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間竟想起范醫生，這一晃，已經是好幾年以前的往事了。
有那麼一段，德國的電視，廣播，報紙，網絡，四處說的都是日本。日本的地震，日本的海嘯，日本核電站的爆炸，等等，等等。教堂周日的彌撒，國會大廳的爭辯，都要先向日本那些那時尚未統計完畢的自然災害的亡靈們默哀。那個原本遙遠的國度，悠忽一下近在眼前了。和日本人很有幾分相似的德國人紛紛詢問自己，那個井井有條的國度，那個冷靜而有韌性的民族，還能在那片觸目驚心的廢墟上重建家園嗎？
我就是在那段時間裡突然間想起范醫生的。
閉上眼，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張久違的，方方正正的國字臉，一副白框眼鏡後毫不掩飾的直視的目光，一副猛獸般健壯的身板。
那是我四十多年前的一個同事，也是我這輩子唯一一個近距離打過交道的日本人。
一直到我和他同事了七年之後離開那家醫院，我都沒搞清楚他究竟叫什麼，只和大家一起語焉不詳地管他叫范醫生。記得我曾嘗試著問過，掛號室的潘爹爹說，他叫什麼一丁點也不重要。因為他的這個范姓根本就是他自己選的。潘爹爹搖頭晃腦地說，民以食為天，范者，飯也。沒想到坐在潘爹爹隔壁，西藥房小窗口邊的定師傅卻並不同意。定師傅拖著長聲，像模像樣地喊道，「犯婦回明，其刑可免！」那是《三堂會審》中的句子。那是說，范醫生那姓，是黨和人民隨手寫的。范者，犯也，哈！
四十多年前，我被分到一家小醫院工作。本來坐著的黨支部姜書記，看了看我的「材料」之後站起來，竟和我握了握手。我立即感到了黨和人民的溫暖，激動起來。果然，姜書記相當和藹地管我叫小汪同志，歡迎我，並說我院廣大革命群眾因我的到來又增加了一份力量。這讓我不免受寵若驚。那之前的一段漫長時期，因為父親巨大且驚人的罪名和豐富多彩的罪行，我一直老老實實地認為自己本當屬於小「牛鬼蛇神」。我肅然起敬地聽著黨支部書記介紹醫院「階級鬥爭」的各類「新動向」，心花怒放地得知，這家小醫院的「階級敵人」們，竟會比「人民群眾」還多，哈！
幾個月後，我開始在護理部獨自一人上夜班。沒過多久，就碰上了范醫生。碰上他，我一丁點也不緊張，范醫生並沒有犯任何值得「黨和人民」激動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不過是數目相當龐大的那一群階級敵人中普普通通的一員罷了。
且不說，在沒碰上范醫生之前，我已經和他的那些階級敵人同事們混得很熟，享受過好多次和階級敵人們一起上夜班的那無比幸福的時光。
比如歷史反革命胡醫生，每逢夜班就把全家老少帶到醫院來，無償地給大家做清潔。把注射室門前那條無比骯髒的走廊，幾乎和一邊站著的那隻無比骯髒的痰盂同等骯髒的候診椅，甚至牆上搖搖晃晃的那盞骯髒的燈，全都弄得乾乾淨淨。我興高采烈地欣賞著階級敵人及其家屬們全心全意地為我服務，心情當然好極了。我之所以敢說他們實際上是在為我一人服務，是因為那難得的乾淨最多也只能持續一夜。第二天白天一到，一切都會轉瞬即髒。而享受那個乾乾淨淨的晚上，實際也就是我一人。
回想起來，那個胡醫生長得完全沒法和范醫生相比，像是一隻沒熟透就被人強行扭摘下來的苦瓜。我幾乎就從未見過那人笑。現在回想，那當然是事出有因。我要是他，恐怕也沒法笑。因為後來當上了革命大批判的「理論骨幹」，我看過全院所有階級敵人們的「材料」。胡醫生不幸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被他同村的父老鄉親們民主選舉成保長，據說如果是甲長就沒事。而保長，按照「公安六條」，剛剛允許被劃為歷史反革命。
那人本來有個很文質彬彬的名，叫胡敬修，「革命」中卻被勒令改為胡反修。孩子們的名字也都被改得熱血沸騰，慷慨激昂。一個好像叫胡反帝，另一個好像叫胡防修，哈！堪稱整個是一片胡來！
