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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曾任毛澤東秘書的陳伯達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人性•黨性•個性》一文，認為「任何一種人性並不是先天帶來的東西，而是某一種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所以，在階級社會中，人性的問題就是階級性的問題」，換言之，人性中的「愛」是有階級性的。
於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人人相互「揭發」成為常態。做過人民出版社社長的曾彥修回憶：下層整風從查「小廣播」開始，「小廣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間互相傳遞意見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對上層領導有意見，對領導不滿意。這些意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王實味《野百合花》裡面的東西，不過沒有王實味講得那麼尖銳。上面的聽到了，「不得了，雖然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們不是來革命的，他們是反革命的」。這樣，人人要求填小廣播表，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後來發展成所謂「搶救運動」，就是從這個事情幹起來的，青年統統變成了特務。
小廣播表填了之後就「互相批判、揭發、告密」，開始叫作「半條心」。後來一「揭發」，就說你們是兩條心。一連幾個月，日日夜夜都鬥，你就變成國民黨特務了。然後是交代問題，要寫你在延安還有什麼同夥。有些人經不住鬥，就「招」供出來一大批，於是就搞成了一個子虛烏有的特務網。
整風運動後，人們完全停止了互相交往。整個延安分成了幾十塊，都包起來了，互相之間幾年都沒有來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來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