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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作為中國人,你應該感謝戈巴契夫

我們是他那個選擇的最大受益者。

當地時間2022年8月30日,戈巴契夫心臟停止了跳動,蘇聯最後一代領導人去世了。

可能是因為「戰鬥民族」體質和酗酒的緣故,蘇聯-俄羅斯領導人大多享壽不永,但戈巴契夫卻是個特例,他創造了兩個奇蹟:

第一,2022年他去世時享年91歲——這在斯拉夫男人當中算是超高齡。

第二,1985年他秉政蘇聯時「年僅」54歲——這在後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領導人中,屬於「嬰兒般的年紀」。

是的,上一位蘇聯領導人去世,還是1985年戈巴契夫正式上台前。而當時,蘇聯已經連續4年給三任現任領導人辦了國喪——

1982年,勃列日涅夫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76歲。

1983年,安德羅波夫因感冒引發的化膿去世,享年71歲。

1985年,契爾年科因多種綜合病症並發去世,享年73歲。

連續的領導人去世,並不是當時的蘇聯遭遇了什麼詛咒,而是經歷了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後,蘇聯高層確實已經老齡化到了無人可用的程度。

喜歡講笑話的蘇聯人當時編過一個段子:

「有四十顆牙,四條腿的動物是什麼?——鱷魚

那有四顆牙,四十是條腿的動物又是什麼?——蘇共政治局。」

所以契爾年科在短暫的一年秉政之中,做了一件當時看起來無比正確的決定,他以近乎火箭的速度提拔了「年輕」的戈巴契夫成為其接班人。據說契爾年科曾對身邊人算過一卦,說你看戈巴契夫同志身體這樣好,精力這樣旺盛,一定能為我們祖國服務較長一段時間。

從某種意義上說,契爾年科算對了,戈巴契夫確實身體好,扛到今天,享年91歲。

但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契爾年科又算錯了,他沒算到他的祖國蘇聯居然沒活過戈巴契夫同志,1991年蘇聯就解體了,享年69歲。

蘇聯的身板居然沒扛過戈巴契夫的原因,是因為早於契爾年科撒手人寰時,這個國家的機體已經出現了與這位領導人一樣難以遏制的衰老和「多臟器衰竭」。

1984年,病休前的契爾年科最後一次在大會上作報告時,曾說過一句非常聳人聽聞的話,叫「西方資本主義對我們的總攻已經到來,我們的事業處於危機關頭。」

這話拋去意識形態的色彩,確實所言非虛。

1984年,由勃列日涅夫魯莽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已經進行了五年,且看不到結束的希望。這場戰爭消耗了蘇聯這個紅色巨人大量的資源、資金和年輕人的生命。

且更為關鍵的,它對內導致了蘇聯始終處於一種「戰時經濟」的非正常正常狀態,對外則極度惡化了蘇聯的外交關係,包括中、美、英、法、西德、日本等幾乎所有非蘇聯衛星國的主要國家都表態反對這場入侵。

而即便蘇聯的東歐衛星國內部,關係也在變得空前緊張,波蘭的反對勢力「團結工會」已經日漸形成氣候,東德、匈牙利等國的形勢也不容樂觀的。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家,也僅僅是依賴蘇聯的駐軍和每年巨量的經濟輸血才能夠維持表面的穩定。

換而言之,當時的蘇聯處於全方位的「失血狀態」狀態,無論西方陣營、自己陣營內部、還是蘇聯國內,到處都是需要資源和資金填補的窟窿。而蘇聯的民用工業產品早已落伍,日子靠什麼來過呢?

當時的另一個蘇聯流行笑話是:現在能夠給蘇聯在國際市場上賺取外匯的東西,只有三樣——1、軍火,2、石油,3、電子遊戲「俄羅斯方塊」的版權。

這種局面,你即便找一位政治和經濟都叫得響的雙料改革大師來,也未必能力挽狂瀾,更何況戈巴契夫還根本做不了這樣一個人。

由於過於「年輕」,在當時的蘇聯官場上,戈巴契夫的政治資歷和經驗都非常不足,為了操縱蘇聯這艘巨輪,他像任何年輕船長一樣,不得不用自己一身蠻力,用最大的力量去試圖轉動那已經鏽死的船舵。

然後,「嘎嘣」,勁兒使大了,舵斷了。

這就是所謂的「戈巴契夫激進推動改革、矯枉過正」說法由來——其實戈巴契夫本人之前的主張也不像上台後那般「激進」,他也知道治蘇聯的病要一步步來,但有什麼辦法呢?不把觀點提鮮明一點,已經沒人聽他的了。

當然,後世在復盤這段歷史時,站在給蘇聯續命的角度,可以提出無數不同的「解題思路」。比如,戈巴契夫可不可以不搞鬆綁式的改革?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對內嚴控,對外發動新的戰爭,激化冷戰衝突,以轉移國內矛盾?

