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先生在上海的企業自2014年以來就受累於中國日趨疲弱的經濟環境，他手下的員工已從巔峰時期的140號人削減到目前只剩下50人左右。
他前幾年就想結束生意，離開中國。在多年的經營中，他深深感受到對國家權力的失望，「我做實業的，要和各個方面打交道，儘管我的體量很小，就是和基層（政府）的人打交道，但我受到無理刁難的事情，例子就太多了。」孟先生的口氣似乎是想丟開某個令人嫌惡的東西。
孟先生實際三十年前就潤出去了，但多年來一直在國內經商。下一步，孟先生準備處理完資產，徹底離開中國，「你說像我們這種中國生、中國長的人，而且大部分是在中國受的教育，讓我到一個新的環境中去，確實不是一個首選。......但現在我對這裡是徹底失望了，我覺得我應該另外找一個首選。」
孟先生身家達幾千萬人民幣，他感嘆一聲，「總而言之，我覺得在這裡的生存環境很難。」但生存的慘烈與絕望在來自社會底層的令狐昌冰身上或許體會得更深。
初中都沒畢業的令狐十四歲就開始在社會上打拼，「就這裡去做一下服務員，那裡去做一下工廠，然後又去做包工的工程......但是給我的感覺是，不管你怎麼去選擇這些行業，你想要努力，想要上升，你是沒有機會的。」
令狐學歷低，在社會上難以立足，在底層掙扎讓他看到更多社會的幽暗，「如果真的是一個人努力就有用的話，這個社會努力的人多了去了。......你看一下那些首富，那些有錢的，哪個家裡不是當官的，或者就是有連帶關係的。」
內心充滿困惑的他滿世界尋找答案，2015年偶然在網絡上看到《世界人權宣言》，從那裡得到了啟蒙，開始理解自己和這個國家的命運，「沒有上升途徑就是因為權力過於集中，權力影響到一切；權力影響到一切，又是因為沒有監督機制，政府不分權，沒有新聞自由和媒體監督，不允許上街遊行，還有就是沒有選票。」
苦尋命運破題的令狐三年前因為偶然的機會從中國跑了出來，先後在菲律賓、杜拜等地短期待過，但感覺都不是自己理想的棲居地。他最後才輾轉中亞、歐洲、南美和中美州，漂流了十多個國家，到達美國。「自由是人權中的一項，我的理想國家是一個有人權的國家，」令狐這樣強調自己偷渡到美國的理由。
潤是為了安全感
小企業主孟先生、上海高樓里的白領黎冰和打散工的令狐在今天的中國,他們的選擇使得他們殊途同歸。在從中國到不同國家的路上正絡繹不絕地奔襲著不同背景、不同階層想潤的人。
不少網民把這一波大陸的移民潮比作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政之後到改革開放之前的逃港潮，文化名人張愛玲和剛剛去世的倪匡都是在這一波移民潮中到的香港。現在外界多認為，當年逃港潮的原因主要是飢餓、貧窮和政治迫害。
在基本生活物資並不缺乏的今天，飢餓似乎已經難以成為潤的主要原因。但權力高壓或政治迫害卻依然催迫著不同的人千方百計潤出中國。
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今年6月的最新數據，中國在海外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從2010年的7,732人，每年遞增，在2021年已達到118,476人，11年增長了14倍。這些尋求庇護者的目的國從美國到俄羅斯，從非洲到南美洲，其中尤以美國占了四分之三。弔詭的是，香港在2020年頒布《國安法》之後，已經難以成為大陸居民尋求政治庇護的目的地。
但政治庇護歷來都只是中國向外移民人數中的一小部分。日本的Y先生在移民諮詢行業也接觸到申請庇護者，但只占很小比例。他感覺，中國人這兩年移民主要是出於尋求安全感，「中國人在骨子裡是缺少安全感的，一切東西都沒有保障。他為什麼跑到另外一個國家？尤其是我的客戶，因為他迫切需要的是國外的身份。他不是來賺錢的，他要是為了賺錢，他早就來了，為什麼要拖到今天？」
上海的孟先生也感覺，來找他諮詢移民事務的人基本是為了謀求後路，「剛來諮詢的時候，我發現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是想到國外去生活，他們只是想準備一條後路。在萬一發生不測的情況下，我可以立刻走。所有人都是這個目的，甚至把資產轉移出去的想法都沒有」。
這些朋友都是來自孟先生的同一個階層，用他的話說，都是精英或准精英，但基本沒有在體制內工作的人，「所謂精英，最重要的是必須接受過良好的教育，目前有穩定的、良好的社會地位，這是兩個基本條件；再下去可以用資產來衡量。」在這些諮詢他的人中，資產最多的可達十個億。
獨立作家慕容雪村（推特圖片/Murong Xuecun慕容雪村@hawking197428）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目前旅居澳大利亞的作家慕容雪村認為，把今天的移民潮比作當初的逃港潮不無道理，「現在跟那個時代最大的不同在於，現在的人不至於為了吃飽一口飯而逃往國外。但相同之處在於，為了自由、為了安全，跟為了一口飯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差別。」他敏銳地洞察到，「對大多數人來講，離開之後，做哪國人並不重要，做不做得成人是最重要的。」
慕容把自己勸潤的行為看作是知識人作為社會守夜人的責任，是必須向社會發出的信號。而改變國家的責任，他認為應該由有影響力的人來承擔。他這次前往澳洲正是這種責任的擔當。
