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從來沒有英明偉大的領袖，只有被神化且權力不受約束的野心家
2022年4月27日，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評估習近平的干涉和顛覆法」（Assessing Xi's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ct），英文縮寫剛好是「AXIS Act」，即《軸心法》。很湊巧，這個簡稱正好類比二戰時期德義日（法西斯主義）「軸心國」，也類似2002年1月美國前總統小布希國情咨文中，以「邪惡軸心」（Axis of evil）指稱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朝鮮等「支持恐怖主義的政權」。偉哉！習近平將「冠名」登上美國法律，享有連二戰時期受到世界「最高敵視」的希特勒都無法獲得的政治待遇。然而，此一趨勢絕非中國之福，而是中國悲劇的未來。
這種「中國悲劇」，既非承包也非代工，而是「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也就是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儘管法案須經參眾兩院通過並經總統拜登簽署才生效，法案也以進行式的「評估」（assess）而非「反對」（anti）或「制裁」（sanction）為執行形式，重點亦在監視俄烏戰爭期間中國是否「偷助」俄羅斯，以致破壞美國制裁俄羅斯的行動，但以他國領導人「冠名」一項負面性法律，在美國法律史上實屬罕見。由此可見，法案對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具有很強烈的個人針對性，也顯示美國對中國已經「忍無可忍」，中美關係將持續惡化、難以回春。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習近平！
2022年5月23日起，《新華社》推出了50集的微影片《足跡：一路走來的習近平》，內容跨越40多年習近平的從政經歷，很顯然，這是中共在20大以前對習近平的「造神運動」。據香港《明報》報導，習近平在19大獲得「核心」的稱號之後，將在20大獲得「領袖」的尊稱，也就是繼毛澤東之後第二位獲得「領袖」稱號的黨國領導人。
毫無疑問，習近平被視為自毛澤東以來中國最強勢的領導人，不僅強力統治中國，更想改變國際、稱雄世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5月26日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中國政策演講中，把習近平定義為「對內壓迫、對外好鬥」的獨裁者。特別是習近平以「中國崛起」而斷定「東升西降」，斷定專制必將戰勝民主，進而敵視西方、對抗美國、壓迫台灣，並且在俄烏戰爭中支持侵略的俄羅斯，乃至與流氓政權（北韓、緬甸、伊朗、委內瑞拉、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結合，沆瀣一氣，同流合污。
三個習近平，各個不相同
習近平有三個，一是福建時期，二是浙江時期，三是北京時期。三個時期，各不相同。福建時期以親民著稱，我在這一時期見過習近平，其人低調沉穩、城府很深，但也能輕鬆漫談兩岸關係與台商投資；浙江時期以勤政聞名，精於調研與查訪；然而，北京時期則完全變樣，以剛愎自用、獨斷專行而名揚世界；面對當前這位國家領導人，中國境內無人願意勸說改變，無人斗膽說出逆耳忠言，人人揣摩上意、加碼錶忠。
一般預估，習近平將在2022年秋天順利續任第三任期，未來五年或十年，習近平將決定並改變中國的命運。在一人獨攬中國發展道路，一人凌駕法律之上體制下，中國未來的命運將是一場「零和遊戲」，一個「一人獨尊」與「一無所有」之間的戰爭，一場自懸孤立、與世對決的生死對抗。
