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1566》裡，改稻為桑是重頭戲。嘉靖晚年，財政吃緊，虧空嚴重，朝廷急需開源節流。時任內閣首輔嚴嵩提出這個改稻為桑的策略。他算了筆經濟帳，認為改稻為桑能大幅提高財政收入，又能應付答應洋人的絲綢訂單，是利國利民的好事。嘉靖聽後大喜，同意改稻為桑，同時囑咐不要加稅，以示對百姓的關照。
紙面上看，改稻為桑不僅提高了朝廷收入，還振興了整個織布行業，可大明的事情，壞就壞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層層加碼、不斷變味兒。
首先浙江總督胡宗憲就感到不妥，他認為：此事過於操之過急，如果三年緩改，改稻為桑或可成功。但執行者卻要一年之內就出成果，要一刀切式地改，必定會出大亂子。
果然，負責「改稻為桑」的官員背著「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內大見成效」的包袱，不顧浙江商賈和農戶的實際情況，要求當地作坊一年內織出五十萬匹絲綢。為了快速推行改稻為桑，當地官員不但派人騎著戰馬踐踏秧苗，竟然還毀堤淹田，借天災釀成人禍。
嚴世蕃等人被利益驅動，鋌而走險，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干下毀堤淹田這等傷天害理之事。按照現在的說法，群眾受災、大堤損毀，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損失，一定要嚴肅追責問責的。
首先嘉靖帝是永遠正確的，每一句話都是金口玉言，是不可能錯的，更不可能擔責。批准改稻為桑這樣利國利民的好事，何錯之有。即使了解到因為強推改稻為桑，導致毀堤淹田和基層的實際情況後，仍不改初衷，讓胡宗憲和內閣想個辦法出來。他關心的是大局，不是誰死誰活的問題，淹沒區區兩個縣算什麼，欽定的國策必須要推行下去。
嚴世蕃，這是改稻為桑始作俑者，也是毀堤淹田的罪魁禍首。改稻為桑可以緩解財政壓力，又可趁機大撈特撈，老百姓死活他顧不了那麼多。嘉靖得知內幕而不處分嚴世蕃，很大程度上是投鼠忌器，為了保持權力平衡。處分了嚴世蕃，等於承認了決策失誤，這是嘉靖萬萬不願意看到的。處分嚴世蕃的理由，也不是因為毀堤淹田。
胡宗憲，作為浙直總督和浙江巡撫必須為管轄區域內發生的事情負責，無論是推行國策不力，還是決堤淹田。他識大體、顧大局，明說河道失修，實說毀堤淹田，既保全了嘉靖的顏面，保全了嚴嵩父子，也實現了暫緩推行改稻為桑的目的。雖然毀堤淹田是馬寧遠背著他幹的，但他主動承擔責任，以退為進，被免去浙江巡撫職務。
鄭泌昌和何茂才作為毀堤淹田的高層執行者，之所以強推改稻為桑和毀堤淹田，一是為了從中牟利，也是為了政績驅動。他們的罪過，嘉靖是心知肚明的。不問責他們，是因為還不到倒嚴的時候，更是維護自己的顏面。
杭州知府馬寧遠和淳安、建德兩個知縣是純粹的背鍋俠。他們三人加上躺著中槍的李玄，成了冤大頭、替死鬼。他們是基層幹部，不僅堅決執行了改稻為桑的決策，導致發生群體性事件，需要背鍋；更堅決執行內閣嚴世蕃、浙江布政使鄭泌昌、織造局楊金水毀堤淹田傷天害理的命令，更要背鍋。
他們只是決策部署的執行者，但卻是追責問責最大的受害者。堅決執行上級的命令，有沒有錯？當然沒有錯，因為你是下級，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問責你有沒有錯？肯定沒錯，誰讓你是基層幹部。追責問責哪有追問自己的？古往今來，有誰承認是自己的決策失誤，不都是處理基層幹部嗎。
一個決策不管初衷是多麼美好，出台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各地實際，考慮基層的承受能力和群眾認可程度。否則就是你一廂情願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即使用行政手段強行推進，必然導致勞民傷財、民怨沸騰。況且各級官府在執行決策時，因為政績驅動，一定層層加碼。
如朝廷安排三年完成十萬戶改稻為桑，到了省級鄭泌昌就會說兩年完成十五萬戶，州府高瀚文就是一年完成二十萬戶，縣級王用汲就是半年完成三十萬戶。誰先完成，誰有政績，誰就是先進，就會被評為大明優秀知縣（知府、巡撫），進而實現政治進步。
分配任務後，各級就會成立督導組，月調度、月通報、月考核、月排名，兩次排名末位的約談或免職。最基層的幹部為了避免被約談、被免職，一定想盡各種辦法完成任務，所以有了馬踏青苗事件。這樣層層加碼逼迫下級不出問題才怪。
一個地方出問題，追責問責那裡的地方官，全國各個地方都出問題了，那就要從決策方面找原因了。
以下為中國數字時代編輯摘自網民評論：
寂靜路程：兩千多年了，只見城頭變幻大王旗，內在還是不曾改變。
與你共乘海浪的大臭柴：太陽底下無新事。
Furdanalin：結論，大萌這種計劃經濟體制社會，資本主義萌芽個屁。
江陰人氏：改稻為桑不動搖是吧。
王強毛巾：數字出官，官出數字。但是數字在毛巾廠就不行，毛巾廠不但要看利潤，還要股東的同意。
不一樣的煙火和我們：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為了所謂的面子，最痛恨面子。
ixihong999：改稻為桑是國策！！！我看懂了！
村長Uncle：要算政治帳。
