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在陪都重慶，蔣介石每日必讀《大公報》，他的辦公室、客廳和衛生間皆各放一份，以備隨時翻閱。
1941年12月，《大公報》總編王芸生發表了《擁護修明政治案》的社評，揭露外交部長郭泰祺，國難當頭竟以巨額公款購置私人豪宅的黑幕。社評指出：「我們輿論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職。」此文一出，當天蔣介石就罷免了郭泰祺。
甚至，王芸生寫的這篇社評，還涉及一件新聞，披露香港淪陷之際，「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矛頭直指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這篇後來證明是報導失實的新聞，隨後引發了昆明、遵義等地大學生反對孔祥熙的學潮。
文章送審時，檢查機關曾下令「刪扣」，但王芸生無視禁令，將刪除部分照樣見報。在當年抗戰時的重慶，這位《大公報》的主編王芸生，真的是牛上天了。
王芸生，天津人，1901年出生。早年家貧，童年入蒙學館讀舊學，13歲時因無錢繼續念書，乃到天津一家木行學徒。學徒期間，讀書不輟，尤對報紙興趣濃厚，自己也嘗試撰稿，曾在天津《益世報》副刊發表短文《新新年致舊新年書》。由此萌生了做報人的想法。為提升自己，他報名讀了商務印書館辦的英文函授學校，還參加了木行的英文打字班。經過刻苦自學，掌握了文、史、哲等相關知識。
1926年，王芸生經人介紹，加入了國民黨，一度擔任過上海市黨部秘書長。市黨部內共產黨員甚多，受其影響，經博古等人介紹，王芸生又加入了共產黨。1927年春節，發生「四一二」事件，王芸生選擇了退出組織。
1928年5月王芸生受聘於天津永興洋行葉庸方主辦的《商報》，先後任記者和總編輯。他每天寫一篇社論，以其獨特的視角，評說時局，引起關注。其鋒利的文筆受到《大公報》總編張季鸞的賞識，經暗中交談，王芸生受邀辭職，在1929年秋轉入了《大公報》工作。
王芸生進入《大公報》後，負責編輯要聞版。兩年後，發生「九一八」事變，張季鸞提議在報上辟專欄刊登日本侵華史料，以便喚醒國人的救國意識。王芸生被授命編纂《中日關係史資料》，他通過廣泛搜集資料，查閱檔案，潛心研究，僅用了半年時間，便寫成了《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成為中日關係史的權威著作。並從1932年1月起，每日在《大公報》刊登一則中日關係史事，然後在《國聞周報》上連載。王芸生因此而一舉成名，被國民政府外交部聘為條約委員。
這段期間，他還根據國際局勢，發表了不少時評，引起蔣介石關注，兩次邀請他前往講學面談。
1937年11月，日軍占領上海，設立新聞檢查所，要求在租界出版的《大公報》送檢。《大公報》拒絕接受日軍的新聞檢查，在限期到來的前一天，斷然停刊。在停刊號上，王芸生撰寫社評《不投降論》和《暫別上海讀者》兩篇社評，「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贊襄，對同胞無所貢獻，深感慚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唯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隨即，《大公報》遷武漢，辦武漢版。又再遷重慶辦重慶版。此時，張季鸞肺病日重，重要社評多由王芸生執筆。1941年9月，張季鸞病逝，王芸生接任重慶《大公報》總編輯，獨掌《大公報》言論，聲譽日隆。
王芸生的文章之所以受歡迎。是他能以國家為重，堅持《大公報》「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宗旨，始終站在大眾的立場，說人民想說的話。王芸生說：「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
身處國、共兩黨之間的夾縫，他始終堅持獨立的民間立場，不僅不斷地批評當政的國民黨，也對共產黨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評。1945年11月，他發表《質中共》的社評，呼籲和平；《新華日報》第二天就發表《與大公報論國是》的社論，進行嚴厲駁斥。次年4月，他又發表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新華日報》當即針鋒相對，於兩日後發表《可恥的大公報社論》，予以反駁。
因為站在中間立場，《大公報》的社評，也會觸及到國民黨的痛處。1947年，王芸生發表社評「何必防閒學生運動」，遭到《中央日報》點名攻擊，指責《大公報》煽動學潮。1948年7月，《中央日報》發表社評《王芸生之第三查》，公開揚言要發動「三查運動」檢討他；南京《救國日報》更罵他「為匪張目」，站在共產黨一邊。