再比如歷史反革命陳醫生，那個老人就更讓我難以忘懷了。
陳醫生本是國民黨部隊裡的軍醫。童年時我跟著哥哥看電影，老聽電影裡說，人民解放軍說優待俘虜。後來認識了陳醫生才知道，現實把電影甩了幾條街。更讓人憤憤不平的是，陳醫生當年在戰場上殺人如麻的那位頂頭上司，卻早被特赦，據說還養得白白胖胖的，不時地在「前排就坐」，甚至偶爾運氣來了，還能上讓草民們激動不已的城樓上「揮揮手」。
回想起來，陳醫生真的是對我特別好。
頭一次和陳醫生上夜班，他跑到注射室來看了看我，說，真是個聰明的小丫頭，這麼快就一個人上班了。隨後，陳醫生讓我到樓上去睡。有急診也不用下來，他可以全部幫我處理。這一類「無組織無紀律」的「壞人壞事」，我當然不敢隨便去做，但心中還是存了一份深深的謝意。
過了沒多久，陳醫生問我屬什麼。我說屬小龍，陳醫生一下子更激動了。原來，他老人家有一個和我一模一樣大的女兒。只不過，攤上一個歷史反革命的父親，那女兒已經在農村呆了好幾年，毫無回城的希望。閒來聊天，我絕對不敢跟陳醫生聊他女兒，一聊，他會在診斷桌邊老淚縱橫。
我們醫院門前的這條中山大道，本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為紀念孫中山修建的。最開始，老漢口的市民們，也沒覺得這條路修得怎麼好。等到三十多年之後在蘇聯老大哥幫助下平行地修了另一條解放大道，老一代的市民們這才開始珍惜這條中山大道。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中山大道的堅固，真是百倍於解放大道。我每天上班，就是一個騎著自行車從解放大道穿過雙洞門和友誼路前往中山大道的過程。解放大道的路面，不是此處破了，就是彼處裂了。嚴重的情況下某處甚至會突然坍塌一塊。而在中山大道上，我幾乎就沒看見過修路的。
中山大道從我們醫院所在的六渡橋，向東行走大約五公里，是所有的漢口風味小吃的發源之地和集散之地。
夜班交班前的一清早，陳醫生照例會出去幫我買早點。每次不重樣，還堅決不要我的錢。其實我去那家醫院時，中山大道昔日的優雅繁華早就被鋪天蓋地的紅海洋搞得蹤跡全無了。但那卻難不倒陳醫生，他不光是老漢口，還熟知大大小小的陋巷深處各類舌尖上的秘密。我吃過譚元記的名廚私下專為陳醫生調製的牛肉粉，也吃過早在五十年代就被公私合營吞噬了的食素珠的兒媳為陳醫生專烤的蟹殼黃，哈！
有一年冬天，醫院門前的馬路上結滿了冰。我囑咐陳醫生不要出去。如果要出去，一定在鞋上纏上白繃帶防滑。他老人家卻覺得纏白繃帶不吉利，當然部分也源於他自信自己當過多年兵。陳醫生還是堅持穿著普通棉鞋出去。結果在文具店門前終於摔了一跤，滑出去好幾米。早點摔了一地不說，還把自己的白工作服弄髒了。幸好醫院門前那一整條街上賣早點的，幾乎全都是陳醫生的病人，個個都認識他。主動又送來了兩份。
很多年之後我進了大學。每每看到珞珈山上學生食堂做出的那些飯菜我就會忍不住絕望地回想跟陳醫生一起吃過的那些可愛的早點。武漢大學炊事員特有的工作方式不僅對學生是侮辱，更玷污了武漢那座城市數百萬食不厭精的普通市民。但凡學生會因為伙食科的不良行徑而號召大家罷課，我這個政治上萬分落後的分子總是頭一個舉雙手贊成。
好幾年之後，我和陳醫生已經很熟悉，快粉碎「四人幫」了，陳醫生才終於「重新回到黨和人民的懷抱」。他那個和我一般大的女兒也成了我們醫院的職工。陳醫生身高一米八五以上，那女兒也有一米七。這對父女，無論容貌還是身材，絕對在中國人中是良種。那女兒天生金嗓子，清澈見底，還無師自通。唱戲曲，唱山歌，遠遠高於那個年代老百姓們能有幸欣賞到的專業水平。全院政治學習的時候，人們常常旁若無人地鼾聲四起。革委會主任一聲怒吼，陳醫生的女兒就會站上台為大家表演。人們於是紛紛甦醒，歌聲落去便會揚起一片「雷鳴般」的掌聲。大家可千萬不要小看我們醫院那些人們的審美趣味，他們可個個都是見過世面的。武漢所有知名的娛樂機構，不管是話劇院、歌舞劇院，還是漢劇院、京劇院、楚劇院、越劇院，離著我們醫院都只有一箭之遙。
