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手機相冊，徐長卿挑出7張照片，紀念他剛剛裸辭的、在民航的第一份工作。
第1張照片，是他已經註銷的3張工作證件，那曾是他作為航空安全員上崗的憑證。
另外5張照片勾勒了一名標準民航空乘刻在肌肉里的工作記憶：一次次天還沒亮就整裝待發趕早航班，日常拖著飛行箱等候在機坪道口趕早高峰，早已數不清次數的延誤進場，一趟趟天快亮時伴著昏黃的燈光下夜班，還有他吃膩了的機組餐。
最後畫面定格在他的在職時長：1860天——5年又34天。
徐長卿用這7張照片製成一個視頻，來表達自己對空乘這份工作的感情，配樂的歌詞唱道：其實我不灑脫只是裝英雄，那麼愛你怎可能一滴淚沒有？
他用自己的聲音錄了2遍「走啦」作為畫外音，第一遍聽來灑脫，第二遍語帶不舍。
6月10日，這是27歲的上海人徐長卿在海航Y8航的最後一天，他辭了職，為自己在這家航司的工作劃上了句點。
疫情是最直接的衝擊。一批民航人和徐長卿一樣，選擇了辭職，離開藍天和民航。而相比海航的徐長卿，海外航空公司的民航人遭受疫情的影響更大，也更提前。
徐長卿在海航的在職時長@徐長卿✈️
鄭倩就是一個例子。早在2021年9月，23歲的山東姑娘鄭倩，就從柬埔寨的瀾湄航空辭職了。在這之前，她有接近半年的時間因為航班大量停飛回國休假。
空姐、空少、空保（即航空安全員），這些原本光鮮體面欲爭先的工作，如今卻前所未有地有更多人從這座圍城裡出走。
出走，靠的不是勇氣，是權衡、掙扎、取捨和規劃，他們的故事也不止於：為何出走？更關乎：走了以後呢？
1走了！走了。
徐長卿把3份證件執照交到人力手中，下一秒，他的民航人身份信息就要被註銷。
「你確定嗎？」對方問他。
問第一遍，他很肯定；問第二遍，他猶豫了；問第三遍，他沉默了。
這3份證件執照陪了他1860天，無論他飛到哪裡，都要帶著：那張安全員執照，他總是放在飛行箱的暗袋裡；有了紅色工牌，他得以進出航司大樓；每一次執飛，他都要刷那張空勤登機證。
徐長卿離職前上交並註銷的工作證件和執照
註銷，意味著他在這裡5年的工作將不再有任何痕跡了。
「有沒有可能我再堅持一下？」一個念頭在他頭腦里閃過，但下一秒，理智占了上風，他堅定了辭職的選擇——我確定。
辭職，徐長卿想了很久，這個念頭最早在2018年時閃現。
那時海航遇到了金融危機，連續幾個月發不出工資，他第一次意識到，對這份工作，除了一腔熱情，別的他什麼都沒有。即便如此，他還是和海航一起堅持了下來。
但疫情劇烈衝擊著民航，這裡成了公認的「特困行業」，民航人的日子不好過。
空乘和飛行員的底薪很低，收入主要靠飛行小時費，民航局要求的每月飛行時長上限是110小時。
疫情前，徐長卿一個月能飛80-90個小時，到手的月收入穩過萬，這比他在其他行業的很多同齡朋友都高。
但疫情期間，他一個月只能飛三四班、20多個小時，他的月收入腰斬到只剩5-6千元；上海因疫情封控的3個月裡，他的月收入又降到了2千多。可2020年中，他才在上海換了房，背上了月供7千元的房貸。
3月份，徐長卿只累積到3小時飛行時間
兩個聲音拉扯著徐長卿：一個讓他走，一個喊他留。
飛5年了，丟掉它實在可惜，這份工作，他已經熟能生巧，「哪怕給我一個徒弟，我都能帶，就是閉著眼睛，我都能做完這一趟流程」。拋開這一切，他心有不甘。