王芸生立於夾縫之中，深感處境艱難。為避開是非，他去了香港。1949年初，王芸生受邀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經海路前往北平。動身前，他曾專門請人找來《解放日報》，翻看了其中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當時他說：「這就要挨槍子兒啊，那我過去豈不是要挨800個槍子兒？」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北上，因為他太想保住《大公報》這塊牌子了。他不能讓張季鸞傳承下來的這張民間報紙，在自己的手上斷送掉。
他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權的承諾上。曾經，有人要將天津的《大公報》改名為《進步日報》，令王芸生懊喪萬分。而當周恩來告訴他說：「《大公報》不必改名了，你隨軍南下，繼續主持上海的《大公報》。《大公報》還是民間報紙，你們自己經營，我們不來干預。當然，有困難我們還是要幫助的。」這番話讓王芸生精神振奮，增強了留下來的信心，但遺憾的是這個承諾最終沒有兌現。
王芸生面臨的是無情的現實。1940年代末，《大公報》在上海的發行量達到了16萬份，但新政權成立後卻急劇下降，到1952年就只有6.3萬份了，廣告收入減少了60%，帳面虧損達40多億元（舊幣），就連職工的工資也發不出去了。這份在民國時期很有影響力的報紙，在進入新時代後，竟然失去了活力，難以為繼，面臨倒閉。
無奈之下，王芸生寫信向毛澤東求助，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他，並做出指示：「《大公報》北遷天津與《進步日報》合併，仍叫《大公報》，作為全國性報紙，分工報導國際新聞與財經新聞。」
《大公報》過去的特色是文人議政，以時評掛帥，贏得讀者，而現在只能報導國際新聞和財經新聞。王芸生不會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但他很清楚，《大公報》不再是過去的大公報了，它的辦報方針已經改變。
從此，王芸生好像變了一個人。他開始以階級鬥爭的理論為武器，不斷地反省、檢討、自責，並積極參加政協組織的學習以及各種社會活動。即便如此，沉重的歷史包袱仍然使他如履薄冰，戰戰兢兢。
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女兒王芝芙親眼目睹了父親被點名批判的場面。儘管後來被上面保了下來，沒有劃成右派，但王芝芙卻說：「這場鬥爭對父親身心的損害是很大的。他為自己在檢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深感內疚，長時間悶悶不樂而得了糖尿病。」從此以後，王芸生就再也沒有過問《大公報》的事情。
文革中，王芸生躲在衛生間裡，汗淚交織，燒掉了自己40餘年來從未間斷的日記，足足有好幾大箱。他兒子王芝琛回憶說：「汗和淚都有，滴在日記本上。然後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來。」
曾經，有關方面讓王芸生撰寫《大公報》1949年前的歷史，遭王芸生婉拒。來人透露「這是最高層的意思」，王芸生這才違心地寫下了長篇回憶錄《1926年到1949年的舊大公報》。王芝琛後來看了父親寫的回憶錄後說：「簡直是心驚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報頭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
尤其是涉及到對前任總編輯張季鸞的評價。王芸生追悔萬分，從於師於友於兄的角度來說，他都愧對張季鸞。他一直想寫一部張季鸞傳記，多次動了想寫的念頭，卻又多次不得不放棄。像張季鸞這樣的歷史人物，堪稱時代俊傑，他有責任向世人講述一個真實的張季鸞。但如果不能還原，還要再編排一些「帽子」扣在恩師的頭上，「這支筆如何忍心下得？」他曾手裡拿著一張白紙，嘴裡喃喃地說，「寄給他，寄給他，我的白卷……」
晚年，王芸生一再自責，將《大公報》的被毀歸咎於自己。兒子王芝琛反覆開導他說，處在當時背景，即便再有能耐的人只能如此，但王芸生仍然堅持己見，說著說著就淚流滿面了。
參考資料：
1、徐百柯《徹頭徹尾的新聞人》
2、《王芸生的臨終口述》（《文史精華》2005年第9期）
3、高海波《新聞界反右派鬥爭中的王芸生》
4、寧馨兒《40年前的今天，「一不投降，二不受辱」的一代報人王芸生去世》
5、智效民《王芸生與毛澤東》等
2022-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