只可惜，陳醫生和女兒同事不過一年就去世了。他在診斷桌邊和病人說著話，突然間就平平靜靜地倒下了。我幾乎和他女兒同等地難過傷心，甚至還幫他守了靈。火化之前，我握了握陳醫生那隻冰涼的手。我發現，他右手中指的一側，還帶著純藍墨水的痕跡。那真的是一點也不摻假的「以身殉職」呀！
還是回過頭來說范醫生吧。現在回想起來，這個范醫生和他的那些中國同夥們，還真是有些不一樣。
論說，在范醫生面前，我的心情本應更舒暢才對。別的什麼種類的「階級敵人」總還有個盼頭，盼著黨和人民不定什麼時候會做點「平反」或「改正」一類的「好人好事」。但范醫生卻是絕無出頭之日的。他不僅是「階級敵人」，還是「民族敵人」，他是一名「戰犯」。
但那范醫生，卻從沒主動做過任何好人好事。既沒幫醫院的黨和人民做過清潔，也沒幫我買過早點。甚至電影裡常常出現的，日本人那種點頭哈腰式的客氣，我在范醫生身上都沒見過。
范醫生的中文說得很好，寫得也很好。發音清楚，用詞準確，字跡更是端端正正，一絲不苟（當然，從語調上，你還是不難聽出來，他是在說外語。後來上大學，我和大學同學G君剛一認識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現在回想，主要是她寫的那筆方方正正的「墨寶」，讓我一下想起了范醫生）。在醫院的那一大群階級敵人中，范醫生算是我自己主動地去認識的，原因當然是好奇。
但我的主動並沒有讓我更熟悉他，因為他基本不講他自己。就是我問他，他也不講。
比如我問，你是日本哪兒的人。他就說，我說了你也不知道。這話回答得很邏輯，一點不錯。那個年代，我們的生活既封閉又無趣。你就別指望在我們那所破醫院裡會發現一張世界地圖，就更別提日本地圖了。現在回想，我在那所醫院裡甚至連一張中國地圖都沒見過。范醫生有多大歲數我同樣不知道。我沒問過，他也沒說過。我只能猜測，他既是抗日戰爭中派到中國來作戰計程車兵，應該是1915至1920年間出生的。
只有一點，范醫生沒有隱瞞，那就是他的學歷。
我問他，你是日本哪所醫學院畢業的。他笑了，伸出大拇指說，我知道，你的爸爸媽媽，這個！然後伸出最小的手指指著自己說，我是這個！我這才知道，范醫生根本不算什么正經軍醫，不過是個小小衛生員而已。幾年之後，我在院黨支部和院革委會的親切培養下也當上了「醫生」。范醫生甚至跟我開過玩笑。他說，你上的那個七二一「大學」，上了一年多，比我長。我當年上衛生員的培訓班，只上了七個月，哈！
范醫生雖然從不幫我買早點，但跟著他，我蹭著吃過不少他自己帶來，也是他自己親手所做的宵夜。那些宵夜，全都是魚，而且全都是他自己釣的魚。最開始，我只是好奇地看著他吃。他遞給我一雙比我通常用的要細小的筷子，那意思是讓我跟他一起吃。我沒敢吃，因為所有的魚都是生的。那個年代，雖然像注射公雞血，生喝雞蛋清一類的療法層出不窮，但隨隨便便地去吃根本沒烹飪過的生魚的中國人畢竟不多。
沒有急診的時候，范醫生便向我展示他的漁具。我這才知道，范醫生是一個釣魚專家，他對魚類的熟悉絕對超過他對人類的了解。釣魚幾乎是范醫生下班之後的全部生活，他對那個年代漢口近郊所有水域中的魚類都了如指掌。他幾乎天天釣魚，而且百發百中。
范醫生做好的那些生魚，說真的，比我們中國人弄熟了的那些魚們賞心悅目多了。它們被加工得既乾淨也美觀，脊柱和大刺被剔掉，然後整整齊齊地排列在飯盒裡。因為有蔥姜醋酒和許多我叫不上名的佐料，那些生魚一點也不腥，反倒香噴噴的。
後來終於有一天，我決定勇敢起來。我閉著眼，搛起一小塊生魚，小心翼翼地放進嘴裡。沒想到，味道真的鮮美極了。我暗暗觀察了自己一天，並沒有出現腹瀉一類的「中毒」症狀。那之後，我開始放心大膽地跟著這個日本老頭一起吃生魚。
要知道，我的家鄉武漢，雖稱得上是魚米之鄉。但那個年代，無論哪種魚，都是要魚票的。
