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春天還沒有過去，正當全國學習張海迪典型如火如荼之時，最開始報導這一典型的新華社記者，發現一些疑點，例如張海迪叄加全國高考的分數，並非她在演說中所講的為四百二十四分。於是他們寫了一份內叄向上匯報。當時團中央第一書記王兆國看到後大發雷霆，竟訓斥新華社那幾位記者，"張海迪是你們發現的典型，團中央正在宣傳，全國反映強烈，你們自己現在又否定，出爾反爾，還背著團中央往中央寄，你們這樣做，是想幹什麼？"不僅如此，他還馬上打了電話給新華社負責人，表示了強烈不滿。但是團中央也曾收到過好幾封從山東寄來的匿名信，揭發張海迪的演講有許多不符事實。團中央儘管不信，但又擔心查無實據、卻事出有因；萬一真有點影子呢？也擔心如果寫信人寄到別的單位，如山東省委，甚至寄到黨中央，上面追問起來，怎麼說？於是就向中央書記處胡啟立和郝建秀作了匯報，後來又向胡耀邦專門請示。
當時張海迪宣傳已進入了熱火朝天的階段，下一步究竟向何處深入，黨中央和團中央均舉棋未定。胡耀邦指示團中央，與山東省委聯合組成調查組，再次仔細深入地核實張海迪的關鍵先進事跡，在全部落實、拿到過硬材料的基礎上，就如何宣傳升級，向黨中央提出請示建議。胡耀邦說"張海迪宣傳要經得起現實的檢驗，還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要像六十年代初期團中央和總政調查雷鋒事跡一樣，板上釘釘，四腳落地。"
團中央遵旨組織了八九人"學習宣傳張海迪調查組"之所以用這個名稱，是擔心這麼一重新調查，肯定會引起基層的議論，以為張海迪這個典型出了什麼"問題"，所以前面冠以"學習宣傳"字樣由王兆國親自掛帥擔任組長，他當時正患腹膜炎住院治療，無法前往，於是由團中央宣傳部剛提拔的副部長江洪和中國青年報記者部主任丁鋼兩位副組長領軍；山東省委也組成七人"學習宣傳張海迪調查組"，達到山東省委濟南、張海迪原來生活工作過的地區和莘縣，進行聯合調查。
這次調查，誰也沒想到會遇到完全預料不到的情況。儘管多數先進事跡得到核實，但也有的事例查無根據。有的身世說法無法證實例如她的高考分數確實未曾達到那麼高，張海迪一九七四年夏天的自殺經過多人有多種說法，甚至對於張海迪童年究竟是否"沒有上過一天學"，也無法找到確鑿的人證、物證、旁證。這都罷了，對調查組宛如晴天霹靂的卻是，查到莘縣縣委事先派人調查的幾份材料，證明被團中央任命為"優秀共青團員"的張海迪，竟然沒有加入共青團的原始記錄！
張海迪在農村那一段時間的團支部書記和委員，除了一兩人嫁到外村之外，仍在村裡的，分別寫證明說未曾在他們擔任團的職務期間負責張海迪入團；張海迪自己介紹的她的兩名入團介紹人，一人遷往外地找不到，另一人寫材料稱並未介紹張海迪入團；張海迪檔案袋中沒有每個團員入團時都應填寫、並經介紹人填寫、團支部書記簽字、上級團委批准的入團志願書，只有一份當張海迪隨父母由十八里舖公社轉到莘縣縣城三年之後，轉移團的關係證明，但公社團委存底的檔案恰恰又沒有轉關係的原始存根。
兩國調查組感到極為棘手，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商討。誰都能估量這一消息傳出去的後果在全國青年學習張海迪白熱化的高潮中，不啻一顆震撼彈，王兆國和胡錦濤等團中央新班子會臉上無光，威信掃地，很有可能被黨中央和元老痛責為"工作粗枝大葉，樹立虛假典型，造成極其重大的不良社會影響"，他們兩位的政治前程說不定都得劃上句號。
到底該怎麼辦？調查組當時爭論激烈，分成了兩派意見。一派主張隱匿不報，只限於調查組成員知道，對外嚴格保密。第二派則認為，紙難包住火，應該向兩個調查組的主管機構團中央和山東省委匯報。山東省委調查組持前一種意見，大概他們久經官場，見多了欺上瞞下的勾當，而且山東省委作為雄踞一方的當地衙門，工農商學兵各個行業都要抓，青年典型宣傳在他們的全局中占不了多大分量；山東省委書記蘇毅然和省長梁步庭又都資格不淺，此事果真要"穿幫"，擔不了多大責任，最多也就是調查組長做個檢討而已。
而團中央調查組中後一種意見更占上風，這麼大規模、這麼高規格地宣傳一個青年典型，在團中央來講就是押上了全部信用，一招不慎，滿盤皆輸。從王兆國、胡錦濤到調查組副組長江洪等都是剛剛提拔、指望著前程似錦的第三梯隊，經不起這種差池。聯合調查人員反覆爭論，最後山東調查組拗不過團中央調查組，勉強同意派代表連夜回京向團中央書記處匯報。聯合調查組負責人要求在匯報中一定要"全面、慎重"一句話，對這一爆炸作情況的嚴重性要設法減弱、消解。
當時王兆國仍在住院，但是對這麼非同小可的事情，胡錦濤絕對不敢自己作主。他主持了書記處會議聽取調查組代表匯報，並立即與王兆國通氣。王與胡都感到這一情況事關重大，權衡利害，還是得硬著頭皮告訴黨中央，否則責任沒人負；但向黨中央匯報得精心推敲說法。正如胡錦濤那位出名的同鄉、近代學術大師胡適所說，歷史是一位百依百順的小姑娘，只看你如何裝扮她了！
經再三推敲口徑後，他們向胡啟立和郝建秀作了匯報，口氣輕描淡寫，也免不了也檢討幾句自己政治上還不大成熟，工作中有了疏忽。對此事則認定為由於當時尚在文革期間，團組織在恢復之中，管理較為混亂，又因時間較久，有關知情人遷居難尋，因此未能找到張海迪入團原始材料；但根據公社團委的記載，應認定為團員。
稍有頭腦的人都會明白，他們的說法經不起推敲說是"文革期間管理混亂"，但別人的檔案資料都在，井井有條呀！說是"知情人難尋"，又沒出中國，真要想找怎麼會找不到？但是這一認定，被胡啟立和郝建秀等中央領導人認可，因為他們也深知如果真要查下去，可真是吃不了兜著走了！這件事，就在從下到上的層層匯報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團中央指派何光暐和宣傳部長魏久明帶著中央的尚方寶劍趕到了山東，莘縣縣委書記當著兩級調查組負責人的面，撕掉並燒掉了那幾份證詞，並由他們安排縣裡官員重新向當事人取證，弄來新的證詞那當然是能夠證明張海迪確實入了團的，至少是不那麼強烈的反證。
這件事，胡錦濤當時是怎麼想的，無由得知。不過至少可以證明他對"事實要服從政治需要"這一條是爛熟於心的。這一次宣傳先進典型，是共青團傳統政治思想工作的華采樂章，也是傳統政治思想工作的完結篇。他們承了上，再也無法啟下；從那以後，再也組織不起來規格如此之高、規模如此之大的先進典型宣傳學習活動了，後來的團中央負責人宋德福、李克強，再也不敢作次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