他又是早幾批招進公司的「元老」，好些一起執飛的乘務長，他看著晉升上來，彼此關係融洽、配合默契。離開舒適圈，他心有不舍。
比起當下收不抵支的現實，徐長卿在意的還有對自己的規劃。
飛行是一碗青春飯，徐長卿沒打算在天上飛到退休。疫情前，他借著飛航班的機會尋找開店創業的機會，用日夜飛行攢下的積蓄和朋友合資，想把新鮮吃食玩意搬到上海來。
徐長卿在一次航班上的工作間隙，因為想吃火鍋「畫餅充飢」
但疫情打破了這個計劃，他的積蓄讓縮水的收入、房貸和生活費掏空了。
徐長卿更意識到，疫情前自己的高收入起點或許遮蔽了行業的衰頹之勢。
「10年裡，很多行業工資都在慢慢地往上調，很多崗位能達到月入過萬，但民航業的薪酬原地踏步，沒有再上去。」他說。
當了12年空乘的現乘務長鄒真真也印證了徐長卿的觀感，她注意到自己的領導、國企里的中層，月工資也就2萬多，「天花板就這麼多」。
剛入行時，帶她的70後老師告訴她，在其他行業月工資還是以「百」為單位的時候，她的老師已經跨入「幾千」行列了，那時，成都的房價最高才每平方米1千多元。
在她看來，航司數量大爆發之後，空乘的紅利期也過了，這個職業已經跌落神壇，變成一份要求高、又辛苦、且普通的服務行業。
2細思量
對徐長卿來說，即便這份辛苦錢曾經掙得還算體面，但疫情結束遙遙無期，他等不起了。
封控期間，賦閒在家的2個月裡，徐長卿過得窘迫。
物資最緊張的時候，家裡只有一袋米，他托人買幾包榨菜弄點雞蛋就米飯吃，早上再把米飯加水煮成粥，後來又托人買了面，米麵交替著吃。
和朋友聊天時，聽到他們說收到公司送來的物資、接到慰問電話，徐長卿心裡不是滋味，開始反思公司這兩年的管理和員工關懷。
航班大量減少、工作和收入銳減的日子裡，公司以增加績效的名義，號召他們空乘參與地面工作。
徐長卿所在的航空安全員崗位上，公司讓他們協助地面當保全；他有同事被派到行政崗位協助工作，做PPT、整理資料；還要求他們背誦辦公文件、講話精神，休息時間打電話突擊檢查，檢查不合格要扣工資。
徐長卿不理解，民航局規定飛行人員不得參與地面工作，為什麼不讓專業人干專業事？他也看不出參與行政事務、背誦官方文件對提升飛行業務能力有什麼幫助，那些分外之事，為什麼要和本就可憐的工資掛鈎，甚至如果不參加、不合格就覺得你工作不積極，上升到思想作風有問題。
這讓他心裡不舒服、覺得不被尊重而寒心，他告訴南風窗：「我是喜歡飛行才進去的，但因為飛行之外的問題，導致我不喜歡幹這個行業了。」
披星戴月上下班是徐長卿的工作日程
他想過跳槽，但因高成本打消了念頭。他算過帳，重新面試、培訓再試飛，前後大概需要20萬，至少要1年時間，他同樣耗不起。
隔離在家的日子，徐長卿有更多時間思考自己的處境和未來，他意識到2年來，自己習以為常、被動忍受的事情有的「不對勁」「不正常」，他渴望得到理解和安撫：我們已經是疫情之下的受害者了，就不要再往脆弱的心上撒鹽撒雪了。
曾有朋友問他：飛了這麼多年去過哪些國家？當時，徐長卿有些尷尬地回答：「如果我說我沒有出過國門是不是會很丟人？」
從前，他總覺得藍天無限遼闊，但真正飛上去的時候，才發現自己能飛的天空原來這么小。
他問自己：「要一直在這個坑裡面不動了嗎？」
最後決定：「我還是走吧。」
6月10日，上海解除封控後第10天，徐長卿拒絕挽留，辦理了離職手續。
上交證件執照的時候，他獲准帶走證件的外殼，這是他僅有的兩樣實物念想，另一樣是陪他漫天飛的飛行箱，他說把箱子放在了家中衣櫃「一個很好的角落」。
