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呂布（Marc Riboud）攝，1971年
1966年6月，我小學未畢業即逢文革大亂，考試入學一夜之間被廢除，課堂也徹底關閉了。失學一年多以後，在1967年末才有了「就近入學」規定，我進入了北京一一六中。
一一六中地處崇文區一條叫遠望街的小巷，是個僅有初中的學校。校園裡只有一座三層的U字型樓兀立，半包圍著個小操場。彆扭的是樓里不設廁所，每去廁所都得下樓穿過操場，廁所和教師食堂在操場北邊的小平房裡。我在校期間，許多教室的窗戶殘破，校園中也沒有一花一草的綠化，但我又有了課桌，又聽到了上下課鈴聲，心情是振奮的。
我入校不久，「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來臨。校園裡出現了一支由男女教師組成的勞改隊。那些教師個個灰頭土臉地在全校接受批鬥。還有一個專職看押他們「保衛排」，由高我們一年級的男學生組成。教學班當時也稱為「排」，排也開批鬥會，算作一種課程。有安排時，教室門一開，保衛排的學生就喝斥被鬥者進教室，命令他們在講台上一字排開。一般一次批六、七個人，到了下次，再換另外的一批。教室里批鬥教師不擺「噴氣式」姿勢，只讓他們低頭。在這樣的課堂上，發言者起立，疾言厲色地讀批判稿，其他人都端坐在課桌前嚴肅地聽，從沒出現過「課堂紀律」問題。被鬥的教師們低著頭，整堂課一動不動地肅立。快下課時，全體總要呼幾個口號，打倒誰誰誰，捍衛誰誰誰云云。
我們是新生，根本不認識被批鬥的教師，他們有何「反動」言行全是靠校方傳達。十五歲時，我在分不清被鬥者誰是誰的情況下就能用從報紙上躉來的詞藻做義憤填膺的發言。現在每每回想都覺得自己曾是那樣一個小姑娘可笑、可憎，也很可憐。
我當上了學生幹部。一一六中的教師會議吸收極少數量的學生幹部參加，居然有我。躋身成人會議對於未成年人來說是可怕的，會議冗長，氣氛沉悶，但當時我不覺得厭倦，還往往沾沾自喜。多次參加教師會議的經歷使我記住了許多事情。
語文教師王金聲，頭髮斑白，戴副金邊眼鏡，瘦弱而儒雅。他的「罪行」是針對流行的「我們最最敬愛的毛主席」之說質疑。他說：「最」在修辭中已經表示了最高程度，為什麼還要說「最最」，甚至復加到「最最最最」？這是語病，說「最最最最」不就像是結巴了嗎？於是就批判他攻擊革命小將對偉大領袖的「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崇拜」，進而挖他的「歷史」，找他的「階級根源」。
盛重光老師已過中年，身材比別的挨鬥者都高大。據說他妹妹名叫盛重明。他因名字而獲罪。一個重光一個重明，到底要重見什麼光明？難道「新中國」是黑暗的？於是翻出了他家族的歷史，批判他仇視社會主義。
體育老師範繼田二十四歲。他告訴別人，柬埔寨駐華使館的圍牆是大波浪形線條，憑自己的跳躍能力，加點助跑從波浪的低點躍入使館沒什麼問題。這話成了他叛國的證據。記得我向媽媽講學校的批鬥會，她很注意范繼田這個名字，問是哪三個字，多大年齡以及臉型。聽完我的描述，媽媽斷定曾經教過他。原來，范老師小時候是寄宿制學校北京小學的學生，官員子弟，「革干」出身。雖然如此，私下的幾句圍牆之議還是定為了「叛國」。
一一六中是窮街小巷中的平民中學，卻風光地上過一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1968年11月17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紅衛兵節目」播送了一一六中把學校搬到農村去辦的消息。我興高采烈地告訴別人：我們學校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啦（「中央」讀重音）！
