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深圳的抗疫燈光秀打出了這樣幾個字——保綠碼，搞錢錢。但對於很多中小企業主來說，搞錢正變得越來越難。
疫情之後，這種物質層面上的難，正在轉變為精神上的難。一個顯著現象是，深圳唯一的一家三級甲等的精神疾病專科醫院「康寧醫院」里，多出了許多中小企業主的身影。醫院成立已42年，其精神心理科下，設立了睡眠障礙、焦慮障礙、抑鬱障礙等門診，正好與這些前來醫院尋求幫助的企業主們的症狀相呼應——焦慮、抑鬱、睡不著。
他們搭乘過時代的「電梯」。從農村出身一無所有，在過去的十數年的幾波造富浪潮中一躍成為企業的管理者，進入富裕階層。今年2月深圳統計數據顯示，中小企業數量超過250萬家，占全市企業總量的99%以上。毫無疑問，他們是深圳經濟的微血管，更是活力之源。
在深圳，精神疾病已經成為它的常見病之一。40年來，深圳常住人口從31萬增長至1343.8萬人，增長42倍。同期，北上廣人口增長只在1-2.5倍之間。在康寧醫院的一次調查中，發現深圳市居民各類精神疾病加權終身患病率已經達到了21.87%。而疫情放大了這種壓力。
王永軍，現任深圳市康寧醫院臨床精神病研究室主任。他今年50歲，博士畢業於首都醫科大學，也是清華大學博士後。同時，他也是一位新深圳市民。他既享受深圳的開放、包容，也感受到競爭帶來的壓力。最近，他接診了許多焦慮的老闆們。
以下是深圳康寧醫院王永軍的講述——
返貧焦慮
近兩年，來找我看焦慮的企業主越來越多，普遍都只有三四十歲。最近的患者里，有一位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他是很典型的一代深圳「移民」，40歲，人很內向、有涵養。經過十多年奮鬥，積累了今天的財富，已經擁有了一家上市公司。
通過進一步溝通，發現他是典型的焦慮症，產生了一些軀體不適。和人聊天的時候聲音都帶著細顫，止不住發抖；坐下來不停換腿，不能長期保持同一個姿勢。他也主訴自己時時刻刻處在不能控制的擔憂之中。
理智上他知道這些工作和生活中的細節不會出太大紕漏，但還是控制不住自己，整天擔心。這種難以控制的莫名擔憂引發的坐立不安、肌肉顫抖，最後影響病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情況，在醫學上叫「浮游性焦慮」，是廣泛性焦慮障礙的其中一種表現。
而引發他焦慮的直接事件，是家人突然生病和公司長期的營運壓力。
我記得還有一個焦慮比較嚴重的男性患者，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
他50歲，潮汕人，整個家族都是做生意的，做進出口貿易。因為疫情、國際貿易的原因，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他一坐下來就嘆氣，跟我說：「每個月公司財務赤字太厲害了。」
找到我的時候，這個患者整個人面容憔悴，滿頭大汗，兩個黑眼圈非常明顯。他一坐下就開始摳手指，說話的時候手和腿都在發抖。他主訴自己已經三四個月不能睡覺，靠每天吃3-4片氯硝西泮才能勉強維持睡眠、控制自己的焦慮情緒。
氯硝西泮有一定的鎮靜作用，他晚上剛吃完的時候，斷斷續續勉強睡一小會兒。到了白天就會精神倦怠，打不起精神做事，渾身乏力。來看我，是因為受到焦慮困擾，情緒低落，悲觀絕望，他基本上無法正常應對工作，生意上的事情只能全部交給其他人處理。
他情緒極不穩定，煩躁易怒。狀態好的時候，他精力旺盛、愛好社交、講話滔滔不絕，對生意和生活會產生很多想法和計劃，除了這些之外，患者還會變得易怒，到後期情緒失控的時候會對老婆使用暴力。狀態差的時候，一段時間情緒變得極度抑鬱，無所事事，所有的想法和計劃都執行不下去，也不願意去做。
判斷一個患者是否是焦慮症至少有四個要件，首先要看他是否與軀體疾病有關，很多種軀體疾病早期可以是焦慮，其次有沒有具體的生活應激事件引發焦慮，第三評估患者的人格和性格基礎，第四確定焦慮對其社會功能的影響。
一般情況下，焦慮的患者不需要住院，回家按時服藥就可以。但如果是性格缺陷明顯、焦慮嚴重的患者，社會功能受損嚴重就需要住院。
▲ 圖 / 視覺中國
越來越大的門診量
從2020年疫情開始之後，我明顯感覺到康寧醫院的門診量越來越大。
即使是很貴的特需號，仍然是供不應求。每周二下午，正常情況下是預約5個病人，疫情之後，基本上每次都要加號，最多一次，我一個下午加了五六個患者。
整個醫院每天門診量每天都超過2000，睡眠、焦慮、抑鬱這三個科室的專家號都很難掛，放出去很快就全掛完了。調查顯示，幾年時間，康寧醫院的門診量翻倍。
大大小小的企業主、創業者普遍處於焦慮狀態。很多老闆就診的時候會有秘書陪同。他們不僅有自己賺錢的壓力，還負擔著很多家庭的生計。