進入北京權力巔峰的習近平，對照於福建經驗和浙江施政的習近平，判若兩人。在北京，圍繞在習近平身邊的智囊或策士大約有三種人，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反美仇外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純粹武力的軍事冒險主義者。這三種人合成了一種思想：習近平主義，一種「硬漢打鐵」，一種標舉「唯我正確」，一場號召民族復興而稱霸世界的夢幻組曲。
習近平的「新毛澤東主義」
習近平主義是一種「反鄧小平的新毛澤東主義」。這裡所謂「新」，是指習近平將把毛的階級鬥爭國際化，把毛的「反蘇修」倒轉為「聯俄反美」，把鄧的「韜光養晦」倒轉為「戰狼外交」，在經濟上把鄧的市場社會主義扭轉為黨國資本主義。
定於一尊的習近平主義，這種混和了大一統意識、專制威權政體、民族沙文主義、狂熱愛國主義的大雜燴，一舉掃清了鄧小平以來主張市場開放、和諧世界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自由派，拋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理性外交，打擊所有「妄議中央」的批評家，壓迫「非漢」的少數民族，不斷升高兩岸軍事緊張，豢養一群御用學者和五毛粉紅，打擊以馬雲為代表的創業資本家，堅持「清零」卻清出了視百姓如芻狗的官僚嘴臉，造就了14億「聽黨由命」的韭菜百姓，以及一個被視為世界公敵的新中國。
習近平主義：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
以西方的語言來說，習近平主義又叫「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最大的兩個特徵是：獨裁與好戰。義大利哲學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95年在《紐約書評》發表《永在的法西斯主義》（Ur-Fascism）一文，指出法西斯主義的特點，包括把異議視為叛國、反對外來者、對傳統的狂熱崇拜與拒絕現代思想、排斥多元與差異、用陰謀論讓追隨者產生危機感、男性沙文主義、喜歡展示武器的英雄崇拜、領袖主導的民粹主義、以教條壓制獨立的批判性思想等等。
所謂「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是指發生在中國境內的如下徵狀：以「反腐」為名而肅清政敵和打擊敵對派系的政治鬥爭；解構「集體領導」改以「習核心」為最高領導的一人領導制；不容分享權力、不許批評，只能「眾星捧月」的共產黨專政；崇尚不怕犧牲，英勇鬥爭的英雄主義；高舉毛澤東「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領袖崇拜；強力壓制並把異議知識分子定為「叛國者」；以「東升西降」為口號的反西方路線；建立「世界一流軍隊」、「能打仗、打勝仗」的強軍擴張政策；以強調集體服從、漠視個人生命價值的高壓「維穩」；以非證據和非針對性的「泛－反恐」為名，在新疆鎮壓維吾爾族人的「國家恐怖主義」；以「社會信用」為名，廣布街頭監視器辨識人臉的社會管控；堅持病毒「清零」的粗暴防疫與踐踏人權；網路監控、刪號、屏蔽、封鎖真相、壓制反對意見、羅織公民記者的數位極權主義；編造一個「歷史虛無主義」名詞，打擊一切「與黨不合」的學術爭鳴；以「說好中國故事」為名，實則製造假訊息、假故事，試圖解構西方價值觀念的「大外宣」；載入教科書，人人背誦「習思想」的個人崇拜。換言之，習近平主義完全符合安伯托.艾可所述的「法西斯主義」內涵，也就是「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
習近平為何仇視西方？
儘管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受到了毛澤東極不公平的待遇，包括政治上「反黨」的誣陷以及遊街示眾的羞辱，但習近平依然對毛澤東抱有「斯德哥爾摩效應」的人格崇拜，凡事求「過硬」與「大全」，重視權力與控制，堅持「反美帝」，具有強烈的「唯意志論」色彩，其對防疫「清零」的堅持，猶如當年毛澤東對「大躍進」的頑固。基於一種黨國領導人絕不可批評的思想，在19大六中全會第三個歷史決議中，顛覆了黨史上對毛澤東錯誤的評價，採取了文過飾非的立場。
