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章伯鈞看到前面計劃失敗了，於是在七月初在農工民主黨內又說：「羅說，開會你來我就來，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他在人大發言中又說：「羅隆基不斷地向我表示，你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章伯鈞妄圖以此證明章羅有勾結，有聯盟。其實這又完全是憑空捏造的謊言。我有生以來還沒有這般重視過章伯鈞其人，也絕對不會向他說這樣卑屈盲從，十分無恥的話。事實上民盟許多次會，章伯鈞託故取巧不來，我不止召集了會，而且主持了會。我怎能說開會他來我就來。章伯鈞許多狂妄發言和荒謬主張，我經常反對並且批評。我怎肯向他說：「你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這只是章伯鈞自欺而不能欺人的謠言。章伯鈞這種謊言，適足以證明我同他沒有勾結，沒有聯盟。
丙，章伯鈞說：「從思想聯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聯盟。再變為政治上的聯盟」，這更是章伯鈞飾虛行詐的言詞。章伯鈞對民盟工作專斷獨行，堅持己見，這是幾個副主席都知道的。例如一九五六年我同史良、高崇民以及郭則沉等人都主張把文教委員會分為教育、科學、文藝等委員會，章伯鈞在副主席商談時聲色懼厲地反對，結果三個副主席多數服從少數。又例如人大常委會補選民盟缺額問題，章伯鈞不經協商，專斷獨行，向統戰部提出華羅庚，我同高崇民反對，他向我以辭職相要協，要我讓步，這就是他取得工作一致的方法。又例如結束民盟檢查工作問題，我一再勸他趕早進行，並勸他約張雲川、汪世玉、范仆齋等人個別談話，章在副主席會商時，大發雷霆，主張開除並懲辦張雲川、范仆齋，並且認為這是我在團結宗派進行倒章，這又是他取得工作致的辦法。這些事正說明我同章伯鈞不止工作上不是一致，感情上亦不融洽。不過為著民盟工作順利，我同史、高兩位經常讓他而已。章伯鈞在交代時卻造謠說：「去年民盟檢查工作，羅隆基在我出國期間把它處理掉，這是他包庇我」。事實上檢查工作事到今天尚未處理，我又何嘗包庇過他。章伯鈞為達到在盟內為所欲為的目的，常揚言說，某事總理指示如何如何，某事李維漢部長同意如何如何，假傳意旨，騙取幾位副主席的工作一致，這是他經常玩弄的手段，這還能說我同他從工作一致進到了政治聯盟嗎？
丁，章伯鈞自己承認「對知識分子有野心，沒有同羅隆基談過。」（見《人民日報》七月四日）既沒有同我談過，又怎能說形成了聯盟呢？他一年來經常請一大批大知識分子吃飯談天，以宣傳他的政治主張，這完全是他個人一方面私自籠絡勾結的行為。他說：「我想通過羅隆基影響知識分子」「我就請羅的朋友馬哲民、彭迪先、沈志遠、潘大逵吃飯談天。」這一批人都是民盟的中常委中委，章伯鈞要籠絡勾結這一批人絕對不必通過我，事實上他不止沒有通過我，並且從來不約我參加他的談話。他請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吃飯談天，還經常背地裡在談話中批評我，做挑撥離間工作。這是他同我從工作一致進到政治聯盟嗎？
戊，章伯鈞從做了政協副主席以後，得意忘形，驕傲自滿，發表肆無忌憚的言論，提出荒謬狂妄的主張。這是盟內眾所周知，亦為我公所痛惡的事情。他狂妄地主張民主黨派要發展幾百萬人，我對高崇民和盟內外許多人都批評過。他狂妄地主張「兩院制」，要把政協變為參議院，我向葉篤義和政協外賓招待委員會以及國際問題組組長批評過，認為此與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精神不相符合，並囑咐不可對外賓提出此種錯誤意見。我對章伯鈞的政治主張有這許多反對的意見，我們還怎能成為政治聯盟。
衡老，章伯鈞的為人，我公素所深知。……而我對他一些荒謬政治主張如「民主黨派幾百萬人」，如「兩院制」、如「政治設計院」、如「資本主義國家有絕對自由」等等都不同意，我何至同他勾結而形成為政治聯盟。兩個人沒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見解，政治聯盟又從何談起？這個問題我在「我的初步交代補充材料」中說得很多，此外不再重複。
我堅決不承認有所謂的「章羅聯盟」，我是根據事實和我的良心說的，我絕對不是企圖推卸責任，洗刷罪過……