一一六中農村辦學的領導機構是北京青年印刷廠工人組成的工宣隊和學校革委會。記得當時有兩位女教師受到工宣隊表揚。一位是我的班主任陸錫元老師，她新婚三天即「毫無怨言」離別丈夫下鄉；另一位是我的語文老師姜醒露，她產後五十六天即「毫無怨言」放下乳兒下鄉。參考這兩位老師的結婚日期和生育日期，推定出一一六中下鄉辦學日期就會是準確的。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刊載《從上海工具機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編者按中有毛澤東親筆加的一段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工具機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我想，肯定是強調「教育革命的方向」問題，強調學校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催生了一一六中的農村辦學。
搬一座中學下鄉去辦，聽起來宏大而複雜，其實這舉措是突發奇想，沒有進行多少籌備，動員得也很簡單。在我記憶中，下鄉的指令突如其來，全校師生「打起背包就出發」（歌詞）了。1968年11月，九個教學班師生進駐了大興縣南各莊公社的南各莊、東宋各莊、西宋各莊、朱家務等各個生產隊（自然村），學校就算「搬」到了農村。
「辦學」只不過是住在農民家，設立食堂吃大鍋飯，偶爾在農舍里聽一次講解毛澤東詩詞當作語文課，偶爾在場院裡聽一次講解糧食囤體積計算當作數學課，除此之外，絕大部分的生活就是農業勞動、政治學習以及開會，包括參加生產隊的批鬥會，和農民一起批鬥當地的「地富反壞分子」。
我所在的排四十多名師生住進了東宋各莊的八九戶農家。我和班主任陸錫元老師以及兩位同學，住的是先進農民夫婦「一對兒紅」家。
「一對兒紅」是隊裡授予的榮譽稱號。在我的記憶中，這對夫婦上工、下工，頻繁開會，生活得匆匆忙忙，關係很和睦。「紅」在哪呢？只有一個畫面至今依舊清晰：炕上擺著小炕桌，桌上擺著簡樸的飯菜，夫婦倆脫鞋上炕，並排站好，兩顆頭幾乎碰到頂棚。手中都握《毛主席語錄》，默契地對著糊滿牆壁的領袖像揮動，先呼喊三個祝毛澤東「萬壽無疆」，再呼喊三個祝林彪「永遠健康」，然後放聲高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那首歌，拍節拖拖沓沓，末句「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唱完，無言地坐下，拿起筷子端起碗吃飯。
學校勞改隊關押的教師們分給了九個教學班，也都被帶到了南各莊各村。我班分到了兩位女教師，一位叫余天靈，五十多歲，一位叫袁慧茹，四十多歲。我已經完全不記得她們當年的罪名了。她們分別和我的幾個女同學一起住在兩戶農民家。
同學們都是崇文區的平民子弟，沒有多少造反氣息，但也都直呼勞改隊隨班教師的名字而不稱她們為老師。農村辦學追求「田頭」形式，隨班教師的批鬥會有時就在田野里開。從住所喊出她們，由一兩人帶著走到地里站好，我們懶散地席地而坐，讀千篇一律的批判稿。聲音在田野里飛散，攏不起來，雲朵、飛鳥也干擾注意力，田頭批鬥會松松垮垮。在與勞改教師的共同生活中，鬥爭意識也在飛散，不知不覺，恭順的袁慧茹老師又被我們加上「老師」稱呼了。
袁老師身姿挺秀，面容和善，總是不聲不響。我得知她有四個孩子，最小的在上幼兒園，丈夫是軍隊裡的幹部。下鄉時倉促，她連褥子都沒來得及拿，嚴冬里只好睡光板炕席。睡在她旁邊的馮俊容同學發現了，就把自己的褥子橫起來鋪，讓給了她一半。不過同情需要壓抑，很是隱秘。