作為「紅黑兼具」的政二代，習近平不是常人，而是一個「黨人」（partisan），性格上具有很強的控制欲、虛榮心與排外性；在其所有談話與政策中，最重要的關鍵詞就是「控」：防控、監控、管控、嚴控等等，即使例如青少年每天應該花多少時間玩電玩遊戲，他要管一管，男性藝人是否過於女性化，也要管一管；在這種「全面管控」之下，中國已成為「14億國民，一種習近平思想」的一言堂社會！。
習近平認為，黨性、黨權、黨紀、黨風、黨魂，應該超越個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個人的價值必須附隨或綁定在黨的輝煌之上，個人在黨的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也就是「黨性高於人性」、「黨權高於人權」；他對人民「對黨絕對忠誠」的要求，已經到了一種歇斯底里的欲望，因為這是所有極權統治不可或缺的人性材料。而所謂「黨性」，沒有別的，就是自覺地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無條件聽命於黨中央。西方社會所謂普世價值、言論自由、人權保障、多元主義，習近平一律視為「反黨思想」，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中國不需要西方人權「教師爺」，就是一句仇視西方的陝西土話！
所謂「西方」，就是反華
習近平並非不讀書，但讀的只是例如「聯共黨史教程」、「毛澤東選集」、「習仲勛傳」等等，鮮少涉獵西方經典名著，知識框架停留在文革時代「唱紅歌」、「樣板戲」的工農兵水平，以「延安窯洞」看世界，以蘇聯解體的經驗治黨、管黨，以「井岡山經驗」治國理政，以「長征思想」、「抗美援朝」塑造愛國主義。習近平缺乏西學素養，對西方社會的正面性認識不足，不諳民主科學，缺乏對西方價值的基本尊重，因而養成了一種系統的「西方敵對論」。在習近平眼中，「西方」是一個19世紀觀點，西方就是境外反華勢力，是一個墮落世界、敵對領域、反華陣營，是欺侮中國人的帝國主義兇手，是阻礙當今中國發展的頑固仇家。在中國積弱不振之時，中國被迫學習西方、屈就西方，但在中國強大以後，中國就必須反制西方、對抗西方。在習近平腦中，充滿超英趕美、世界大國、東升西降、「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詞彙，甚至以為有了14億隻愛國應聲蟲，外加血脈賁張的「五毛」，就可以擊敗美國、稱霸世界。
中國夢：21世紀的中國噩夢
以貸款協助他國基建為名，實則在世界各地製造「債務陷阱」（debt traps），謀奪他國稀有資源和戰略位置的「一帶一路」；以替世界未來新秩序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為口號，實則對美國勢力邊陲地區進行迂迴包抄戰略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由中國倡議並由中國「做莊」，充當中國殖民主義「傳銷產業」的「亞投行」，以「再教育」之名關押勢單力薄的維吾爾人進行思想改造，以國安之名對香港民主運動進行粗暴鎮壓和秋後算帳，以主權之名對台灣「全年無休」的軍機騷擾。這些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中國夢」，結果都是出乎意料、適得其反！
「一帶一路」使受援國深受環境破壞、資源掠奪與中國血汗企業剝削的痛苦，以致各國重新反思中國種種不公正契約帶來的新殖民主義（當前斯里蘭卡瀕臨政府破產就是一例）；「亞投行」在面臨債務風險之際，效益不彰、無利可圖；對維吾爾族人的所謂「再教育營」，引起世界各國的反對與制裁，對歐洲國家的濫施反制裁導致中歐貿易協議與政治關係陷入冰點，新疆「種族滅絕」罪名成為世界看待中國的「關鍵詞」；鎮壓香港使「一國兩制」入土為安，昔日榮景一去不返，外國資本逃之夭夭，也使中國對台政策失去一個可能選項；至於天天光臨台灣的軍機騷擾，則使台灣強化國安意識和戰備提升，更使美國加碼對台軍售，「抗中保台」政策逐步戰略清晰化。