我同章伯鈞的認識，亦有了將近二十年的歷史。我同他在性格上，在作風上，特別是在政治主張和政治活動上，分歧太多太大，我們不可能形成所謂的聯盟，兩年來亦絕對沒有勾結形成聯盟的事實。兩年來由於我接受了盟內許多負責同志的勸告，在盟務上同章伯鈞比較合作，但我同盟內許多負責同志亦一般都是合作。合作的目的是為著加強盟的團結，做好盟的工作，不是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
倘我公今天就肯定「章羅聯盟」實有其事，並指所謂的「聯盟」為「全國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最高司令部」使我受見疑之辜，遭無驗之告，罪責既過分加重，冤案必失當造成，我固長此銜冤飲恨，此亦仁者所不取也。我公忠厚長者，愛人以德，必肯查清事實，追究真象，明辯是非，主持公道，實為殷切之望。區區真誠之懷，不敢因顧嫌而不暢陳所見，肺腑之言，幸祈諒察。
三年來我絕對沒有了什麼宗派團體。三年來我沒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動，我沒有寫信或托任何人帶口信給盟內外任何人指示盟務或其他政治活動。這都是鐵一般的事實。因此，我不止沒有同章伯鈞有任何勾結，亦沒有同盟內外任何人有什麼勾結。◆◆
反右高潮過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這批在中國大名鼎鼎的「著名民主人士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一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在會上通過了給毛的效忠書。李濟深和沈鈞儒還在《開會詞》中作出了肉麻的保證：「我們決心把民主黨派成員的千顆心，萬顆心，聯成一顆心，把這顆心獻給黨，獻給人民，獻給社會主義！……我們請黨、請毛主席、請全國人民作我們的監誓人，隨時考驗我們的忠誠和決心」。這是第一次由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的名義在天安門廣場上開的效忠會，比後來文革中紅衛兵的效忠會差不多要早了8-9年！
這裡我要重申的是：這些另類的黨（民主黨派）政領導人在反右中的講話、指示和重要報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級首長還遠要疾言厲色、極左激烈。無疑，這些講話等等給後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認識、思考和定位中國所謂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歷史記錄。
一場可悲可嘆的右派之間的混戰
自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到「反右」到「文革」，毛澤東和中共整肅知識分子的一貫策略是挑動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先是利用「左翼」整「右翼」；然後再利用「極左翼」整「左翼」。甚至也可能最後利用「右翼」倒過來整「極左翼」……如此循環不已，在不斷地革革過命的人的命的混戰一場中取得毛和中共的絕對權威和統治地位。可悲可嘆的是：被整的右派們很少有人能在當時看穿毛澤東的權謀。相反，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從一開始就陷入互噬互咬的混戰中，結果被中共分而治之，兩敗俱傷。對毛澤東和中共一手操縱的「混戰一場」的戰略部署，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至今還鮮有真識。