鋪半條褥子睡涼炕、體力勞動加挨鬥，袁老師終於病倒了，發著高燒，滿嘴燎泡，安靜地躺著。我去南各莊開會時，她叫住我，托我買張郵票寄一封信，信沒有封口就連同一毛錢交給了我。
走在去南各莊的路上，我很想看看她寫了什麼，不過我知道偷看別人的信不道德，所以走出很遠都沒有看。可是到底有一股抵制不了的好奇，快到南各莊時我還是把信取出來看了。
信是寫給她丈夫的，沒有幾行字。問了問孩子們的情況，便說：「我一切都好。革命師生對我很好，請放心吧。」她一句私密的話都沒有寫，也未提正在發高燒的事。記得這使我意外，繼而一陣難受。許多年以後回憶此事，我才清醒地認識了我和袁老師各自的身份，痛苦地想像出了她眼中的我。她絕無可能信任我，一位在押教師交給學生幹部代郵的信件，怎麼可能寫得真實呢？但她沒有想錯，因為我果然拆看了她的私信。
余天靈老師有幾分蒼老，嗓音尖細，湖北口音。她不像袁老師那麼順從，下鄉不久她就在集會、出工時經常告病。她向工宣隊劉師傅請假時，總是陪著笑說：「劉師傅，我腰疼，疼得都撐不起來了。」
「我說的是真的啊，我疼得都撐不起來了。」對著鐵板一樣的嚴肅面孔，甚至聽著喝斥，她也還是陪著笑反覆說「撐不起來」。結果，對她也沒什麼辦法。她的批鬥會只好擠在農民的屋子裡開。我們炕下炕上找地方坐下，念批判稿給炕上「撐不起來」靠牆坐著的余老師聽。她安祥地半閉著眼睛，表情意味深長。余天靈老師能看透我們這些「革命小將」，敢於消極怠工，儘量避免勞役對身體的傷害。
在離東宋各莊約一公里的西宋各莊，一一六中還開辦了一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毛澤東的這段話可在1968年2月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的社論《華北山河一片紅》中查到。設在西宋各莊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是當時的一個實例。根據2006年我對當年學習班負責人王玉璋老師的採訪，學習班裡最早的學員是東城區公安分局在磁器口抓獲的一批聚眾鬥毆的青少年，其中有不少一一六中的學生。一位周姓警官出面與一一六中校方協商，將他們押送到了西宋各莊，創立了這個學習班。周警官有時來檢查督導，校方則派教師許寬、王玉璋負責日常管理，還指派一名保衛排的學生擔任了學習班班長。學習班關押的青少年有崇文區的，也有宣武區的，人數最多時近百，最少時也在五十人上下。
當年，我們私下稱這個學習班為「幫教班」，但沒有人關心它的內情。許多年以后里面的實情才傳出來。那裡強迫勞動，剝奪人身自由，告密、私刑、唆使群毆「自我教育」，實際上是一座青少年勞改營。
我永遠自責的是，我的一位同學僅僅因為與許寬老師發生了爭執，竟也被關進了這個學習班。我目擊了做決定的過程，但緘口不言，沒有提出異議。
那一天班主任正召集我和兩個學生幹部議事，許寬老師走過來說，「星期天不能進校，×××還非要進來拿紙，說要畫毛主席像。這小子和我吵，太狂。讓他收拾收拾，明天去西宋各莊幫教班報到！」由於頂撞老師，一個同學就這麼進了幫教班，關押了三個多月，那時他十五歲。他家裡沒有人來學校講理，也沒有人敢去西宋各莊找他。他的「出身不好」。
以學習的名義行專政之實，是那個時代的一大發明。它有效地規避了法律、法規，賦予了以組織名義對個體進行專政的權力。中華大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也曾橫掃過「小流氓」，甚至連不是小流氓的青少年也糊裡糊塗地被掃了一把。我還目睹了另一個無辜青年被關進了西宋各莊的幫教班。他是北京戲曲學校的學生孫大東，年齡略比我們大一些。