這種思路,當然未必是不可行的,畢竟勃列日涅夫時代,畸形躍進的軍工產業已經為蘇聯提供了當時世界上最恐怖的軍事力量,不「化干戈為玉帛」而是「化玉帛為干戈」對蘇聯來說確實屬於「揚長避短」。

但我們要意識到,這種「揚長避短」其實是更要命的飲鴆止渴。

甚至勃列日涅夫晚期對阿富汗草率開戰這個行為本身,其實就是這種「揚長避短」思路的第一次應用——經過70年代的「全面優勢期」,蘇聯的綜合實力在79年時已經隱隱出現了頹勢,阿富汗戰爭正是蘇聯高層覺得「不打這一仗鎮不住小兄弟」的結果。

所以與很多人幻想的不同,如果戈巴契夫再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他只會一錯再錯。

更何況,這種「揚長避短」將更深度的將蘇聯民眾的生活拖入苦難之中。一個普遍存在的認知謬誤是,蘇聯的物資短缺問題,並不是在解體前後才出現的,而是在七十年代末已經顯現端倪,在整個八十年代逐漸加劇。糧食、蔬菜、肉類、肥皂……幾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當時的蘇聯都需要排隊,有的時候還要記帳等待。戈巴契夫是還算清醒的領導人,他看到了蘇聯當時民眾的日子已經過的有多苦,他也知道這種遊戲繼續玩下去,民眾的日子只會越過越苦。

排隊、排隊、排隊……所有的東西都要排隊。

於是他進行了那場「新思維改革」。這場改革,當然是富於爭議的。但我覺得爭議的主要焦點,在於你到底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去看待這個問題:

如果你把自己幻想成一個抽象的、虛構的蘇聯「國家之神」,想像海量的蘇軍可以像遊戲《紅警》裡的動員兵一樣畫個框就直接朝敵人A過去。那戈巴契夫的選擇當然蠢透了。因為蘇聯當時可打的牌,的確還有一些,實在不行還可以拼個魚死網破麼。無論如何,都還沒有到非要打出「GG」的地步。

甚至實在不行,大不了上核彈麼。

可是,如果你站在其他任何一個人、而非「神」的角度去看待這件事——當你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在莫斯科寒風中排隊買麵包的主婦,一個在阿富汗荒野望眼欲穿等待回國計程車兵,一個在柏林圍牆兩側惴惴不安的猜核彈和親人究竟哪個先來的百姓……你會發現,戈巴契夫的選擇也許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不是最壞的。

他至少沒有加劇這個世界的對抗,他給全球那根本以崩的很緊的核大戰之弦鬆了綁,他避免了一個大國在病入膏肓之際與這個世界以一種異常慘烈的方式拼個魚死網破。他也許挽救了無數人本來將消逝的幸福與生命。

尤其是,當你站在我們中國人的立場上去評價這個問題時,你會發現,我們真的應該感謝戈巴契夫。

在上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係惡化以後,蘇聯的軍事威脅,一直是一個我們在發展經濟時甩不掉的包袱。1958年中蘇交惡以前,中國原本已經裁軍至237萬,但是到了66年,不得不增兵超過500萬了。到1974年更是達到了史無前例的670萬。這些軍隊中一半以上是為了防禦蘇聯整個強大而富於攻擊性的北鄰的。中國在高峰時期有上億的人口直接或間接的在為防禦「蘇聯陳兵百萬」而不得不進行國防建設。這幾乎是在重演中國歷史上為防禦北方遊牧民族而進行「備邊」「戍邊」和修築萬里長城。

即便1979年後改革開放開始以後,這個包袱也並沒有完全被甩掉。

但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同步緩和的不僅僅是美蘇關係,更還有中蘇關係。

同年,中國就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百萬大裁軍,大量的青壯年帶著他們那無窮的活力投入到了經濟建設當中,中國的經濟開始加速騰飛了。

而戈巴契夫當政時期東西方關係的急速緩和,乃至冷戰隨蘇聯解體的終結,也給我們中國的發展帶來了空間的巨大機遇與紅利。

冷戰結束了,資本、技術和原材料像洪水衝破閘門一樣開始在全世界流通。

勤勞的中國人發現,只要我們勤勞肯干,我們就可以吸引外資在自己的國家開工設廠,讓人們在工廠里找到工作;

只要我們虛心願學,我們就可以出過留學,上演《北京人在紐約》《上海人在東京》;

只要我們踏實發展,經濟就能一年一個台階的高速增長,老百姓的生活一年一個樣。

而這一切夢幻般繁榮盛世的基底,得益於戈巴契夫任職內中蘇關係、美蘇關係的急速解凍。得益於冷戰的終結。我們中國,我們每個中國人,其實都是冷戰終結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真的很少有人會想想,如果戈巴契夫做另一個選擇呢?

如果他如同某些鍵盤俠YY的一樣,選擇一條路走到黑,拼著蘇聯那最後一點家底,搞個魚死網破,又會怎樣?

世界可還能使今天這般模樣?你可曾還能有今日的工作?今日的收入?今日的生活?

如果戈巴契夫做了那種選擇,無論冷戰持續,還是熱戰來臨,世界、尤其是我們的國家,絕不會有今天這般繁榮的光景。

所以,說一千道一萬,我發現怎樣給戈巴契夫蓋棺定論,這還真是個「立場問題」,正應了如今網際網路上某些人最常說的那兩句話:「你的屁股究竟坐在哪邊?」「你還是不是個中國人?」

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在他執政末期出生,並受惠於他所做的選擇的中國人,我對戈巴契夫先生的死表示悼念。

我相信所有覺得這三十年我們的日子比原來更好、且能想明白事理的中國人,都會對他致以相似的謝意和悼念。

他本可以讓這一切都不存在。

但他,並沒有那樣選。

為此,我們感謝他。

責任編輯: 劉詩雨  來源:海邊的西賽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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