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唐獎由台灣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梁捐資設立（尹衍梁還捐建了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遍及大江南北的大潤發超市便是尹衍梁先生的資產），設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法治等四項獎項。各獎項獎金５０００萬元新台幣(1250萬人民幣)，超越諾貝爾獎為全球目前獎金最高的學術獎項。
6月20日，唐獎第一屆漢學獎頒發給余英時教授，頒獎詞為：
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尊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2011年余英時先生獲「人文諾貝爾」之稱的克魯格獎後，《東方早報》對余先生的訪談。收錄在余英時《學思答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大國崛起」有誤解
東方早報：您贊同「大國崛起」的概念嗎？您怎樣理解這種觀點？
余英時：「大國崛起」作為一個概念是容易引起誤解的，好像說，整個世界永遠是被幾個「大國」管制，「大國」此起彼落是世界舞台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一切「小國」都微不足道，只有聽「大國」支配的分。這恐怕不是未來世界秩序的唯一表現方式，更不必說合理的、公平的方式了。
如果「大國崛起」的潛台詞是「中國崛起」，那麼問題更大，使人感覺到中國要取西方大國的「霸權」而代之。中國原有的「大同」觀念，重點在「仁道」不在「霸道」。這一點希望有人展開討論。
東方早報：在以前的採訪中，您不同意「下個世紀是中國」的看法，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您的這種觀點呢？
余英時：我不同意「下個世紀是中國」這樣的提法，其理由與我不贊成「大國崛起」、「中國崛起」這樣的提法基本相同。但並不表示我不希望中國在下個世紀變成一個富足、健康、公平、合理、文明……的國家。事實上許多西方國家，還有日本，似乎不可能忽然都停滯不動，等著中國超過它們。以文化、學術、藝術、內部秩序的安排等等而言，現有的先進各國都有很深厚的基礎，不是短期內便能完全趕得上，更不必說超過了。如果因為中國目前經濟發展很快，便作此豪言壯語，則難免「暴發戶」之嫌。
我們還要深入分析一下目前經濟成長的背後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是中國的科技、生產力已超過了西方各國？是中國的政治、法律、社會秩序上比西方更先進了？是中國的人文研究、一般文化教育和藝術成就已高於西方？這些問題似乎不能不先認真討論討論。
中國前途在革新
東方早報：有人形容您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學貫古今中西，一直著眼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當代研究和未來發展。結合對歷史的認識，您對當代中國的前途感到樂觀嗎？您認為中國的前途在於什麼？為什麼？
余英時：從歷史角度觀察，我對於中國前途既不悲觀，也不樂觀，而是冷眼旁觀，看中國究竟要走向何處去。中國的前途首先在於能不能在經濟快速成長的情形下，在國內建立一個公平、合理、和而不同的整體秩序。
中國前途最重要的便寄托在制度更新、文化創造等等動向之上。「內」是本，是體，「外」是末，是用。漢唐之所以成為盛世，成為「大國」，首先因為有了「文景之治」、「貞觀、開元之治」。這是先將中國內部事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政治、經濟、教育等制度都先安排好了，然後才有漢武帝的開邊、唐太宗成為東亞的「天可汗」。但這已是過去的歷史，無法照抄。以西方「大國」言，英美都是在憲政、法治、科學革命、思想創新等等方面奠定堅實的基礎，然後才能向外擴張。美國過去長期顧內不向外，所以有「門羅主義」，威爾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伸向國際事務，很快便遭到國內的反對，因而有「中立法」，不得對外開啟戰端，也不能插手其他國家的戰爭糾紛。羅斯福眼看英國可能被希特勒擊潰，也無法律援助助。如果不是珍珠港被襲，第二次大戰也無法出現。二戰之後，美國是被形勢所逼而成為世界兩大「霸權」之一的。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民族主義不能泛濫
東方早報：在美國居住這麼多年，您有沒有感受到國外對於中國或者中國人看法的改變？
余英時：美國這幾十年種族歧視的觀念變化很大。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我到美國的時候，常常聽說白種人不肯租房子或賣房子給有色人種。但今天已聽不到這樣的故事了。這是因為黑人的民權運動已在法律上取得真實的成就。歧視是違法的。中國人在美國的處境也在這一大運動下越來越好。個別白人也許偶然仍抱著種族偏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少碰到這樣的情況。
東方早報：您在著作中特別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您怎樣看待當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如何引導這種情緒使其促進中國的發展？
余英時：我在著作中並不特別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我僅僅強調中國有自己的民族傳統，不能完全拋棄掉，一切唯西方的馬首是瞻。我又認為中國傳統中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不健康的部分，不能一概論之。
中國對外來文化是比較開放的，佛教傳入中國，終成中國的「三教」之一，便是明證。十六、十七世紀基督教士到中國來，他們傳入了當時西方的天文歷算，也很得到不少士大夫的尊敬。我覺得民族主義是在國家受侵略時期所必須提的，一旦沒有外患，便不宜提倡高昂的民族激情。希特勒便是靠民族主義「崛起」的，其苦難已人人皆知。
我主張人人都認同自己的文化傳統，但又必須同時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這樣才能吸收別人的長處。如果採取極端的民族主義立場，那麼中國便必須放棄一切源於西方的科學與技術，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在個人層次上，我主張中國人個個都有一種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義今天不能泛濫為大規糢的、集體的「運動」。
知識人要做批評者
東方早報：您在以前的著作中指出，各個不同的時代，各有其知識人特為關注的問題。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使命感。那麼您認為，對於當今中國的發展，知識分子應當肩負怎樣的責任，應該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余英時：知識人在中國是從傳統之「士」轉變而來的，必然負有更大的使命。過去的「士」有特權，現代的知識人則沒有特權，但仍有監督、批評各方面的責任。過去提倡「革命」的人主要來自知識人階層，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今天不需要暴力革命，但社會必須改進。這個責任首先落在知識人身上。所以知識人不能再以「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心態面對巨大的權力和財富。扮演批評者的角色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知識人必須各有專業，在學術領域中不斷創新，提高中國的學術與文化水平。美國的喬姆斯基在語言學上是一代大師，但它批評美國政府和政策，不留任何餘地。我不一定贊同他的觀點，但我很尊重他的批判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