不過，他們不避諱來康寧看病，一方面是這些企業主相對來說經濟基礎比較好、世面見得多，敢於面對自己患病的事實；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生活事件引發的焦慮，對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了不得不治療的地步。
同時，重病患者也比較多。從今年開始，住院病人數量就沒有低於1600人。實際上正常情況下，坪山區和羅湖區總共開放床位只有1330個。
我的科室理論上可以同時接收55個病人住院，但最多的時候住到了71個。康寧作為深圳唯一一個三級甲等精神衛生的專科醫院，不可以拒收需要住院的病人。只能在病房裡加床，把雙人房加成三人間、三人間加成四人間。在加床的情況下，康寧醫院平均患者住院天數只有28天，北京同類醫院超過30天，其他內陸省份超過50天。
即便是這樣，深圳精神衛生領域的醫療資源依然緊缺，精神專科的床位遠遠不夠。
深圳市精神病患病率21.87%。1982年到現在40年的時間，全國精神疾病的終身患病率不斷增加，1982年終身患病率是1.3%，2002年是13.2%，2015年16.6%，2020年底就超過了21%，從現有數據看，深圳市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在全國較高。
深圳的精神障礙防控也是全國最優秀的。如果我們判斷病人有傷人、自傷的傾向，且家屬不同意入院接受治療，我們就會在病歷系統里會標註這個病人是高危個體，那麼患者所居住社區轄區的派出所民警和社工也會同步收到信息，他們定期會對病患做電話隨訪。
▲ 40年來，深圳常住人口增長了42倍。圖 / 視覺中國
為什麼是深圳？
北京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高，我平時走出門能看見老年人在公園裡散步、在社區里健身，跟幾個朋友跳舞，讓人覺得生活很舒適。在深圳我從來沒看過這樣的畫面，清一色是打了雞血的年輕人。
世界上本來沒有深圳，他們來了，才有深圳。深圳本地人只有30萬，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而且都是年輕人。《深圳市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齡只有32.5歲，是最年輕的城市。
他們來到深圳都是為了奮鬥、為了賺錢，所以深圳才能在這麼短時間裡人均GDP增長300倍。這背後就意味著深圳人的生活節奏非常快，拿我們醫護舉例，如果住在南山區，到坪山的通勤時間，和一個住在北京市通州區到市內上班的人是一樣的。這種生活節奏，對年輕人的身體素質和精神狀況是很大的考驗。
而焦慮很多時候是因為比較產生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同齡人之間無所不在的競爭就是年輕人焦慮的根源之一。今年第一季度深圳月平均收入9000元，那些每月賺五六千元的年輕人就會感受很大壓力。
▲ 漫長的通勤時間，是奮鬥的一部分。圖 / 視覺中國
比如2020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接診過一個年輕人。陝西的小伙子，只有二十來歲，因為和同事產生了肢體衝突，對方報警之後才被送到康寧來。
我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患有重度焦慮，情緒非常不穩定。他跟我交談過程中對我不信任，總是抬頭看監控器，認為我和警察是一夥的，肯定不會向著他。而且覺得周圍很多人要害他，上司也看不起他，揚言出了醫院就要報復他們。
仔細詢問才知道他老家在農村，全家5口人就靠他一個人賺錢。他一個月工資也就四五千元，他自己要生活，還得給老家的父母寄錢。同時從小也缺乏親人的關心，住院了都聯繫不上他父母。他一直不知道怎麼排解自己的情緒，遇到挫折就會把其他人和事往最壞處想——每個人都要害他，最後形成惡性循環，被大家集體孤立。
甚至成年人自身競爭的壓力會傳遞給未成年人。最近經常有媽媽帶著孩子來門診找我，覺得孩子精神狀態不好，情緒不穩定：一天到晚玩手機、打遊戲，就是不好好學習；或者不服從學校管束，對任課老師、班主任乃至家長都有強烈對抗情緒。好多家長和孩子的溝通方式存在問題，焦慮程度比孩子還嚴重，家長的焦慮得不到緩解，孩子的問題很難解決。
很多控制欲過強的家長，喜歡數落孩子——你這樣想不對、那樣做也不對，沒有一件事讓他們滿意。家長們完全不知道，這些指責最後會內化為未成年人思考問題的方式。
有一個女孩高中期間因為出現幻覺，被其他醫生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到我面前的時候戴著巨大的黑色鴨舌帽，不斷自我貶低，認為自己顴骨很高、長得難看，平時走在大街上，很多人總是議論她的長相，對她指指點點，監控器也是為了監視她設置的。
