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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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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父親說,五十年代初有個叫王玉珍的農村姑娘,因家庭糾紛從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見那官司曠日持久,她落腳到我家當保姆。那時我們住東交民巷外交部街1號,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沒幾步路。王玉珍身強體壯,嗓門洪亮,帶孩子洗衣服搞衛生買菜做飯全包了,根本不當回事。據父親說,每天下班都看見她坐在家門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輪流餵飯。父母白天上班,無人替換,估摸每回開庭我們都跟著對簿公堂。兩年後,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們哥兒倆已經滿地跑了。

(一)

1957年底,我們家來了個新保姆,叫錢家珍,江蘇揚州人。她丈夫是個小商人,另有新歡,她一氣之下跑到北京;先住後母家,不和,下決心自食其力,經父母的同事介紹來到我家。錢阿姨和我互為歲月的見證——我從八歲起直到長大成人,當了建築工人;而錢阿姨從風韻猶存的少婦,變成皺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開放前,父母的工資幾乎從未漲過,每月總共239元人民幣(對一個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錢全部交給錢阿姨,由她管家。

錢阿姨不識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記帳的任務自然而然落到我頭上。每天吃完晚飯,收拾停當,我和錢阿姨面對面坐在飯桌前,大眼瞪小眼,開始家庭經濟建設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個16開橫格練習本,封皮油漬斑斑,卷邊折角,每頁用尺子畫出幾道豎線,按日期商品數量金額分類。錢阿姨掰著指頭一筆筆報帳,並從兜里掏出毛票鋼蹦兒,還有畫著圈兒記招數的小紙條。那些圈兒,依形狀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讓人想到原始符號。

對我來說,這活兒實在令人厭煩,一年365天幾乎從未間斷,如果間斷那麼一兩天,得花上更多的時間精力找補才行。我貪玩,早就像彈簧躍躍欲試,隨時準備逃離。錢阿姨先板臉,繼而拍桌子瞪眼,幾乎每天都不歡而散。其實這帳本父母從未查看過,錢阿姨也知道,但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還有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就是代寫家書。關於錢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總嘮叨自己是大戶人家出身,有屈尊就駕的言外之意。說來她素有潔癖,衣著與床單一塵不染;再有她每回擇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這倒都是富貴的毛病。

錢阿姨有個異母同父的妹妹,接她的揚州來信是頭等大事。為確保郵路暢通,她張羅著給郵務士小趙介紹對象。可候選人不是農村戶口,就是缺心眼兒。每次相親我都在場,真替小趙捏把汗。說來還是錢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會等級被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了。小趙變老趙,單身依舊。

錢阿姨幹完活,摘下圍裙套袖,從枕下抽出剛抵達的信。我展開信紙,磕磕巴巴念著,遇生字就跳過去。錢阿姨聽罷滿臉狐疑,讓我再念一遍。接下來是寫回信。上小學二年級時,我最多會寫兩三百個字,實在不行就畫圈兒,跟錢阿姨學的。好在家書有一套模式,開頭總是如此:「來信收到,知道你們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時間久了,才知道錢阿姨的妹妹也有「槍手」,是她女兒,跟我年齡相仿,後來去江西插隊。有一陣,我們同病相憐,通信中會插入畫外音,弄得錢阿姨直納悶兒。

(二)

錢阿姨雖不識字,但「解放腳」,不甘落後,可要跟上這多變的時代不那麼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會變得可疑,特別是在文化革命的動盪中,甚至有政治風險。

1958年夏,「大躍進」宣傳畫出現在毗鄰的航空胡同磚牆上。那色調讓夏天更熱。在變形的工人農民代表的焦灼注視下,過路人全都跟賊似的,六神無主。可對孩子來說,那是激動人心的日子,幾乎每天都在過節。

秋天到了,在我們樓對面那排居委會的灰色平房辦起公共食堂。錢阿姨響應黨的號召,撂下我們兄妹仨,套上白袍,一轉身飄飄然進了食堂。她簡直變了個人兒,眉開眼笑,春風得意。一度,濃重的揚州口音飄浮在混雜的普通話之上,不絕於耳。

錢阿姨仍住在我家,對我們卻愛搭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約在先,還是單邊決定?那架式有隨時搬出去的可能。我們仨全都傻了眼,別無選擇,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體會到錢阿姨的解放感——獨立,無拘無束,集體的空間和友情。

食堂沒幾個月就垮了。錢阿姨脫下白袍,戴上藍套袖,回家生火做飯。她整天哭喪著臉,沉默寡言,時不時站在窗口發愣,背後是炊煙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後,老天爺又跟她開個玩笑。1966年夏,文化革命爆發。錢阿姨起初按兵不動,靜觀其變,直到一個紅八月的早上,她一躍而起,身穿土黃色軍裝(有別於正統國防綠),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帶,風風火火,把家門摔得砰砰響。她處於半罷工狀態,不再按點開飯,填飽自己肚子時順便把我們捎上。那一陣她忙著跳「忠字舞」,參加居委會的批鬥會,背語錄——她的困難是不識字,揚州話還繞口。那年錢阿姨43歲,或許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後掙扎,或許是改變命運的最後機會。

可沒多久,錢阿姨急流勇退,脫下軍裝,翻出藏青小襖,像更換羽毛的鳥,準備過冬。到底有何難言之隱?不知道,但可以想像:當一個小人物沖向大時代,有多少傷害埋伏左右?