不過我一直到今天也沒明白，日本人吃生魚的這類飲食習慣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因為很顯然，這一習慣肯定不是從中國人那裡繼承的。
范醫生動手的本領高強，從他那裡，我學到過許許多多極為實用的知識。
我們那家小醫院。離著武漢那座城市最大的那幾所醫院都不遠。到武漢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和武漢市第一醫院都只有兩站汽車路。也因此，大部分庸醫們夜班時都極懶，碰上什麼急診都不願自己動手。總是嚇唬一下病人就直接吩咐他們轉院。
但范醫生不，他碰上什麼事都喜歡自己處理，包括孕婦分娩。
記得我頭一次碰到喝敵敵畏自殺的急診，就是和范醫生一起上夜班的時候。范醫生先考我，問我該怎麼處理。我趕緊急用先學地在腦海中搜尋了一下不久前剛剛背過的搶救知識。我說，有機磷中毒……注射阿托品，三千毫升2%的碳酸氫鈉溶液洗胃。范醫生高興地表揚了我一下，讓我趕快著手。阿托品倒容易，掰開小玻璃瓶注射就行了。但三千毫升2%的碳酸氫鈉溶液怎麼辦？我抱著碳酸氫鈉的瓶子四下看。我們那個急診室，既無量杯，又無天秤。
看著我呆頭呆腦地抱著一隻瓶子不知如何是好，范醫生很生氣。他上前奪走我手中的瓶子，讓我把診斷床下面的一隻大搪瓷臉盆洗一下。然後。范醫生用碳酸氫鈉的那個瓶子蓋做容器，倒了那麼三下，倒在臉盆里。我不知所措地往那臉盆里加水，范醫生用手指指著中間的一個地方，讓我加到彼處即停。然後我們開始給病人洗胃。
等到所有急診病人都被徹底乾淨全部處理完之後，我開始盤問范醫生。我說，你剛才讓我配的，那是2%的碳酸氫鈉溶液三千毫升？當然，范醫生說。你怎麼知道放進去的碳酸氫鈉有多少克？你又怎麼知道那隻臉盆能裝多少毫升水？
這一下，這個戰犯兼老牌階級敵人得意地笑了。他說，碳酸氫鈉的瓶蓋，裝滿正好是二十克。然後又用腳踢了踢我已經放回診斷床下的臉盆說，這個盆裝滿，大概六千五百毫升。我們用的是大約半盆。
我手頭沒有任何測量工具，只好半信半疑地拿一張處方箋先記下來。
第二天下夜班，我專門跑到醫院後面的製劑室去量了量，稱了稱。碳酸氫鈉的瓶蓋裝滿，准準確確是二十克。那隻臉盆裝滿水，六千四百五十毫升。
這一下，我真是服了這個日本老幫子了，哈！
那時父親還沒有退休，還在三線工作。父親回武漢休息時我跟他說，我認識了一個日本人。
父親對日本、日本人、日語，極為熟悉。這是一個我至今都沒搞明白的現象。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父親擁有一系列豐富多彩的罪名。比如，國民黨的殘渣餘孽、老牌歷史反革命、罪大惡極的青紅幫頭目、雙手沾滿新四軍鮮血的劊子手、漏網大右派。所有這些罪名，我後來一一詢問過父親，父親也一一向我解釋過。所有工軍宣隊列出來的父親的罪名中，唯一只有日本特務這一條，父親從未向我解釋過，我也就完全無法寫。工宣隊指揮長宣稱，父親曾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去過日本，而且是和他的弟弟一起去的，卻從未向黨和人民老實交代。
父親倒確確實實有一個弟弟，但這個弟弟卻在出生之後被立即過繼給父親無子的六伯父（我自己的祖父行八）。這個弟弟也因此便從父親的胞弟變成父親的堂弟。這個變化後來對我們一家人產生過巨大得無與倫比的正面影響。因為這個從我們兄妹本來的親叔父（社會關係）而變成的堂叔父（非社會關係）的人，在1957年後因為三重罪名，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曾參加新四軍，之後卻又擅自離開革命隊伍）和壞分子（對同專業的蘇聯專家冷嘲熱諷）而被關進監獄，後來不久就在獄中不明不白地去世了。軍宣隊的邏輯很簡單，去日本如果不是幹革命那就是干反革命。換句話說，如果父親不能證明自己去日本是去幹革命，那他就是日本特務。