徐長卿和同事們拖著飛行箱下班
走出辦公樓，徐長卿如釋重負，覺得「整個人都輕了好多」。他又想著，好多同事、領導臨走之前是不是要再去見一面，卻又擔心影響他們工作。
更讓徐長卿覺得遺憾的是，若是提前知道要離開，他一定會好好珍惜和享受在3月飛的最後一趟航班。關於那趟航班的記憶，如今已變得模糊不清，一切就這樣戛然而止。
徐長卿還是去看了看每次開航前會的地方，去了警具室，因為沒有航班要飛，當時裡頭都沒人，但平時，這裡是他和同事彼此照面、打招呼的地方。
他走的這一天，這裡沒有人和他說「出發了」，也沒有人聽他說「我走了」。
徐長卿唯一有機會告別的是門口的光頭保全，還沒辭職的時候，大叔鼓勵他繼續幹下去，擔心疫情下他不好找工作；但聽他說「辭職了」，這個大叔支持他「你走得對」。
「走了幹啥去？」大叔問他。
「還沒想好。」徐長卿答。
3我懷念的
辭職出走，帶不走的是工作執照，留得住的是回憶。
鄭倩是一個喜歡拍照、熱衷記錄的姑娘，離開之後，她也仔細梳理了在瀾湄航空的痕跡。
培訓期間，為適應全英文的外航工作環境，她在筆電上，紅藍黑三色字跡寫了厚厚滿滿一本英文筆記；第一次單獨占號位、獨立飛行那天，她專門拍了張紀念照，她尤其記得且感謝那位嚴格把關、抽查她100道題的教員；沒回家在天上飛的除夕夜，她們機組都收到了兩位台灣機長的過年紅包。
鄭倩
嚴格來說，2019年入職的她，正式飛行時間只有短短半年，但她和父母說了一百多次「落地啦」，收到了2封來自乘客的表揚信，還拿到了年度優秀員工。
2020年2月15日，鄭倩還執飛了一次特殊任務。
當時日本「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爆發了疫情，多國港口拒絕郵輪靠岸，船上乘客下不了船，在海上漂泊。困頓之時，柬埔寨開放了西哈努克港，瀾湄航空公司負責從西港接送旅客前往中轉機場，幫助千名旅客回家。
鄭倩排上了航班，在前艙服務。
當時她只有口罩護目鏡，沒有防護服，面對遊輪上有潛在感染風險的乘客，她比飛普通的國際航班更緊張，但看到行動不便的老人，她和同事還是上前去攙扶。
疫情期間在國際航班執飛時，鄭倩的防護裝備三件套
登機時，這些在海上遊蕩了2周的乘客，很多人都雙手合十並彎腰對她們說「Thank You」；有的特意學了柬埔寨語中的謝謝，對她們說「噢棍噢棍」，有的甚至用更高級別、對長輩的敬語說「噢棍蹦」（謝謝您）；有乘客眼泛淚花，激動地幾乎要擁抱她們。
當飛機的滾輪最終落在金邊的地面，他們不約而同地歡呼起來，下飛機時，又是一輪情真意切的致謝。
這些時刻讓鄭倩眼睛一酸：「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們讓他們離回家更近了一步」。
徐長卿的動情時刻源於一張紙條和一通電話。
一次跨年航班上，他旁邊坐著個年輕女孩，下飛機前，女孩在他的座位上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你們大家都辛苦了，每天飛來飛去的，祝你們全機組人員2棟2棟（2020）新年快樂，新年平安。
在民航語言習慣里，「0」念作「棟」，女孩用融入他們的方式獻上了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