父親的單位里貼出大字報,指名道姓,聲稱雇保姆是堅持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張,當晚與錢阿姨緊急商量,請她暫避,並承諾養老送終。錢阿姨若無其事,早上照樣用篦子梳頭,盤好髮髻。幾天後,她為我們做好午飯,挎著包里搬走了。最初還回來看看,久了,從我們的視野淡出。忽然傳來她跟三輪車夫結婚的消息,在那處變不驚的年代,還是讓我一驚。

一個星期日上午,我騎車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終於找到門牌號碼。那是個大雜院,擁擠嘈雜。有孩子引路,錢阿姨一掀門帘,探出頭。小屋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換的吊頂和窗戶紙。錢阿姨把我讓到惟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亂,說話磕磕巴巴的,終於問起她的婚事。

老頭子上班去了,她說。表情木訥。

令人尷尬的沉默。錢阿姨沏茶倒水,還要給我做飯,我推說有事,匆匆告辭,轉身消失在墮胎中。沒幾天,傳來離婚的消息,在家裡並未掀起什麼波瀾。據說離婚的理由很簡單:錢阿姨嫌人家髒。

(三)

1969年初,錢阿姨又搬回來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樓空:母親去河南信陽地區的幹校,弟弟去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我去河北蔚縣的建築工地,隨後妹妹跟著母親去幹校,父親壓軸,最後去湖北沙洋的幹校。

弟弟去建設兵團那天,父親到德內大街的集合點送行後回家,在樓門口撞見錢阿姨。她氣急敗壞地說:「要是保保(弟弟小名)找個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說了沒有?」「沒跟他說這個。」父親答道,「別追了,他已經走遠了。」錢阿姨仰天長嘆:「我的老天爺!」

1970年夏,我們工地從蔚縣搬到北京遠郊,每兩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轎車離開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錢阿姨圍著我團團轉,噓寒問暖,先下一大碗湯麵,用醬油、醋和蔥花做底料,加上一勺豬油,再煎倆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滿意足地看著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她一下子老了,皺紋爬滿臉頰額頭,還有老年斑,有照片為證。那是我拍的一張肖像照,為了辦戶口手續。要說這可是我的拿手好戲,苦練了好幾年,不過拍攝對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床單搭在鐵絲上作背景,再調節三盞大瓦數燈泡作光源,用三腳架支起捷克「愛好者」牌120雙反照相機,用快門線控制,咔嚓,咔嚓——我得承認,那的確是失敗之作,正如錢阿姨的評價——「像鬼一樣」。當然還有後期製作的問題。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給樓下的一凡,我們共用一台放大機。

一凡後來抱怨說,沒轍,底片曝光不足,即使用四號相紙也是黑的。接著他犯了更大的錯誤,把十幾張廢照片隨手扔進垃圾箱,不知被哪個壞孩子翻出來,貼滿各個樓門口和樓道窗戶上。錢阿姨就像通緝犯。這下把錢阿姨氣瘋了,到處追查,最後發現罪魁禍首是我。

在家閒得無事,她心裡不踏實,花了120元給我買了塊東風牌手錶。陰錯陽差,我收到父親的信,原來幹校又傳出閒話,正監督勞動的父親陳述難言之隱。錢阿姨一聽就明戲,於是告老還鄉。我們家最終未實現給她養老送終的承諾。

(四)

1982年春,作為世界語雜誌《中國報導》的記者,為采寫大運河的報導,我從北京出發,沿大運河南下,途經揚州。事先給錢阿姨的妹妹寫信,通報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採訪後,我來到她妹妹家。錢阿姨顯得焦躁,一見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卻沒有淚水。從她妹妹的語氣聲調中,能感到錢阿姨在家中毫無地位可言。我提議到她的住處坐坐。

沿潮濕的青石板路,我們並肩走著。錢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隨時會在大地上消失。所謂家,只是一小間空木屋,除了竹床,幾乎什麼都沒有。我帶來本地買的鐵桶餅乾,一台半導體收音機,這禮物顯得多麼不合時宜。

在她渾濁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對老年對飢餓對死亡的恐慌。她遲疑著囁嚅著,直到我告辭時才說出來:「我需要的是錢!」我傻了,被這赤裸裸的貧困的真理驚呆了。在大門口,夕陽從背後為她鍍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沒笑出來。我請她放心,答應回家就把錢匯來(後來母親匯了70元)。

大街小巷,到處飄蕩著錢阿姨講的那種揚州話。原來這是她的故鄉。

2009年04月13日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財經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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