無論我怎麼追問，父親都拒絕向我做任何解釋，他是否以及為何去日本。包括日本特務在內的，父親所有的罪名，一年之後全都不了了之。父親解放了，去了三線，我們全家人當然皆大歡喜。但我的內心深處卻並不覺得黨和人民在日本問題上是存心誣陷父親。因為我很早就發現，父親懂日語，而且一點不比英語差。我上小學的時候，父親和母親曾奉命學俄語。母親喜歡用俄英和英俄的字典。而父親卻寧肯用日俄和俄日的字典。
我對父親說，那個日本老頭竟知道臉盆能裝六千五百毫升水，瓶蓋子能裝二十克碳酸氫鈉。父親卻一丁點也不奇怪。父親說，這是日本軍隊衛生兵的基本訓練，不信你還可以考考他別的日常容器的容量。
後來有一次我上夜班又碰上范醫生。我指著他裝生魚片的飯盒問，這個飯盒多少毫升？范醫生看了一眼說，七百五十毫升。
那天晚上，我的桌上還放著一個雪梨膏的瓶子。
那個年代，白糖是緊俏物資，每家每戶憑戶口本每月只能買一斤。而所謂雪梨膏，就是碭山梨加冰糖和川貝蒸熟過濾而成。所以雪梨膏一問世就成了我們那家小醫院的「高幹用藥」。我們醫院除了黨支部書記和革委會主任之外，第三個能隨便開到雪梨膏的人就是我。我是一名嚴重的支氣管哮喘病患者，雪梨膏的主要功效就是宣肺理氣。
有一段，同事們爭相巴結我，主要是為了雪梨膏。不光是為了那甜糊糊的糖漿，甚至還包括那隻瓶子。大家用五顏六色的塑料絲，為那隻瓶子編織一隻美麗的套子。這樣倒進開水就不會燙手。
我指著雪梨膏的瓶子還沒問，范醫生就說，二百五十毫升。為了「驗明正身」，我立即把雪梨膏的瓶子和范醫生的飯盒拿到水池邊試了試。一點也沒救，三瓶水正好裝滿那隻飯盒。
范醫生的臉上布滿了頑皮的笑容，他說，你別考我了。我告訴你吧，你腳上那隻套鞋能裝多少毫升水我都知道，哈！
說真的，一直到今天，范醫生教我的一些實用性的知識，還在不斷地施惠於我。
我的公司是加工天然腸衣的，州檢疫局的獸醫們會定期到我們車間和庫房來檢查。每個洗手的水池邊按規定要放一瓶70~75%的酒精用於消毒手。因為腸衣不等於香腸，消毒不那麼嚴格。所用的酒精允許不用醫藥純，可以用普通工業純。這樣，我們只需要把通常95%的燃燒酒精稀釋到70~75%就行。
頭一次稀釋時我問丈夫，要把95%的酒精稀釋成70~75%，怎麼稀釋。他說，那我得算一下。
哈！我當時就笑了。我說，日本軍隊一個小衛生員都知道的事，你這個生物學的大博士還要算？我告訴你吧！四十年前我就知道怎麼稀釋。取任何一隻容器，95%的酒精加到大約四分之三處，然後加飲用水，差不多加滿，就是70~75%的消毒酒精了。
丈夫想了半天才認為，誤差確實不大，哈！
而這個方法，就是當年范醫生教我的。
我離開那家醫院時，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同事們相當熱烈地歡送了我。我收到能差不多裝滿半個抽屜的大大小小各種不同的日記本。就是我後半輩子天天記日記也用不完。但我的那些階級敵人同事們卻一個個無動於衷。一位我昔日護理部的同事，表揚我考上大學是「雞窩裡飛出金鳳凰」。我正得意，沒想到一個階級敵人竟不滿地嘀咕，「難道我們都是雞？」
那時我自己已經是「醫生」，已經沒法再享受和范醫生一起上夜班的幸福時光了。我不甘心地看了看值班本，專門趁范醫生夜班的時候去了一趟醫院。
除了告個別，我私下還想最後嘗嘗他釣的生魚。
沒想到，那個夜班極忙。那正是春初流感最猖獗的時候，候診室坐滿病人。我剛把頭探進內兒科，范醫生就急促地向我揮了揮手，讓我離開。「快走，快走！你沒戴口罩，都是一些流感高燒的，不要把你搞病了！」
我就這樣慌慌張張地離開了那個我奉獻了我一生最寶貴的七年花樣年華的地方，再也沒有見到過那個，我其實一丁點也不了解，但卻永遠難以忘懷的日本老人。
2014年9月寫並改於德國不萊梅
2020年9月疫情中於德國慕尼黑酒店
2022-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