我們在東宋各莊「農村辦學」時，北京戲曲學校的一批學生也在那裡參加勞動。有一次我們都照例參加東宋各莊村民的批鬥會，鬥幾個村裡的地主、富農。突然有人上台揭發戲曲學校的孫大東。原來，孫大東讚美了台上被鬥地主六歲的小孫女。
那個小女孩非常美麗，我們都驚異地議論過她的美貌。但孫大東的話更多，他高聲大氣地嚷嚷：「看啊看啊，看這小姑娘，她美得好像天仙，看她的眼睛啊，就像會說話似的，含著多少感情哪。」這些話在批鬥會上一被揭發，台下立刻響起一片「流氓、流氓」的叫罵。孫大東站起來爭辯，幾個民兵撲上去抓頭髮扭胳膊，把他往台上揪。可孫大東學的是京劇武生，他敏捷地施展了拳腳工夫，四五個人根本制不住他。會場一片大亂，又撲上去些「貧下中農」。混亂中，突然有人亮出當年屢試不爽的殺手鐧，厲聲喝問孫大東「你什麼出身」，沒想到孫大東昂起被摁下去的頭，響亮地一字一頓作答：「革、命、干、部！」他偏偏根紅苗正！發言者一時詞窮，提高音量再次喝問「你什麼出身」，孫大東也再次傲慢地回答「革命幹部」，聲音更加哄亮。發問的人卻不知道收場，中了魔咒似的不肯放棄他的蠢問題。於是「你什麼出身」、「革命幹部」這問答一遍遍重複，成為那次批鬥會的全部聲音，直到把掙扎的孫大東拉上台去摁到地上，又七手八腳拖走。
孫大東押往哪裡了？他被送進了一一六中西宋各莊的幫教班。那裡關押著眾多的「小流氓」，調動他們能煞他的威風。
關於那個年代北京「小流氓」的事，邊作軍先生寫過周長利之死，其他，我在書中見過劉輝宣的一段話：
「……（1966年）九月，似乎折騰夠了，紅衛兵運動突然沉寂下來，卻與社會上的流氓發生衝突。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這才是真正血肉橫飛的時刻。這些流氓是由當地派出所協助抓獲的，有案可稽。各學校一時人滿為患。四中抓了三十個，關在一個小院裡。我自然也參與了。這恐怕在人類社會史上前所未有。在大約半個月內，北京紅衛兵掃蕩全城大打出手，傾泄我們無情的暴力。北京城裡究竟打死多少齷齪之輩誰也不知道。」（《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的北京四中》p62，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1）
讀到當年的紅衛兵對1966年9月「血肉橫飛」的供認，我覺得一一六中在西宋各莊曾有那樣一個幫教班也不足為奇。當年監禁的青少年絕大多數都有父母，為什麼就沒有一位父母去過西宋各莊探望他們？2006年我採訪負責人王玉璋老師時問了這個問題，他沉吟片刻，含混地回答「誰敢哪」。劉輝宣發表文章的時間已是2011年，仍統稱遭受暴行的人們為「齷齪之輩」，這使我的疑問似乎有了解釋。
1969年夏天，一一六中歷時大約七個月的農村辦學虎頭蛇尾，無果而終。師生撤離南各莊公社各村，又「搬」回了城市。繼而，上山下鄉的大規模動員來勢洶洶。九月，我和同學們作為北京的69屆被「一鍋端」，送到了內蒙古、黑龍江和雲南邊疆的生產建設兵團，加入了「知識青年」的行列。
如今，一一六中已經併入了北京五十中，它的校舍在城市建設中也被拆除了。想不到有位叫馬克·呂布的法國攝影家在1971年拍下了一幅課堂特寫，將一個面帶成人表情的少年和一張擺放《毛主席語錄》的課桌定格，用鏡頭記下了沒有課本的年代。我上的就是沒有課本的中學。感謝這張照片，我無法遺忘但敘述得枯燥的種種荒誕和匱乏，以及我希望喚起人們注意的事實，終於找到了一個可視的畫面。
2021.0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