以香港來說，只說一點就已足夠。5月30日習近平在北京接見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時說道：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獲得舉世公認的成功。毫無疑問，習近平是一個以人民災難而自我感動的人！
再說新疆問題，習近平有什麼權力可以決定1162萬維吾爾族人的生活？習近平有什麼資格決定台灣2300萬人的命運？
地方治理與中央領導，完全兩個樣
然而，習近平並非沒有政績。梁家河插隊設籍時期，粗茶淡飯、苦守寒窯，與農民相處良好，這段勞改經驗，所謂「刀在石上磨，人在難中練」，養成了習近平「農民能吃苦、國家也能吃苦」的「農民治國意識」，塑造其「扛200斤麥子，十里山路不換肩」的超人神話，喜歡用陝西土話、文革術語來定義當下世界局勢。
福建時期，習近平在打擊幹部特權、發展山區經濟和招商引資方面頗具成效。福建多山，習近平提出了「山海聯動發展」，把資金、技術、物資、勞力等資源在沿海發達區與山區腹地間進行優化配置，使山區企業直接進入沿海市場，推上對外開放的前沿位置，縮短與沿海的經濟距離。習近平2002年離開福建時，福建的GDP由1985年全國排名第17，上升至第10，占全國GDP比重也由2.22%上升到3.71%，福建並因此確立為「外貿大省」的地位。
浙江時期，在城市發展方面頗為著稱。習近平提出了「八八戰略」，連接上海「長三角」發展區域經濟，提出「學滬蘇之長，北接上海，東引台資，參與長江三角洲的發展」，所謂「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其每夜書寫的「之江新語」記錄了浙江施政新藍圖。習近平主政浙江時期，浙江的GDP穩居全國第4位，其占全國GDP比重從2002年的6.65%，上升到2007年的7.06%。
然而，到了北京的習近平除了完成一個「（假）脫貧」之外，性格與政策完全變了調、走了樣，過往的成績不足以彌補今日的失誤。坐上權力高位的習近平，日趨封閉和偏聽，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身邊幕僚儘是「窩囊」的智囊，官方媒體儘是「學舌鸚鵡」的傳聲筒，底下儘是揣摩上意的樣板官僚，這種「侍從政治」（client politics），讓習近平變了臉、換了腦袋，走上偏執獨斷和對抗世界的錯誤之路。毀了改革、誤了中國。
清零，21世紀的「中國愚昧」
由於仇視西方，一切「以黨掛帥」，習近平既不重視經濟，也缺乏西方科學與現代經濟學知識。最近熱傳所謂「李升習降」，特別是5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緊急召開10萬人參加的「全國穩住經濟大盤視訊會議」之後，被外界視為「習李分裂」的徵兆。但實際上這只是李克強取回早被習近平奪走的經濟治理權，以「救火隊」的身份，挽救習近平不顧經濟後果、無視封城之下人民生計的清零後遺症。
雖然「清零」並非病毒防疫不可採行的選項，但中國的「清零」政策，沒有人道的考量與尊重，不是依據科學事實與公衛知識，沒有區分病毒變種的不同型態與輕重之別，只是一味採取「文革式防疫」，一種不惜代價的蠻幹。這種「只有隔離，沒有治療」的粗暴防疫，習近平卻一再宣稱，中國取得了比西方更優異的抗疫成就，認為二個月的武漢封城，證明中國是世界唯一清零成功的國家，認為「打好武漢保衛戰」，也能「打好上海保衛戰」。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防疫既要看數字，也要看成本，更要依循科學規律。當清零所產生的「次生性災難」和經濟損失遠大於清零的效果時，清零政策就本身是不可持續的（unsustainable）。當全世界都開始採取與病毒共存，讓經濟生產正常運行之際，只有中國逆風而行，其目的只有一個：以清零證明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