著名翻譯家傅雷被打成右派的經過很能說明問題。傅雷是《文匯報》總編徐鑄成的好友，也是該報的社外編委。1957年夏《文匯報》被毛澤東點名批判，傅雷竟也投入在報上公開揭發徐鑄成的行列，發表了好幾篇文章。尤其是7月6日發表在《文匯報》的「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一文，以便為自己和徐共同商量的辦報方針等開脫，一邊把徐鑄成說成是「是有陰謀的，有集團的，以民間報紙花色繁多為名，遂行他辦成一張反社會主義報紙的策略，為資產階級復辟打先鋒。」這一做法自然引起徐的反噬，他在7月10日的長篇檢查「我的反黨罪行」中交代了「同傅雷密商許多問題」，並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說：「反右派鬥爭擦亮了我的眼睛，我要質問傅雷，你怎麼這樣了解陸詒等的情況，你這樣關心文匯報的大鳴大放，究竟為什麼？你究竟和陸詒等右派分子是什麼關係？」結果可想而知：徐鑄成當然打成了右派，傅雷在1958年初的「右派補課」中也沒有逃脫，並因此埋下了他文革中自殺身亡的契機。
這類的悲劇不僅僅發生在傅雷一人身上，後來成為著名民主人士的王若望先生也是一例。王無疑是上海黨內和雜文界數一數二的大右派，但是他卻在反右中也非常賣力地批判過其他雜文作者的「右派言論」。1957年6月18日，上海外語學院法語教授徐仲年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為「烏『晝』啼」的雜文，批評了中共的報喜不報憂、把廣大愛國知識分子說成是「帶坑臭」的荒謬。令人吃驚的是：發表過更多更厲害的這一類「右派」雜文的王若望先生，竟然在3天後的《文匯報》上發表雜文「『帶坑臭』——駁徐仲年」，開篇就聲色俱厲地指責：「近讀徐仲年之『烏晝啼』，對共產黨人咬牙切齒之情，溢於言表。作為右派分子的一面鏡子，這篇文章還有一讀的價值。」當然，這並沒有能挽救王若望不久就被打成上海雜文界頭號大右派的命運。
無獨有偶，雜文家徐懋庸打成右派的經過也是一個發人深省的例子。剛解放時徐曾任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和副校長，因為一些極左的做法和程千帆等著名教授鬧得很不愉快，結果離開了武大。反右中程千帆因為鳴放而被劃為右派分子，徐覺得非常開心。在他的感覺中，當年他在武漢大學的作為，就是今天反右派鬥爭的彩排，他就是被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弄下台的黨員幹部。這時他已經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了，還是未能忘懷舊事，就寫了雜文「大學裡的右派」，說武漢大學的右派分子如程千帆等人，早在1953年就搞「右派的大學」運動，在整風中大鳴大放，以「民主戰士」的姿態出現，結果是那個黨員幹部（即徐）下台了（7月24日《大公報》）。徐懋庸寫這篇文章，只起了聊以泄憤的作用，為自己翻案的目的卻沒有達到。程千帆攻擊黨員，攻擊歷次運動，攻擊人事工作，當然要劃右派；而徐懋庸鬧翻案，就是對上級黨委的處分不服，同樣是反對黨的領導，結果同樣劃成了右派。真如古人《剃頭歌》所唱的：「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這一點甚至在後來在廬山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元帥也有過令人唏噓不已的例子。當年南京軍事學院一位中尉助理員王文昌，署名「少校政委」，給《八一》雜誌投去一信，反映其老家山東農村的生活狀況，有類似梁漱溟此前的「九天九地」之言論，結果被彭德懷定為「毒箭」，人也被查了出來，劃為右派。不料未及數年，廬山之上的彭德懷元帥也被打成「右派海瑞」了！
近年來，本人有幸受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的委託主編《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1957-）》（將在2010年春出版），閱讀了近千萬字的原始史料，發現了無數上述令人悲嘆扼腕的事例。我想：我們無法、也不應當否認中國知識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軟弱性和種種先天不足。以史為鑑，聯想到今天海內外民主運動中仍然廣泛存在著的「窩裡鬥」的現象，不難想到其實這也是毛澤東和中共破壞民主運動的老手法而已。不過令人欣慰的是：對比1957年中國那些知識精英、民主精英的表現，應當公正地說：今天海內外民主人士的表現還是要好得多，將來也一定會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