仔細問診之後，我發現她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不允許自己犯錯、不能存在任何瑕疵。她患病前學習成績很好，有反覆檢查和自我反省的習慣。結合家庭教育進行綜合評估，我確定這個女孩患有精神病性強迫症。
深圳移民
我自己也是深圳「移民」，2018年才來到康寧醫院。
精神心理專業有一種神秘感。投入其中，就會發現人的精神、心理狀況非常複雜，需要綜合判斷，需要不斷把最新的研究應用到臨床實踐中去；其次，精神專業需要醫生具備其他領域的知識，要把觀察能力、社會閱歷、專業知識融合進患者的診療中。所以我覺得自己確實更喜歡精神專業。
目前我團隊裡的醫生清一色都是90後，精神面貌很好，也好學。我的博士後比我還拼命，有時候凌晨2點給他發微信，他都是秒回，說明他也在學習和工作。當然，康寧醫生的收入肯定也是全國精神專科醫院最高的，績效考核科學合理，一個研究生每月的收入都有一萬塊錢，比北京、上海多了不少。
我之前總跟學生說，做精神科醫生要有耐心、愛心，這不是唱高調，這是基本要求。很多人以為精神疾病患者無法對正常人形成共情，這是不對的。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心裡也清楚誰關心他們、誰對他們好。
▲ 圖 / 視覺中國
有一次，一個40歲的男性患者發病，產生了幻聽妄想，感覺樓上的人在監視自己、故意罵自己。他家住7樓，病發的時候衝出家門，打開樓道的窗戶坐在上面準備往下跳。患者的父母當時都已經80歲了，報警勸說了30分鐘，患者仍然不願意下來。
在最絕望的時候，患者母親想起我，打開電話免持，患者聽到是我的聲音，情緒很快就平靜了很多，我說你趕緊打個車來醫院找我，我跟你聊聊。他聽見我喊他名字，立刻就下來，自己搭計程車來醫院找我住院。
我從1998年開始工作到現在，24年從來未挨過病人打。有一次，一個剛剛住院的病人想要攻擊我，但旁邊的病人看到後，第一時間就把病人抱住了。兩次都是我的病人衝上來保護我。我為什麼喜歡這個專業，就是因為我的付出，病人能感受到，家屬能感受到，我的醫生們也能感受到。很多因為生病而敏感多疑的患者，即使在發病的時候也願意和我說說心裡話。
事實證明，我來深圳的選擇是對的。當時，我覺得自己還有一些理想沒有實現，想專心致志地做老年精神病的研究，也想把自己的團隊打造成國內一流的團隊。我在深圳這4年的科研成果遠超之前10年的總和。
痊癒和康復
不論是面對軀體疾病，還是精神疾病，醫生都要承受很大壓力。每個病人都愁眉苦臉的，不會有人快快樂樂地來醫院看病。但這些負面的事物不會對我產生影響，我會享受自己為患者解決問題後的愉悅，享受自己給患者帶來新生的成功，我調適自己的方法就是規律地鍛鍊和靈活的角色轉變。
我對患者的建議也是這樣，儘量尋找自己精神的支撐點，不去反覆咀嚼自己的不快。
精神疾病也是可以被治療的。
比如，那個患有「典型焦慮症」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目前正在恢復中。
之前他看過幾個醫生，給他開了蘿拉西泮。這種起效快的中樞系統抑制劑，能夠暫時把焦慮壓下去，但問題也明顯——患者既容易形成藥物依賴、又容易產生抗藥性，最後患者服用藥物的劑量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選擇了一個不易依賴的抗抑鬱藥。目前他恢復得比我預期中好很多。現在他飲食起居和工作都維持正常。
另一個患有重度焦慮、情緒非常不穩定的年輕人，症狀也在緩解。他最後在康寧住院調整了一個多月。而那個戴著巨大的黑色鴨舌帽、不斷自我貶低的女生，在使用抗抑鬱藥物治療後，病情也得到了緩解，在我看來，這也與家長教育方式有關。
為什麼會有人對電子遊戲上癮，喜歡手機？因為他們在一個遊戲空間裡得到快樂、短暫尋找到自我。這時候家長要做的不是指責，而是反思為什麼家庭沒有成為孩子現實中休息的港灣。
▲ 圖 / 視覺中國
當然，也有預後不好的病例。一個52歲的女性患者，一家三口關係很好，她本人說話答非所問、顛三倒四，還看著我傻笑，之前在其他醫院一直被當成精神病治療。
經過檢查我診斷是額顳葉痴呆。這個病的預後非常糟糕，儘管患者起病時間很短，我們也及時干預，但住院半年之後，她就不認識女兒了，一年以後就癱瘓在床。最後只能出院做維持性的治療。
最後需要提醒人們的一點——如果經過自我調試，失眠、焦慮、情緒低落等情況，持續一周仍然沒有改善，就應該考慮來醫院就診。醫生會幫助患者快速判斷，並決定現階段應該進行心理諮詢、回家服藥還是住院治療。
要記住，承認自己的情緒和精神狀態存在問題，是戰勝它最重要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