2022年5月5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宣稱「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再次強調堅持嚴格的防疫政策，並要「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儘管沒有人知道究竟是黨的什麼性質和黨的什麼宗旨，決定了中國的防疫政策，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是「習近平性質」所決定的。一場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問題，變成了政治鬥爭問題！習近平宣稱：「清零是科學而有效的」，不知習近平所說的「科學」是哪門子的科學？
習近平一聲令下，中國陷入嚴厲封城的災難之中。據說不封城可能造成更多人的死亡，但封城肯定使經濟陷入一攤死水。中國疫情的癥結在於：中國國產的疫苗質量不佳，防護力不足，老人接種率低下，同時又不願進口西方防疫力較高的mRNA疫苗，以致中國的集體防疫覆蓋面十分低落。令人疑惑的是，既然接種率不足，為何寧可天天檢測、反覆篩檢卻不順便打疫苗？另外，以公安和志工為主體的防疫人員素質低落、極端無知，不懂病毒只會人傳人，不會物傳人，乃至發生撲殺貓狗、銷毀物品、亂扔盆栽等等無厘頭防疫，似乎只要穿上白色防護衣，就擁有侵門踏戶、出言恐嚇的權力。然而，中共宣傳機器卻以「北京靜默」、「鄭州休息」、「全域靜態管理」、「原地相對靜止」等等文青浪漫語言，以中共慣用的文字遊戲和宣傳魔術，掩飾嚴酷的封城事實。似乎，除了粉飾，無法太平，人類醫學積累的科學事實遠遠比不上習近平一人的政治決斷。
面對新冠病毒，習近平採取的是一種「運動式治理」、「法律武器化」和「官僚獨斷化」，這就是毛澤東主義的重現，延續中共統治的內在慣性和路徑依賴。而所謂「治理」，實質上就是「控制」。在這種「疫情政治化」之下，充分暴露習近平對社會控制與政績誇耀的興趣，遠大於進口和接種更好的疫苗。實際上，清零清除不了病毒，卻清死了經濟，也清出了中共的體制暴力。
在上海「清零」中，居然有防疫警察手持來福槍來回巡邏，號稱所謂「防疫維穩」，居然有防疫警察用掛帶利刃的鐵刺網將社區層層包覆，居然有「一人得陽，全樓拉走」的極端作為，居然出現防疫人員破門或翻窗「入戶消殺」的盜匪行徑；而所謂「消殺」，竟然是打開居民家中的冰箱，直接噴灑大量的消毒水，乃至電擊棒伺候，連拉帶拖，把居民強制帶往隔離！如此景象，宛如重演文革「武鬥」，再現「紅衛兵抄家」。
由於足不出戶，清明假期上海沒人祭墳，而是關在家裡躲病毒。微博一帖「封城詩」寫道：
清零時節淚紛紛，核酸出陽欲斷魂，
借問物資何處有，大白遙指沒一村。
有一個上海人在微博上留言：只要不是死於新冠，怎麼死的都可以！
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
一個被稱為「史詩級對話」的視頻顯示，一群防疫警察（又稱「白衛兵」）闖入民宅，要把一對核酸陰性的年輕夫婦強行拉走隔離，在遭到拒絕後竟出口威脅「你要是不走會受到行政處罰，影響你三代」，年輕的小伙子冷靜地回答：「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這是一句哀莫大於心死的回話，不惜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罪名，對如此暴力防疫表達悲涼的反抗。這意味中國年輕世代準備以「斷子絕孫」，一種早已不對未來抱持任何希望的厭世態度，來表達對黨國「絕我後代」的抗議！
不僅如此，習近平既要堅持清零，導致經濟活動關廠停擺，又要下令今年的GDP必須超過美國，這種「既要雞生蛋又不給雞吃飯」的矛盾主張，不知如何實現與達成？
實際上，姑且採信中國的統計數字，中國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的死亡總人數，遠低於因病或意外死亡的總人數，對比之下，為了降低新冠死亡人數而堅持清零，意義何在？這種清零思維，豈不等同於被蚊子叮咬就開刀動手術？真實的情況是，習近平的目標不在於清除病毒，而是把清零當作「個人政績」與「連任籌碼」。比起習近平的連任之路，底層人民的生命與財產，不過就是「韭菜命」，怎能與習近平20大之後的「英明領袖」相提並論？
階級鬥爭的國際化
