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說她去參觀的那些豐產田，用自來水筆向田裡的稻子中間插，竟插不下去。這密到了何等程度！
我所在的懷來縣還不能算太壞，我們沒有搞這種自己騙自己的移植豐產田。北京作家協會來人參觀，我領著他們去。他們問：「你們這稻田畝產多少？」我答：「能達到700斤，最好的800斤。」這是了不起的數字，過去這裡種糧食作物低的100多斤，頂高的才300斤。但是參觀者現出不滿的神色，「這麼低！你們有沒有一萬斤的？」我沒有說什麼。顯然我們還瞎吹得不夠。
一切深耕密植的辦法都實行過了。西榆林村頭試驗深耕，劉振聲帶隊。已經用鐵杴挖到一尺五寸深，劉振聲說行了。但從縣裡來的檢查組卻說不行。人家報上登的深耕經驗是要挖五尺，於是只好繼續挖。人站在下面挖，直到把這塊挖完。且都是第一天發通知，三天內就要收集全公社推廣的數字，要匯報。農民接受不了，幹部交代不了。稍微肯說一兩句直話的農村幹部，都受了氣，低了頭（例如劉振聲）。只有一天到晚喊「挑戰」的人才混得下去。
到這時我才明白，荒謬和冤枉並不是只發生在文藝界裡。文藝界挨的罵是多一些，但真正殘酷的事情並不在文藝界。工農業生產一點也不是淳樸無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們這些搞文藝的由於不了解真實情況，容易被謊言所欺騙，反而會助紂為虐。前邊我說了那些詩傳單的情況。後來，在懷來縣還舉行過全縣賽詩會。縣委副書記王俊祿要寫一首開場詩。由我和徐遲兩人代筆。我寫道：
工農當中出詩才
人民歌手滿懷來
躍進聲中比文采
大禮堂作賽詩台
賽詩台，是擂台
新詩歌，拿來賽
賽詩台，是擂台
誰是好漢誰上來
當時各地都在煉鐵，劉仁說他派人去河南參觀過，煉出的是一些疙疙瘩瘩像豆腐渣似的鐵。劉仁看了，後來就光在城裡煉鋼了。我聽了，明白了。北京市的領導幹部較有頭腦，對大煉鋼鐵來了個陽奉陰違。城裡拼命煉，農村不去干。做得不錯。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罵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北京市委的幹部都覺得冤，他們說他們是緊跟毛主席的。但是現在細看，似乎也未必盡然。不緊跟，不見得就那麼壞；緊跟的，未必好。他們其實跟得並不甚緊，這是一點可取之處。
北京市搞的「公社化」，好像主要在市內，就在黨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干。所有的街道一律改為公社，包括機關宿舍也不例外。還大張旗鼓地成立食堂，也寫文章鼓吹，說成立食堂是干不干社會主義的分水嶺等等。其實，城裡哪一個機關、工廠、學校沒有食堂？我們一貫就吃食堂。有人晚間回去自己做頓晚飯，有人連晚飯都在食堂吃完才回家，頂多星期日自己做一點。食堂化算得了什麼革命呢？要革命，無非就革自己晚上回家煮的那點麵條的命吧。於是，各街道騰出房子，成立食堂，讓街道家庭婦女不要再在自己家煮飯，都到食堂去當炊事員。同時自己家不准再開飯。
我記得邵荃麟住的那個大雅寶胡同成立食堂後，他也到食堂去吃飯，說：「他們的肉絲麵煮得還好。」好像是談對於某飯館的印象。我們東交民巷10號北京市委宿舍，也要成立食堂。這裡住的基本是領導幹部，好幾家有保姆。於是議論著要把保姆辭掉，讓她們到食堂去工作。同院同志看中了我家的保姆張文英，她是上海人，做得一手好江蘇菜。於是大院組長來找她談話了。這可把她嚇壞了。我回家，她向我告狀訴苦，說無論如何不行，絕對不干，「我管你們一家的伙食，知道你愛吃什麼，楊述愛吃什麼。孩子們我也知道怎麼打發他們。一下子幹這麼一大攤，這個是南方人，那個是北方人，我怎麼弄得清楚？比飯館還要難干。」我說：「幹這個就不能那麼細緻了。你開大鍋飯，人家愛吃不吃。」可是怎麼說她也不答應。最後，大概還是市委劉仁說了話，弄不成就算了。對市委宿舍，就睜隻眼閉隻眼了。
作家協會鬧得更凶，不僅要求大家都來吃食堂，而且要求都搬家。新副秘書長王西凡是部隊轉業來的，雷厲風行，準備把作協原來的平房宿舍院和外單位交換樓房，然後全體集中住在一起，然後編組，吃飯有炊事組，穿衣有縫紉組……真來個公社化。我記得還正式召集過會議，討論此事。許多作家坐在那裡，準備編組，軍事化。要作家趙樹理的夫人任炊事組長，出版社總務科長劉子玉的夫人任縫紉組長……又討論了搬家事宜。出版社的辦公室主任王組化原住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房，一個安靜的小院。他不願搬，為此還批判了他一頓，說他不擁護公社化。我到這時實在忍不住了，便表態道：「我不是不肯搬，我沒有辦法搬。我現在住市委宿舍，是楊述機關的。家中還有三個孩子，我怎能把楊述和孩子們都帶到作家協會來集中呢？」平時一向態度最激進的羅立韻，這時忽然出頭支持我道：「她是實在不可能搬，別搬了。」她是鄧力群的妻子，大約也屬於搬不了吧。到最後，作協這個偉大的計劃，終於也沒有實行了。大約如此搬家，牽動大量住房問題，共產主義化並沒有到這個程度，弄不動。
說可是說得十分厲害，報紙上宣傳，馬上要實行共產主義，廢除家庭，兒童公有制，夫妻關係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許會面一次……可能有的縣或農村已經這樣辦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動起來。有天晚上，楊述回家來邊脫衣服邊對我說：「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廢除家庭了。」不過那天時間已經很晚，我並沒有細問如果廢除了家庭，我們這個家怎麼辦，這三個小孩又怎麼辦，我只記住了這件事。後來，不見他再說起。大約也是說說算了，要不，就是被人堅決反對掉了。
現在想起來，「文化大革命」期間讓大家下幹校編連隊，男歸男營，女歸女宿，孩子也編連，大約是1958年早就想實行的「共產主義」幻想。
（選自韋君宜著《思痛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