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香港《爭鳴》雜誌（2009年9月號）上撰文，提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中中國知識精英、民主精英在運動中的道德與人格問題。我曾指出，儘管在絕大多數的場合，道德的淪喪和人格的扭曲是因為中共政治迫害的殘酷，後人實在不應當在個人的層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為歷史真相的一部分，我們則應當直面醜陋和恥辱，以悲天憫人的態度進行理性的研究。限於篇幅和心情（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實在是他們的歷史恥辱），那篇兩千多字的小文就沒有進一步展開。但是最近收到國內許醫農大姐轉來的在國內流傳的有關宋慶齡在反右中不同意中共做法的「出色表現」的文章，才知道歷史真相已被扭曲到了何種程度，對這一問題實在有再稍微深談一下的必要。
宋慶齡反對過毛澤東的「反右」嗎？
在大陸網上現在到處流傳著孫中山遺孀宋慶齡在反右期間上書毛澤東「表示十分憂慮」的傳奇。在那篇作者為「何方」的題名為「宋慶齡多次致黨中央信件披露」的文章中說：「1957年宋又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對此，《爭鳴》雜誌在2006年也有過專文報導。
其實，只要看一下宋慶齡在反右期間的公開言論，就不難斷定這完全是宋氏親友在文革後的謊言和貼金之作。1957年6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宋慶齡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的大作。她一開始就指出：「我對有些人所發表的一些謬論，是肯定不能同意的。例如，有些人的批評等於是說我們沒有做好任何事情。從這種見解出發，他們進而提出在各種機構里處於決策地位的共產黨代表和黨委是否有必要的問題。他們說這樣會限制民主，會使得非黨人士有職無權；又說共產黨員們既然不懂技術，就不能領導等等。當然，什麼地方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就應該加以糾正，並且糾正得愈快愈好。但是必須明白，把病人甩掉是不能把病治好的。」對此，宋慶齡的結論是：「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在客觀上、事實上就是要使歷史倒退過去，就是要使資本主義復辟，就是要使我們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和當時同類的中共領導人的反右講話相比，宋慶齡的調門也是最高的之一。
7月13日，她又在《人民日報》上另外一篇文章中大批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她說：「例如，有人倡議『政治設計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於共產黨和由全體人民所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兩種領導機構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寬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歷史事實。同時，反動分子對堅決站在共產黨一邊的非黨人士進行了恐嚇。他們用了匿名威嚇和其他卑鄙的手段。這種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憤慨和憎惡。」非但如此，該文還對民主的基本價值進行了大批判：「這少數人說，我們的國家是有限制的。我要問他們：哪一個國家沒有限制呢？……人們說到民主，也只有兩種：資產階級民主，或是社會主義民主。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正如同沒有『第三種勢力』一樣。政權不是握在資本家的手裡，就是握在工人的手裡。這少數人所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嗎？如果是，他們就是要求在中國使資本主義復辟。」
1957年9月9日，宋慶齡作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在中國婦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辭。本來，這只是一次應景的演說，宋慶齡完全可以不和反右運動掛鈎。但是在她僅768字的致辭中，竟用了314個字來歌頌毛澤東領導的反右運動。她指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企圖推翻黨的領導，企圖讓資本主義復辟，也就是企圖把不久之前才擺脫掉的、帶了幾千年的枷鎖重新加在婦女們的身上。」她繼而號召全國婦女：「我們必須克服溫情主義，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右派；必須堅決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這裡中間路線是沒有的！」（見1957年9月10日《人民日報》）——在宋慶齡所有公開言行中，我們非但看不到她對反右一絲一毫的「不理解」；相反，她的理解水平遠遠超過中共的大多數高級幹部。她對右派分子的大批判作用，更是成千上萬的中共的高級幹部所無法企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