「新毛澤東主義」的要素之一就是把階級鬥爭國際化，把國際關係視為國家鬥爭關係，把國際組織是為國家爭權的工具，把外交記者會辦成吵架大會，所謂「戰狼外交」就是由此而出。自習近平上台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普遍反感與反制，戰狼外交功不可沒！
習近平2019年曾經親筆下條子，要求外交官面對中美關係惡化等國際挑戰，必須立場強硬，展現「鬥爭精神」。於是外交鬥爭執行官外交部長王毅，就帶領一批戰狼外交官在世界各地衝鋒陷陣。王毅在一次論壇中高姿態的表明中國的「對美政策」：「要對話可以，但應當平等；要合作歡迎，但應當互惠；要競爭無妨，但應當良性；要對抗不懼，將奉陪到底」。不到三個月，美國國安會印太協調人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也做出回應，表明美國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終結，美國對中政策改變的核心因素就是習近平本人。坎貝爾指出，習近平對經濟不感興趣，非常講意識形態，同時寡情薄義。實際上，戰狼外交無法建立國際友誼，完全無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國際形象，只有樹敵，沒有朋友。
中國的「數位集權主義」
許多人把中國稱為「牆國」（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因為中國建立禁止其人民登入境外網路和獲取訊息的防火牆－「網路長城」，並且通過嚴密的網路審查，封鎖和刪除一切官方看不順眼的言論，甚至利用手機應用程式、生物數據收集系統、人工智慧、大數據等等數位科技，監控和追蹤人民，以便牢牢控制中國人民的大腦與行動。
在習近平鼓勵並推動網路監控之下，中國已成為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1984》裡的「老大哥國家」。2013年8月，習近平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中提出警告：「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網際網路『扳倒中國』……」；在2015年12月浙江烏鎮的「世界網際網路大會」中，習近平提出了「網路主權」的概念，也就是中國要依據自身的利益，建立中國式網路政策與戰略，把網路作為「超限戰」－認知作戰－的強大武器之一。
最新並深入個人的監控手段就是手機上的「健康碼」。這項技術可以根據地理位置、旅行史、核酸檢測結果和其他健康數據，生成特定用戶的檔案。當局依據健康碼顯示的綠、黃、紅三種顏色，決定居民所有行動的許可或禁止。健康碼還可用來追蹤政治異議份子，反對者一有不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尋釁滋事罪」兩項罪名，立刻找上門來，扣你頭上。
牽手俄羅斯，自找孤立與自絕世界
自近代以來，俄羅斯先後通過《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塔城界約》、《伊犁條約》、《科布多塔爾巴哈台界約》、唆使唐努烏梁海獨立、占領黑瞎子島、唆使外蒙獨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從此脫離中國，乃至中共執政之後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等等，截至1945年止，俄羅斯總共謀奪了中國領土總共588萬3千8百平方公里！對於這個真正侵略中國的最大帝國主義者，習近平竟與之簽訂「中俄聯合聲明」。只讀「黨史」卻不讀中國近代史的習近平，宣稱中俄兩國友好關係「沒有止境」，宣稱普丁是他「最知心的好朋友」！
與普丁「哥倆好」，除了擺出反美的虛張聲勢，被國際社會視為俄烏戰爭的「幫凶」之外，對中國無一是處！習近平以為俄羅斯必將「閃電攻占烏克蘭」，那麼中國也可以「迅雷奪取台灣島」。習近平的真實立場是：假挺俄、真反美。挺俄是戰術表演，反美才是戰略核心。直到西方國家對俄羅斯進行翻天覆地的制裁，看見俄羅斯在侵烏戰爭中一籌莫展之後，才驚覺苗頭不對，才發覺站錯邊、押錯寶，產生「今日制裁俄羅斯，明日懲罰中國」的危機感。但中國此刻已是過河卒子，即使想掉頭轉向也已為時已晚！