慕容說這個話的時候，他的窗外是墨爾本湛藍的天空。秋天已經到來，紅葉正渲染著視野的邊界。晴朗的日子裡，他常常能望見幾十公里之外的山巒，有時他也會騎車去遠處的海邊。
為了出版一本國內無法出版的書，慕容在出版社的建議下匆匆趕赴澳洲。這本揭露武漢疫情真相的《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英文版終於3月份在澳洲出版。
慕容有些慶幸離開了中國。「至少在幾年之內，我覺得我要寫很多我以前沒有想過的、甚至不敢想的中國題材的作品，這也算是一個暫時離開中國的作家為我的故國所負的一點責任。但是這樣的工作我如果是留在國內，恐怕是無法做的。」
擁抱自由
慕容並不覺得自己這趟出國是在潤，有機會他還是想回去，但他和潤的實踐者一樣，都正在或是想要擁抱他們心目中的自由。相比於中國改開之前物質匱乏年代的逃港者，這一代潤的實踐者有著鮮明的自由理想。
黎冰說，自由就是每個人能夠按自己的意願，有尊嚴地活著，哪怕只想做一個普通人。黎冰曾經遊歷多方，並且很早就確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做一個有趣的普通人，包括潤去日本也是在實踐這種理想。
黎冰有自己的人格理想，他提到日本作家吉田修一小說里的人物橫道世之介，「他實際是非常普通的一個日本年輕人。只要接觸過橫道世之介的人事後都會感嘆，我認識世之介這樣的朋友三生有幸，這樣的人會像一盞燈一樣，會像一顆火種一樣，始終溫暖著周圍的人。」
但黎冰認為，在當今的中國，他很難做一個自由的普通人，「我作為普通人，如果我不離開中國，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四個字，叫『逆來順受』。如果我不想逆來順受，我們在推特上、Youtube上都看到了，絕大多數國內敢於公開表達的人，就會受到政治、人權、宗教等等方面的迫害。」
談到上海的生活，孟先生也用了「逆來順受」這四個字，「如果你沒有任何想法，你只求逆來順受，只要活著就好的話，上海生活不困難，包括封城期間也不困難。關鍵就是你對生存的訴求有哪一些？」
孟先生三十多年前大學一畢業就出國了，所以他對自由特別在意。多年經商也讓他對自由有非常明確的定義，「在我來說，自由就是法律沒有限制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特別重要的是，如果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了，甚至受到國家暴力機器的不公正對待，你有地方說理。」
準備在美國打短工的令狐昌冰則說，「我說的自由就是，不去影響到別人的情況下，我想幹嘛就去幹嘛。」令狐已經摸清了加州當地裝修工的工資，一天的底價是150美元起跳。這讓他覺得在美國只要努力就可以有一個體面的生活。
2022年6月21日，北京街頭，一名男子在三輪車後座上吃飯。（法新社）
「你從哪裡來？」
在潤的路上，所有人似乎都騎在令狐那樣的摩托上，前方冉冉升起的是他們想像中的自由世界，車輪下漸漸隱去的則是帶著諸般怨念的故國。但如何面對故國，這似乎並不是他們能輕易擺脫的問題。
令狐說，他不喜歡別人問他是哪裡人，而喜歡別人問他是從哪裡來？因為他厭惡稱自己是「中國人」，「你叫我中國人，等於是變相讓我去站隊。......我本身是不喜歡去站隊的，因為中國政府不是選出來的嘛，實際上中國只有一個政黨共產黨，你叫我中國人，就等於說我是共產黨員。」
而「你從哪裡來？」這個問題，對令狐則只意味著你是在哪裡出生、哪裡成長。令狐所講的似乎只是微妙的差別，卻也包含著人生選擇的決絕。而這種決絕並不鮮見。
前文提到的Y先生和家人移民日本已經三年。他說中國是故國，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但他不想談論中國，「我不能完全說她不好，也不能完全說她好，但是她對於我來講，太沉重，太複雜，我完全不想面對她了。」
Y先生甚至不想讓年幼的孩子學中文，因為他不知道該如何給孩子解釋中國的歷史，解釋諸如文化大革命、大饑荒等等事情。他說他沒有所謂的鄉愁，「沒有，絕對沒有，唯一的理解，最誠實的就是身體記憶，就是我想吃好吃的，就是從小到大吃過的東西我很是想念。比如，現在日本，我會經常去吃中餐館，吃中國料理。」
與他年齡相近的黎冰似乎更為灑脫，他說自己有可能改成日本姓名，他會去日本學一門手藝，做一個普通的鐘表匠人。他還會停用微信，轉而用Line，就像大多數日本年輕人那樣，這是為了完成精神移民。
談到中國時，黎冰說，「我跟祖國或中國的關係，我只會把它理解為我的過去；當別人不主動問起的時候，我不會主動提及。」
「我究竟是誰？」
從小沐浴著全球化烈風長大的中國青年人，或許早已在心目中重塑了自己與祖國的關係。他們率真而直接給出的答案似乎在潤的命運來臨之前就已做好了準備。
人到中年的慕容雪村則似乎對鄉愁更加執著，他隨口就提及他從未去過的洛陽，以及徐州夏丕城的張良墓，「我這一生都會非常關心中國的事情，但如果（待在海外的）時間越來越長，那我要以什麼身份自處，以什麼身份立足，這是要長期考慮的問題。」
慕容顯得有些猶疑，他說在海外生活，自己可能會遭遇「我究竟是誰」的問題。如果一生都回不去的話，他更傾向於做一個世界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