對中國戰略定位的誤判
習近平最大的偏失是對中國「國際角色」與「戰略定位」的誤判，此一誤判導致他矢志顛覆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但實際上，中國力不從心、大夢難圓。
從西方的視角來看，習近平被視為當今世界最大的「規則破壞者」（rule breaker），破壞黨內任期制度的規則、破壞科學防疫的規則、破壞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則、破壞普世價值與國際秩序的規則、破壞學術自由與知識分子地位的規則、破壞兩岸和平發展的規則，破壞民族平等與族裔自治的規則，最後，破壞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與信任。
從中國庶民的親身體驗來看，一場「清零」運動，清出了人民對共產黨本質潛在的嫌惡與鄙視，清出了對黨國暴力的體驗與覺悟，破壞了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當中國面臨人口負成長的危機之際，年輕世代卻以「不生不育」來終結自己被奴役的一生，乃至發出「後代不做中國人」的終極絕望之時，中國未來的悲劇不言自明、可想而知。
對兩岸關係的嚴重誤判
習近平不斷強調以武力實現祖國統一，發動全年不打烊的軍機擾台，緊貼台灣航空識別區卻美其名為「常態巡航」，使得曾經百花盛開的「兩岸關係」變成「兩岸沒關係」。當然，習近平可以不在意兩岸關係的榮枯，不在乎台灣民主體制的存廢，但國際社會卻時刻緊盯、高度關注。
習近平僅僅以「民進黨執政=台獨」的簡化邏輯，以14億民意大於2300萬民意的大小對比，以「武統」做為對台政策的主軸，這是習近平對兩岸情勢「以對抗代替和談」和「軍事冒險主義」的嚴重誤判，將原先可以通過和平交流、經貿互惠、理性溝通、制度學習、民間友好等等「友誼政策」，實現兩岸自然趨近、多元融合、相互理解，乃至可能的統一形式，一掃而光、化為烏有。習近平只看到解放軍是否具備攻台能力，卻看不見美國及其盟友保衛台海安全的意志；習近平堅決實現祖國統一的意志，卻不知美國同樣堅決維持其世界領導地位的力量。習近平只知「台灣問題」對中國非常敏感，卻不知台灣問題對國際社會一樣敏感！
習近平不知，台灣海峽不是中國的私人後花園，而是人來人往的交通要道。習近平不知，「一國兩制」何以在台灣失去民意市場？習近平也不知，民進黨為何可以不訴求政績，只要喊出「抗中保台」就可以贏得執政？
俄烏戰後，西方全力圍堵中國
無論俄烏戰爭結果如何，牽手俄羅斯的中國必將成為「連坐制裁」的對象，承受來自美、加、英、歐、日、澳、紐、印「新八國聯軍」的圍堵，面對「國際抗中統一戰線」的圍攻。美國連續作出數十個制裁中國的法案，歐盟與G7也連番以中國為敵，波羅的海三國採取「離中挺台」的外交政策，德國逐步採取與中國市場脫鉤，「四方安全對話」（Quad）劍指中國，「英美澳安全協議」（AUKUS）旨在遏制中國軍事擴張，「五眼聯盟」則緊盯中國一舉一動，國際資本與外資企業紛紛撤離中國。連日本也關切台海安全而積極推動圍堵中國的東亞安全戰略。中國已經處於四面楚歌、八方為敵的困境之中。在日本政府前後兩年（2021-2022）公布的《外交藍皮書》中，日本批判中國對普世價值的蔑視和地緣政治的擴張，警告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冒險，宣稱中俄聯手是世界和平的亂源，直指中國是日本最大威脅。
習近平這種自找孤立、自找制裁、自絕世界的領導人，不是什麼「核心」，也不是什麼「領袖」，而是一場「大國悲劇」的編劇與導演。世界所有的人為災難都是來自獨裁者的野心。習近平腦中的「毛主義遺緒」和「世界第一的大國意識」，是一切錯誤的總根源。直到今日，中國始終自欺之後而自信，依然看不到這個錯誤根源得到反思與糾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